坚决克服疫情影响 夺取脱贫攻坚全国胜利（2）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中国在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的扶贫政策，1996年也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1996年以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等。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是“开发式扶贫”。在实施的七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研究显示，1993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国家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四阶段，2001-2010年，以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为主要目标的扶贫开发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整村推进”。上一阶段，中央瞄准国家级贫困县开展脱贫攻坚，而这一阶段，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一方面是延续之前的扶贫政策，另一方面是进一步解决村庄范围内的贫困问题。2001年，全国共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策略几经调整，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精准扶贫。过去，一个区域的贫困人口非常多，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整个地区都比较贫困。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这些区域内的大部分地方都富起来了，但个别地方仍比较穷。于是，国家将脱贫的目标瞄准贫困县，在县域内实施贫困治理。经过多年努力，一个贫困县内很多乡镇都富了起来，个别乡镇、村庄还是无法摆脱贫困。后来，国家实行整村推进，又进一步使大部分贫困人口脱贫。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脱贫难度越来越大，国家再次调整了策略，对贫困人口实行建档立卡，扶贫到户。我们看，从地区到县、村，再到户，体现了中国扶贫政策稳步推进、趋向精准的过程。

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而整村推进就是其中的关键举措。对于10年来《纲要》实施的成效，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第三方进行了系统评估。总的来说，我们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从实施情况来看，这一阶段虽然没有“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就是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以往贫困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非贫困人口受益更多，这种情况下怎样更集中地帮扶贫困人口，这是当时的重点。

第五阶段，2011年以来，新的扶贫开发纲要颁布实施和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使我国扶贫政策进入以确保全面小康为主要目标的精准扶贫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就是“两不愁三保障”。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底约为1.28亿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花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当大部分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只剩下最难脱贫的人口，这时候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这一阶段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确保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二、我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就

1978年以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全面小康打下了基础。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现在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多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也就是说小康社会不能再有贫困问题。事实上，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难点，就是农村贫困，且贫困人口数量非常大。对此，党的十八大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核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中国的脱贫攻坚，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我们党和政府都是有规划、有目的地去做，这是很好的做法。

1.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但对于贫困人口的问题，按当时的贫困标准，我们减到3000万就减不动了，此外还出现了“贫困县帽子”越扶越多的问题。我们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就以解决这些问题为重点，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2020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2.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升

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明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开发式扶贫主要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乡村实现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贫困农户的土地生产力；开辟增收渠道，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小型加工业；提高科技水平，在农业生产中引入新技术和新方法等。近年来，我国重点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全面改善了当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比如，云南省政府修通公路，搞旅游开发，吸引大量游客来到深山密林中观光度假，为当地发展带来很大收益。再比如，安顺、毕节或六盘水的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以及北京到内蒙古之间建设的风力发电、太阳能。

我们知道，一些欠发达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发展经济，但并未由“输血”转变成“造血”，仍旧缺乏摆脱贫困的知识和能力，很容易陷入贫困的“泥沼”中无法自拔。而中国通过这样一种开发式扶贫，一方面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帮助农民提高生产能力和水平。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脱贫经验。

3.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过去，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交通不畅，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贵州，自古以来就较为贫困，交通建设滞后。贵州山地居多，修路就要打隧道、架高桥，难度大不说，成本还非常高，相当于平原地区的5-10倍。现在，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把贵州建设成为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贫困村信息化工作是今后组织实施扶贫开发的重点工作之一。推进贫困地区建制村接通符合国家标准的互联网，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差距。到2020年，自然村基本实现通宽带。所以我们看到，前几年对贫困地区的网络、供电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可以实现在网上上课，不受疫情影响。

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前几年，去往一些贫困地区的沿途山路颠颠簸簸，进了村坑坑洼洼，晴天尘土满鞋，雨天道路泥泞，贫困户房子破破烂烂、有的家徒四壁，一些贫困群众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不少孩子没有上学或中途辍学，很多人生病基本靠扛，看了心里确实很沉重。这几年，一些贫困村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道路平坦通畅，新房子一片连着一片，贫困群众吃穿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