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人工智能数据挖掘与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郑建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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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智移云物区”、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

（一）“大智移云物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历程。2020年1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达163ZB，2019至2023年大数据的市场收益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3%左右，全球大数据产生的收益达到3100多亿美元。

数据已经成为创造和捕获价值的新经济资源。数据控制对于将 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事实上，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价值和数据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性平台和其他领先的跨国公司手中。很多国家只能成为这些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者，同时不得不为平台所有者利用这些数据产生的数字智能付费。

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根据定义的不同，数字经济的规模估计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5%至15.5%之间，其中中美两国合起来约占世界总量的40%。也就是说，在数字经济方面呈现出中美主导的“双寡头”格局。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中指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2%，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主引擎地位进一步巩固，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020年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到，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非常雄厚，网民规模达到9.4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67%，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缩小，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为24.1%，成为精准扶贫和扶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很多地方贫困的原因就是网络覆盖不到，缺乏网络信息传输的途径，所以很多很好的绿色农产品卖不出去。而现在实现网络全覆盖后，一些优质农产品就走到了村外、乡外、县外甚至省外的世界。

此外，我国形成了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比如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81亿，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76亿，远程办公用户规模达1.99亿。这些网民慢慢形成了互联网的红利和互联网商业模式。

现在我国主要发展的是工业互联网，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6600万，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开通5G基站超40万个，工业互联网领域已培育形成超过50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未来工业互联网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未来新的投资热点。

除此以外，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达到8.88亿，网络新闻的用户规模达到7.25亿，占网民整体的77.1%。可以看到，现在互联网大大改变了大家的生活。

之前大家认为发展比较滞后的在线政务公共服务，现在用户规模也达7.73亿，已经不再是短板。所以，我国产业链、价值链的完整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已经形成了O2O闭环和综合配套，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数字化的转型，根据IDC在2018年所做的调查，中国TOP1000大企业有70%以上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公司战略核心，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变成了公司战略层面的东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IDC预测企业数字化转型支出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至2022年中国GDP的65%将与数据有关。2020年8月，赛迪智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所数字化转型研究团队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研究报告》中预测，我国制造业2019年数字化转型支出超过2200亿元。

为什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舍得花这么大的价钱呢？因为数字化转型使资源要素重新配置，生产制造更加智能，专业分工更加精细，经济效益更加显著。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进行重新定位，并力求提升价值链地位。2017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供应链的影响》白皮书显示，数字化转型将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务业成本降低34.2%、营收增加33.6%，使零售业成本降低7.8%、营收增加33.3%。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起到降本增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