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界，吴景超是一位著述宏富、学术成就较为突出的学者。在社会学界之外的思想界，吴景超也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
在吴景超这里，时评因学术而厚重，学术因时评而灵动
吴景超是当时在非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较多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参与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系列论争，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等。在这一系列论争中，他的讨论文章都是引起或推动讨论继续深入的媒介。他在当时几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公共舆论平台上的发文量也相当可观，如在《独立评论》发47篇，在《新经济》发69篇。
可以这么说，吴景超的聪明才智一半用在学术探讨上，一半用在引导社会舆论上。当然，这两个方面并非泾渭分明，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社会学根基的社会问题讨论必将流于浅浮。在吴景超这里，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时评因学术而厚重，学术因时评而灵动。有时因两方面的内容比重相当，竟有难分彼此之感。总之，要讨论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主张，不能只有专业学术论著一个尺度，撇开那些发表在非专业刊物上的文章，我们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是片面的、单薄的。
吴景超做的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主张，有些直到今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
在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吴景超曾是领一时风骚的人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大多数中国社会学者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前辈”二字，对他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见解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中国社会学史”教科书中的简单论述上。就数量和分量来说，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大有拓宽、深化的余地。重读吴景超，还他一个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课题。
吴景超为文，不喜作先验的哲理阐述，往往从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出发，结合学理做出明晰锐利的分析；他观察问题时不取单一视角以求片面深入，往往采取综合的立场，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再下比较稳妥的结论。
有论者认为，相对平稳顺利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以及在国民政府供职十年的阅历，使得吴景超不像那些疏离于具体社会实践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像是“科层组织知识分子”；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更深入、更全面，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种种困难也有更具体的认识，“且作为政府成员，发现问题的目的不在批评，在于如何用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行动的困难’，属于典型的建设型”。
革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型知识分子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他们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在建设性地讨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方面，吴景超的言论和实践无疑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当时他做的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主张，有些直到今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重读他的旧作仍能时时予我们以启发。过去因种种原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和公共舆论中非常醒目的一位学者”吴景超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历史是公正的，不该忘记的重要人物终将再现光彩，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特别善于从具体的事实中分析出其中蕴含的理论方法问题
这本《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主要选录吴景超的短篇论著，选文数量虽然有限，但我们希望达到碎金文丛“辑零碎而显真知”的宗旨。吴景超观察问题的国际视野，始终从事实和数据出发的求实精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往来穿梭的视界交融，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文风，都在这些选文里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种又踏实又活泼的学风，既有助于纠时下浮躁学风之弊，又可成为我们取法的榜样。
吴景超特别善于从具体的事实中分析出其中蕴含的理论方法问题。他或结合前沿学术思想问题举例来加以阐述，或多举其钦仰的大家硕学的治学过程及代表著作仔细剖析。他这种从具体研究实践中总结理论方法问题的做法，可以称为一种文献研究方法的“从实求知”。1955年发表的《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将个人几十年搜集资料的心得体会和盘托出，金针度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笼而统之地讲治学要求和原则的人并不鲜见，如此细致地把自己幕后的具体工作过程拿出来给人看的学者依然是凤毛麟角。
吴景超的全部著述是一宗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我们这里所取的仅仅是鼎中之一脔。然而品一脔可以知肉味，从这些片段性的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吴景超留学时期即已种下的都市意识和追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亦能学习到他观察社会问题的开阔视野和综合立场。他毕生念念不忘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中国众多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之上的“第四种国家”的地位。都市意识和国家前途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方面不可分开单独看待。而他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则是既着力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又结合中国实际，这样才可能真正探索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
吴景超作为一位勇于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思想先驱，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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