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文化”发展蔚为壮观，“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如何抓住数字文化发展高峰期到来的契机，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我国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办文化的体制，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应成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和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系主任周正兵表示，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既有作为宏观管理制度的一般属性，即基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政府规制，又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重要构成的特殊性质，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有着明确的目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所以，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要兼顾这两种特征，特别是要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建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

我国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部门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建设任务以及运作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向作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承忠提出，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制定规划，实施发展国家文化产业的相关战略，并对文化产业市场进行规范。我国高度重视通过政策手段对文化产业进行规范。近十年来，我国不断通过改革的方式来提升文化产业的政府管理效力，在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台多项涉及提升政府效率、政企政事分开、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为各地发展文化产业指明了方向。

　进一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文化产业也逐渐繁荣发展。吴承忠认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发展特性。人才管理机制落后也是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当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我国文化产业高水平管理人才稀缺，对该类人才的管理和激励不足以调动其积极性，导致现有人才严重浪费。

周正兵表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原则与市场宏观管理体系之间还存在一些阻碍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制约性要素。一方面，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艺术领域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政府从管理国有艺术单位的微观事务中摆脱出来，却尚未实现重心向宏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转移。另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有待完善。市场主体建设有待加强、相关政策顶层设计急需健全、现有绩效评价标准有待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顾江表示，文化产业管理区域、要素流动壁垒有待打破，各地文化产业管理缺乏区域一体化发展意识。另外，文化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尚待健全、文化事业单位内部制度有待完善、文化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以平衡等，都是文化管理体制亟待完善的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跃入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使一些传统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张晓明认为，我们需要用新的体制去适应新技术所产生的这些领域。

如何为文化领域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为此，周正兵提出三方面的具体建议。第一，在公共投入方面，要优化财政投入方式，建立绩效预算制度。第二，在国有企业管理方面，要优化企业制度设计，引入金股制度。第三，在个体支持方面，要总结现有文化消费券经验，建立规范的文化消费促进制度，为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发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顾江提出，政府应把握方向使文化政治职能、文化经济职能、文化社会职能有效发挥作用，减少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和多头管理的弊端。要加强区域联动，促使科技、人才、技术、信息等文化产业要素汇集，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为文化产业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政府还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扶持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从组织架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角度加强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激发企业活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建立提升文化企业社会效益专项基金，优先扶持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文化项目；完善文化企业内部考核机制，将社会效益考核和经济效益考核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