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讲一讲北京文化史

《北京文化史》，阎崇年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我祖籍山东蓬莱，朋友戏言我是从蓬莱仙境走出来的。先祖地少土薄，不能糊口，来京打工。那时人力比畜力便宜，面粉作坊主用人力推磨，我的先祖在北京打工，就是干这种活儿。听祖母说，我祖父只有两身衣服，一身棉衣，一身单衣。冬天过后，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为夹衣，春秋时穿。入冬以后，再把掏出的棉花絮进夹衣，就成为棉衣，冬天时穿。至于夏天，只有一条单裤，穿脏了，晚上睡觉前洗一洗，天亮前干了穿上。一年或两年回乡探一次亲，往返3000里路，背着干粮，晓行夜宿，全是步行。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们兄弟，加上我的子女，已经五代生活在北京。曾祖父和祖父，按照旧时习俗，青年来京，打工谋生，晚年回乡，百年之前，落叶归根。但从我父母双亲开始，不再回乡，叶落北京。我们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对于北京人的生活、习俗、礼仪、文化，或听长辈言传，或经自身亲历，或读文献笔记，或从报刊所知，就我来说——对旧北京人的悲苦，是非常熟悉的；对新北京人的幸福，是满怀欢喜的。

我曾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西大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读书，那时的体育课经常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白天庆典游行，夜间提灯晚会。回忆当时，激情澎湃，如在昨日，一瞬之间，新中国成立已71年，我同祖国的前进相伴而行，虽然道路并不笔直平坦，却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我学习和研究历史，所在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学研究所，又是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而重任在肩。几十年的光阴，我骑着自行车，或公或私，把老北京上千条胡同几乎都转遍了。

经历、学志、职任、兴趣——凝聚到一点，写一本北京文化史的书。这本书，从何时开始写作的呢？

20世纪50年代，吴晗先生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事未竟而风浪起，留下半拉子工程。“文革”结束不久，当时主持编务工作的北京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室张习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有时互相串门。他找我：“小丛书”缺《北京史话》，请您执笔。不便推脱，应承下来。写完稿子，经过修改，《北京史话》于198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年后，北京朝华出版社约我撰写《古都北京》，三磨四催，终于应允，我撰写文字，严钟义先生摄影配片。1986年，图文并茂的《古都北京》中文、英文版问世，后出德文、法文版。2008年,我和严钟义先生再度合作，将《古都北京》做文字修订和图片增删，以《中国古都北京》为书名，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英文版。2016年，又重新推出《古都北京》（修订本）的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

2000年，我撰写的《古代北京》一书，在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中华文化宝库”丛书之一。2010年，我写了《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作为“领导干部半日读”丛书之一。这本书我不仅更加简明地梳理了北京历史的文脉，而且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提出中华文明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组成，并以三个千年变局为线索，对北京三千多年文化史进行重新梳理、分析与整合，强调自元大都以来，北京是中华文明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五种文化的中心，以此作为重点论述。此后，我明确提出：北京是自元大都以来，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五种文化所组成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本书以上述观点为主轴，纵向以北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三个千年、三大变局做经线，横向以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做纬线，经纬交织、彼此综析，阐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产生、演进和发展的历史。

北京出版集团约我以《北京史话》《古都北京》《古代北京》《北京文化史举要》等著作为基础，讲一讲北京文化史。于是，我重新研读文献、档案、文集、笔记、舆图、方志、考古、石刻等史料，吸纳六十多年来北京考古新收获，论著新成果，参酌踏查笔记，补充所见史料，更新陈旧观点，进行分析综合，撰写成拙著。

北京历史资料，浩瀚繁杂广博。一人之力，难以穷尽。本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还是以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为主线。这成为本书的一个特色。本书于文化交流，花费较多的笔墨。除北京与亚洲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诸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外，对中西文化交流多加以简要叙述。这成为本书的又一个特色。本书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师均列出一节讲该朝“文化殇鉴”，是因都城为其当朝的政治中心。这也成为本书的另一个特色。

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一切事物，都是过程。一本书的出版，只是治学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下站风光，尚未看到。在本书研究与纂著中，如《尚书·大禹謨》所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鉴此，自警——谦虚敬慎，拾遗补缺，架构筋骨，丰满血肉，充实修正，苟新日新，彳亍前行，追求寸进。拙著也尽量如此。（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