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清代朝鲜使者笔下的通州夜市

【2020-08】清代朝鲜使者笔下的通州夜市

作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夜市是商品经济繁盛的产物,是展示城市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窗口。北宋开封、南宋临安以及明清苏州、杭州等地皆有热闹繁华的夜市。由于夜市在古代没有进入经济发展主流,不仅正史之中绝少记载,地方志中也很少涉及。有关夜市的记载,多见于私人笔记,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成为了解当时夜市生活的主要资料。

北京作为明清国家都城所在,不仅正史与地方志中对北京夜市无所着墨,即便是私人撰述的书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等书中也很少涉及。似乎除元宵节等特定节日外,这里鲜有夜市生活。近来翻阅清代朝鲜使者所撰《燕行录》,我们从中发现不少对北京夜市生活的记载,其中通州作为漕运枢纽,是使者进京最后一站,夜市尤为繁盛,相关记载也最为详细。这些文献记载成为了解清代北京通州夜市的宝贵资料。

都会燕京第一州——通州夜市的形成基础

自金代以来,通州因地处运河北端而成为漕运重镇。由于通惠河水源限制,明清时期每年400万石左右的漕粮到达通州以后就要进行转运起卸,分别存储于通州仓和北京仓之中,通州由此成为北京地区最重要的漕运码头和仓储重地。大量南方漕船与民船停泊于运河中,万历年间朝鲜使者金中清在《朝天录》中称:“上下数十里间彩鹢簇流,牙樯插天,商船贾舶又不知其几千。”道光初年朝鲜使者徐有素描绘进京途中所见运河繁盛景象时估算“商船之载货者不止千数”,由于众船相接,“江上便成陆地”,其中以江苏船只居多,来自山东、江西、闽浙、广东、湖广、河南、云南等地的船只也有不少。雍正时期《御制通州石道碑文》记载了运河一带繁华景象:“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逵也。”因此朝鲜使者朴趾源见状,不无感慨:“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

大量漕船与商船的聚集催生了通州活跃的商品经济活动。康熙《通州志》记载,州城之中,日日为市。同业聚集的商业街也大量出现,乾隆《通州志》中记载有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骡马市、南北果市、杂粮市等。城内酒坊、食店则处处有之。牛市大街、旧城四门,新城二门等交通要道更是联坊列肆,弦唱相闻,车马骈集,尤为繁盛,连运河之上也有热闹的商业活动:“又有酒船五六来泊,方开沽,买者云集。”

通州的繁盛景象给途经此地的朝鲜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万历年间,朝鲜使者尹根寿在《通州》一诗中称赞:“繁华从古说通州,粉堞周遭碧水头。此望五云才咫尺,西通三辅此襟喉。”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李喆辅描述“盖通(州)是天下财谷委输处也,繁华佳丽甲于诸处,虽沈阳亦不及焉”。同治时期,朝鲜使者柳厚祚路经通州,描绘城市景象:“入其城,左右市廛饰以黄金,物货之盛,人物之繁,与皇城几为相等。”通州城内美女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半空秋月之面,三春弱柳之腰。”直到光绪初年这一繁盛景象依然延续,光绪二年(1876)朝鲜使者林翰洙见到的通州依旧是“城内家户如栉斯比,楼台市肆金碧眩煌。巷衢逵达,蹄轮阗辚,不啻辽沈之倍”。因此清代通州衙门匾额有“日下冲繁第一州”七字。朝鲜使者姜时永也曾作诗:“都会燕京第一州,万家城郭枕河流。……蔽日帆樯迷翠渚,笼烟杨柳拂红楼。”

千灯照碧 云高楼红——清代通州夜市景观

通州漕运专用码头为石坝码头和土坝码头,其中石坝位于通州城北,是漕粮转运京仓的专用码头;土坝码头位于通州城东门外,是漕粮转入通州仓的专用码头。为避免民船、商船占用漕船码头,朝廷在东关外另辟有民用码头。自土坝码头卸载的漕粮以及民用码头来自南方的商旅、货物均要从通州东门进城,东大街一带由此成为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燕辕日录》记载了一位朝鲜使者在通州城东门附近的见闻:“渡桥而至通州城外,左右廛肆绵亘络绎,牌号杂错,金碧交辉……色色形形,眩煌人目。由瓮城门入……左右廛肆更胜于城外,人众龙匝,车毂相击。”

清代金碧照耀、彻夜不休的通州夜市就位于东大街一带。从朝鲜使者“夜市繁华,自古有名”“通州夜市,自古有名”的说法看,夜市在清代以前已经形成。作为水陆都会,繁华的通州夜市在使者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通州夜市名于天下”“未知成都、广陵比此何如”等记载,将通州夜市与成都、扬州夜市进行对照,可见通州夜市在规模与影响力上早已突破地域的限制,声名远播。同治年间,朝鲜使者柳厚祚在《燕行日记》中,将通州夜市视为与卢沟晓月、玉泉垂虹、金台夕照等燕京八景并列的都城标志性景观。

夜市上交易的商品,包括茶叶、香料、烟草、铁器等,路旁市肆相连,百货摆列,号称物资无所不有。仅卖针的李公针铺就有十余处,“积针与屋齐”,买卖之法,以一万个为单位,朝鲜使者称天下所用针多出于此。酒楼茶肆等服务业也极为热闹,道光年间,朝鲜使者李遇骏诗曰:“轮蹄杂还时无绝,歌吹争喧夜不休。”夜市活动完全突破了时间限制,“悬灯开市,达夜买卖”“往来交易,至晓不绝”。嘉庆年间,朝鲜使者成佑曾在《夜市在通州》中描绘:“角灯红烛市街明,人去人来到五更。”晚清国势日衰,通州夜市繁华程度有所下降,但犹自笙歌彻晓。在夜市照明上,“每夜各铺悬羊角灯数十,照曜如昼”。除羊角灯外,还有五色琉璃灯,秋水、风自影等各类彩灯,随灯色燃烛纱,方者圆者不一,描画山水、楼台、人物、草虫于纱面,对对成双。游人与买卖人也持灯往来。整座夜市呈现出千灯照碧,云高楼红的繁华壮丽景象。

夜市游人不仅来自本地与南方,也有不少海外商旅参与。咸丰初年,朝鲜使者姜长焕在《北辕录》中记载:“夕饭后三行步出廛里观夜市,盖通州夜市素称可观……忽有群胡数百,两两成列,各持彩灯,远近通明如白昼。其后或持旗旙,或击铮鼓,列队随行者又不知其数。”朝鲜使者李始源在《通州次息庵》中也写到了通州夜市万家灯火、华戎交杂的景象:“赵燕筝筑喧迷月,苏浙帆旗细飐风。日暮万灯光烛地,纷纭夜市杂华戎。”

遏云笙曲闹春楼——朝鲜使者的夜市经历

自乾隆至光绪年间,途经通州的诸多朝鲜使者在夜市流连,以亲历者视角描绘了通州夜市的繁盛景象,其中有几位使者的记录尤为细致。

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士龙作为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正月二十八日返程途中在通州留宿,初更时与另外两位使者出游,见当时“店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有卖针者,有买茶者,有击钟诵经者,到处如是,可谓不寂寞”。

两年后,李在学出使北京,也留下了类似的记载:“至开夜市,街巷灯辉,尚如元宵。物资无所不有,而钢铁、佩香之属又胜于他处,故行中多贸去者。”通州及夜市的繁盛与思念故土的愁绪令这位使者百感交集,在《通州》诗中写道:“粉堞萦迴碧潞流,帝畿都会此雄州。帆樯万里通吴越,宝货千车凑蓟幽。耀月澄光开夜市,遏云笙曲闹春楼。前朝物色依依见,杨闸桥头倍客愁。”

道光九年(1829),朝鲜使者姜时永游览通州时记载所见:“此时日已昏黄,路傍市肆栉比,金碧照耀,比沈阳不知几倍。而各铺各店张灯点蜡,一铺所燃,大约为数三十,而都是羊角灯,上下四通明如昼,无微不烛。夜亦交易,肩磨毂击,而绝无喧哗,俗谓通州夜市者,此也。”他对当晚的游玩经历也进行了细致记录:与随从便服出门后,进入一处茶楼,店主煮茶以待,“其味香冽,比他尤倍”。这一茶楼积储的茶叶,“凡天下奇茗异芽无不存焉,可谓充栋汗牛矣”。茶楼上为店主所居,文房四具精洁清雅,座旁有《文文山集》。他“抽阅数板而归”。楼下即茶铺,买茶者“夜亦填门”。整座茶楼雇佣有茶保数十人,“一边称茶,一边纸裹,一边绳封,未有暂暇”。由于生意繁忙,所收铜钱直接放在地上,“收钱于地,贯之以索,积堆如阜”。据他观察“凡夜市之诸肆交易,莫不类此”。

道光三十年(1850),朝鲜使者权时亨在通州有类似经历。他步出通巷,见“各铺各棚个个悬灯,羊角、琉璃、秋水、风自影诸般彩灯,色色照耀,街路如同白昼,愰然如入广陵市也”,周行各铺,“或算钱作贯,或按簿考账,皆有条理”。因为国内宰相点名要杭州烟草,所以一行人到了一处烟草铺中询问有无。“那卖草的答:有,有。出示一包草,其作包法似我国(按:即朝鲜)。西草细切亦如之,其色淡黄而无津气”,他们游玩到深夜方归寓处。

随着近代国势日衰,通州夜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通州先被其锋,元气大伤。战争结束后,朝鲜使者申锡愚再次游历通州夜市,“见夹路左右张灯者十之二三”,今昔对比之下,使者不由生出黍离之悲,“况彻晓笙歌亦不可得闻乎。潞河之舟,通州之灯,今不足为观而犹记之者,记繁华之有时而歇”。光绪十四年(1888)朝鲜使者无名氏所作《燕辕日录》成为通州夜市景象的最后记录。使者在黄昏后游玩夜市,“各廛坊内点着羊角、琉璃诸般灯火光辉,玲珑灿若星影,玩了一回儿因归于寓所”,颇有意兴阑珊之感。1901年清王朝实行停漕改折,终结了延续千年的漕运制度。通州失去了城市发展最关键的支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州夜市也最终随雨打风吹去。

今夕何夕,曾经的通州夜市已随时光的烟云封存在记忆深处。漕运不再,但千年运河之美,依然安静淡然。如今,大运河两岸杨柳成荫,游人如织,夜经济的兴起再次将都市与夜市相结合,让烟火气再抚凡人心。夜风袭来,和家人、朋友漫步运河两岸,当年千帆竞过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令人梦绕魂牵。

(作者简介: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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