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东西方军事学著作与书写范式的异同（2）

二、中国兵学的发展轨迹与鲜明特征

（一）先秦兵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先秦是中国军事文化发展的第一座高峰，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萌芽及初步发展时期。包括使用甲骨文、金文记载的，以及《尚书》《诗经》《周易》等著作中的军事学思想，其中最核心的代表是《司马法》。

我们要先弄清一个概念，《孙子兵法》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兵书，它只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兵书。在《孙子兵法》之前，中国是有兵书的，而且不只一本，但这些兵书思想浅薄，内容已经过时，文字也不够优雅漂亮，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已经失踪了。明代文学家、军事家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意思是孙子将比他早的兵书中的优点和精华都包罗进了《孙子兵法》中，没有遗漏。

《司马法》记载了当时打仗的特点，比如出兵有“不加丧，不因凶”的禁忌，意思是敌人的国君死了不能去攻打，敌国闹灾荒时也不能去攻打。《左传》中提到，晋国有一次出兵攻打齐国，走到半路突然传来消息，齐国的国君暴毙了。晋国马上开会研究，最后决定不能打。这就是依据《司马法》里的军礼规定。吴国和越国打了很多年仗，但是闹灾荒的时候不仅从不开战，还要给对方施以人道主义援助。所以越国闹灾荒时毫不惭愧地向吴国借种子、借粮食，吴王夫差也按规则办事借给了他们。风水轮流转，到吴国闹灾荒时问越国去借，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了才借给对方。这比不借还糟糕，因为如果越王不肯借，吴王还可以问齐国借、问晋国借，至少不会耽误了农事。这说明越王勾践的胜利是破坏规则、突破底线才取得的，从吴越战争开始，打仗的一些传统和规则已经发生改变。

再比如追敌时有距离限制。打了胜仗可以追击敌人，但不能超过一百步，到了一百步追不上就要停下来，放人家一马。孟子说“五十步笑百步”，为什么不笑两百步？因为当时追一百步就是最大距离了。另外，追击主动撤退的敌人最多追三天。一天的行军距离是一舍，就是三十里路，追三天就是九十里。为什么城濮之战时楚国那么被动？晋文公履行自己的诺言退避三舍，往后退了九十里，楚国还是执意要打人家。本来劝架保持中立的齐国和秦国就很生气，他们觉得楚国不讲道理，要站在晋国一边共同对付楚国。这是春秋时期遵循《司马法》打仗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战争发生了一些重大改变。

一是性质变了。春秋的战争是争霸战争，我把你打服了，你承认我当老大我可以放过你。战国时就不一样了，是兼并战争，我不但要打败你，还要把你的土地、人口都占为己有。战争的性质一下子变得残酷了，就像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二是军队的成份变了，原来的军人都是士族贵族，受过良好的礼仪教育，现在是普通老百姓。

三是战争区域扩大了，原来的战争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现在扩展到了地形复杂的钱塘江，那里有丘陵、河流、沼泽地、湖泊，战车用不了，相应地步兵的机动性就强了。

四是武器装备变了，出现了新式武器弩机。原来是用弓箭，能不能射得远、射得准因人而异，射箭高手毕竟是少数。而弩机有瞄准器，准确率大大提高。另外它可以用手拉，也可以用脚踩，射程也加大了。原先打仗时贵族在站车上，很优雅，你射箭一箭射不中他就没机会了，战车直接碾压过去了。现在战车不能用，可以射第二箭、第三箭，射不到人就射马，马中箭，马车一翻，上面的人摔下来至少要受重伤，想优雅也优雅不起来。

武器装备的变化带来了军事技术的变化，作战样式、军队编制体制的改变，以及军事理念、观点的变革。西方也是一样，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富勒在其著作《装甲战》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装甲部队纵深突破造成敌人战略瘫痪为核心的一整套在机械工业时代准备和进行战争的理论，强调了技术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基础，武器的变化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与遵循《司马法》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原来军队推进要缓慢，现在强调“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也”，即兵贵神速。原来讲礼貌、讲规则，现在是“兵以诈立，以利而动”，靠诡诈、欺骗取得成功。“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这是先秦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延续阶段。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产生了很多兵学著作，《孙子兵法》并非个例。当时的兵书可谓是浩如烟海，比如《尉缭子》《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包括精本的《司马法》，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综合阶段。这一阶段是《六韬》的时期。《六韬》虽托名是姜太公所著，但实际上是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的兵学著作。

为什么说是综合阶段？第一，《六韬》的篇幅极多。《孙子兵法》有5000多字，共十三篇；《吴子兵法》目前发现了六篇；《司马法》能看到的是五篇；而《六韬》有六十篇。第二，《六韬》内容庞杂，它不光讲军事问题，还涵盖了诸子百家的政治理念。《六韬》的第一韬共十二篇，讲的是治国理政、爱民、用人等问题。在讲到军事的篇章里，它把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兵技巧全部综合在其中。这种综合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融合发展是一致的，战国后期，政治走向统一集权的同时，学术思想文化也在整合。儒家出现了一位代表性人物——荀子。他跟孔孟的不同之处在于讲究礼法并重。荀子最出名的两个学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秦国宰相李斯，一个是韩非子。韩非子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儒家的三纲五常都整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第一个给《老子》做注的恰恰是韩非子，他的《喻老》《解老》篇都是解读《老子》的经典篇章。思想综合最后演变成一个专门的学派杂家，其代著作有秦代《吕氏春秋》，融诸子百家思想于一炉。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兵学的演变与特色

秦汉到隋唐是兵学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兵书不多，但有许多战争实践丰富了军事理论。比如在东西方向上打仗的时候，不会考虑到南北方向上南船北马的作战要领。

另外，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精彩的军事学文献不是《便宜十六策》《将苑》等兵书，且不说这两本书是否真为诸葛亮所著，即便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它也没有超过先秦的部分。这段时期军事学的精华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韩信的《汉中对》；西晋统一东胡之前，羊祜、杜预等人在奏章里反映的军事思想；隋唐时高颎、贺若弼等人给隋文帝提出的军事建议；包括西汉张良献计献策和东汉开国名将刘秀的军事观点。实际上，这一时期军事学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了。

除了军事家以外，政治家也在关注军事问题。比如晁错的《言兵事疏》为汉匈战争提供了重要指导，他强调“以夷攻夷”，后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这一时期兵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还包括两个主题的转换。《黄石公三略》作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兵学著作，它的主题跟先秦时不一样。

第一，先秦兵学从《孙子兵法》一直到《六韬》，都讲的是夺取天下的问题，而到了《黄石公三略》则变成了安天下、治天下。尽管大一统时代，比如秦汉时候，也有吴楚七国之乱、汉匈战争等，但总体上是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时代，因此兵学更多关注的是维护安全而不是攻城略地。

第二，原来的作战强调有关打仗的具体内容的阐述，现在是强调怎么治理军队，尤其是处理好君主和将帅之间关系，所以《黄石公三略》既可以说是兵学，也可以说是政治学。

此外，秦汉以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战争实践变得越来越丰富，大量实战印证了军事理论。理论的成熟往往需要经过从实践总结出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唐李问对》实际上是把原来很抽象的“奇正”“知己知彼”等宏观、抽象的理念性的东西与实战应用结合在了一起。唐太宗、李靖都是实战中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们不是文人军事家，而是战场上血与火中脱颖而出的伟大统帅。他们用历史上兵书中的战略来印证自己实战中的战略，把《孙子兵法》的一些原则系统化、具体化。

总体说来，秦汉到隋唐的兵学发展比较平稳，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三）宋元兵学发展的成就与意义

关于宋元兵学，元朝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宋代是兵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为什么？

第一，宋代的统治者优待知识分子，只要不是造反，不管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犯了什么错误，都不会砍他们的头，顶多把他们发配到远处去。像苏东坡，心胸比较开阔，被发配了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过得很潇洒，然后过段时间可能又回去了。

第二，宋代国力比较弱，打不过辽、金，元代就更打不过了，固守襄阳最后还丢掉了，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

之所以打不过人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卖掉之后就收不回来了。这些地方丢掉之后造成一个大问题，就是马场没有了。古代打仗如果骑兵不强，军队肯定一般，最多是防御型的，肯定不是进攻型的。山西、河北、宁夏的河西走廊拿不到，内蒙更加拿不到，那战马从哪里出呢？川马。四川人大多苗条，但四川马苗条了，胖子骑上去它禁不住，骑兵不行就打不过人家。那靠什么来支撑和弥补呢？靠军事理论。所以宋代的兵学极大地发展了。凡是讲谋略的都是弱势一方，军事力量弱才讲谋略，军事力量强直接就是拳头定是非、刀剑定高下。越王勾践打吴王夫差，孙子帮着夫差，但没有用，这是因为越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远胜吴国。先秦时也是这样，荀子讲“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齐国总是打败仗，所以齐国兵学甲天下，要靠谋略弥补它的不足。

宋代军事理论的繁荣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武学兴起，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院校。二是出现了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宋代提倡“文武并重”，“文”是儒家的“十三经”“四书五经”，“武”就是《武经七书》。宋代还编撰了《武经总要》，里面有许多古代武器的图谱。三是宋代的兵书分门别类，变得专业化了。《孙子兵法》里有治军方法，也有打仗战略和军事观念，是综合的。而宋代有专门讲军队制度的《历代兵制》；有专门讲攻守城问题的专著《守城录》；有对历史人物、军事事件的评论《何博士备论》；还有讲火攻的《火攻挈要》。这些书有对传统兵学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对军事理论作了细致划分。

（四）明清兵学对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结及影响

明清是继宋代高潮之后的一个守成阶段，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结，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明朝时，很多考不上科举的人就躲在屋里编兵书，所以明朝的兵书特别多，比如《阵纪》《白毫子兵垒》《投笔肤谈》等，大家互相模仿，有相当一部分书籍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明代兵书有几个优点：第一，基本上总结了冷兵器时代或者冷热兵器结合时代的军事训练和军队作战的具体战术要领。比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例子。第二，明代出现了倭寇，关于海防的兵书问世，比如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第三，明代引进了西方火器佛郎机大炮。由于大炮太沉了，要靠车拉，孙承宗据此编著了《车营扣答合编》，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战车再次死灰复燃。第四，明清时期是极端专制的，从朱元璋的政治手段到后来清朝文字狱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军队特别注重思想教育，仗打得不好、武艺差不要紧，关键是要忠诚，维护君主的核心地位，明白为谁扛枪打仗。清代蔡锷编了一本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摘取了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为什么不说是“用兵”语录？书名的措辞非常严谨，用兵是皇帝考虑的问题，对士兵的管理更注重的是让他们服从命令。

在原来的军事理论框架已经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明清兵学还是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尽管如此，中国古典兵学也不可能有新的发展了。

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对古典兵学有所丰富和发展，但《孙子兵法》中讲的兵者诡道、兵无常势、灵活用兵等原则，一直是中国古典兵学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国兵学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