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时代背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三个百年大局相互叠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变革。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明显。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并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维持将近四百年，在当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低点，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新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二是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美国对中国遏制逐渐升级，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同美国日趋接近。2019年，中国GDP接近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从历史上看，GDP超过美国60%是一道红线，苏联和日本GDP超过美国60%后，美国都加大了遏制力度，这与追赶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是否“韬光养晦”并无直接关系。同时，2008年以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减速、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更趋明显，民族宗教问题频发，美国还可能选择向外转移矛盾，中国将面临政治、经济、外交、舆论以至于军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

三是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推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范围的扩大，让社会分工更为灵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在全球生产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等突飞猛进，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在信息技术发展上具有独特技术代际跨越和市场规模优势，尤其是在部分新兴领域已经站在了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许多我们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成为现实，使体制机制有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并将加剧全球变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为检验各国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对全球治理带来重要影响。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曾经数次发生席卷全球的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类似于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和金融危机，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都因之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公元1348年至1440年前后，黑死病（鼠疫）席卷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欧洲人口下降近50%，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生产力水平急剧下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值上升，耕地使用范围大大增加，进而促进了欧洲市场化进程，推动了新兴科技的普及，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引发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医学革命等一系列深远变化。1918年的大流感是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疫情，全球约有5亿人（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3）感染，据不同口径统计，死亡人数约2500万人至1亿人，其中美国死亡约68万人。由于大流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结束，因此疫情后的恢复措施同战后经济恢复措施相互叠加，进而推动全球经济重回新一轮繁荣。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除中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防控疫情压力仍然很大，全球存在发生新一轮疫情的可能。有专家表示，在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案出现之前，人类将与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因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今明两年难以消除，甚至将持续至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下降，全球贸易投资等将遭受巨大冲击。同时，疫情也推动全球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布局、全球治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将因疫情影响而加速。

百年发展目标“转段”

从更长期的坐标系看“十四五”，我们正处于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转段”的交汇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将进一步提高发展的主动权，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为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级。全面小康实现后，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龄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人民需求结构全面升级。二孩政策、老龄化导致居民对优质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物质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开放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升。但同时，我国经济的供给侧还不适应人民的新需要。过去一度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和外部市场扩张支撑的增长方式面临拐点，资源和环境约束触及底线，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依赖导致房价过高，过度依赖模仿和技术引进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后劲，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以及公平可及性仍然不高。在40余年的高度压缩式追赶以后，需要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矛盾，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公共服务不足、腐败问题滋生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特定国情和发展阶段下难以避免的，有的则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走的弯路。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持续推进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弥补市场失灵、改善社会公平、优化公共服务，构建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总之，同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相比，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条件、新问题、新任务决定了在新阶段我国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战略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