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学党史】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从一盘散沙到中华民族共同体（2）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正处于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剥削和压迫政策，使中国各少数民族不仅在国家中没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受到种种剥削、歧视乃至镇压和残杀。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将民族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团结领导各民族，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革命共同体。在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上，李大钊就曾指出，“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领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举起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旗帜的政党。

1923年1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张，即“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起草的经过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要帮助弱小民族，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强调，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未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建立统一的政府”。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以强大的民族平等的政策执行力，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如，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跨越了十一个省，被称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是经过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矛盾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红军从惧怕躲避、物质封锁甚至武力袭扰，转变为无私无畏、倾其所有支援帮助，甚至踊跃参军、坚定跟党走，为保证长征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彝海结盟”的故事。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彝海结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功运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典范。再比如，红军经过四川阿坝藏族羌族地区，当地各族群众为红军筹集了1000多万斤粮食，贡献了20多万头牲畜以及大批盐巴等生活物资，被毛泽东赞之为伟大的“牦牛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用双脚用了一年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展现了红军和各族群众形成的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今天，我讲一个发生在中央红军经过通道县侗寨时发生的一个“猪嘴里吐铜钱”的故事。1934年12月10日，寒风凛冽，中央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前卫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通道流源村，暂住在流源村西北村口的明月团寨。当时，整个团寨寂静无声，侗寨百姓跑得无影无踪。原来，因为长期遭受军阀及土匪的欺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欺骗，当地老百姓看到当兵的，心里就感到紧张和害怕。所以，为避免再次遭受兵祸之乱带来的痛苦，杨昌雄的奶奶带着当时只有七岁的父亲杨光斌，跟着村民收拾东西躲到了深山里，因走得匆忙，便把一头一百多斤重的肥猪忘在了猪圈里。当时深藏在山林里的乡亲们，心中十分焦急，因为从没见过红军，也不知道这群人是谁，甚至有些害怕这些国民党军队口中的“赤匪”，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红军快点走，家中或许还能多剩下一些财物。

过了些天，几个胆大的村民返回了寨子，杨昌雄的奶奶也带着杨光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却发现大肥猪不见了，顿时放声大哭，想起自己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喂大了一头肥猪，现在却被红军杀了，当时是既难过又气愤。过了好一阵，奶奶带着杨光斌在家中四处查看，突然发现灶屋里的炕上吊着一个猪头，伸手过去只听“咚”的一声，那猪头滚到地上，“哗啦、哗啦”地从猪嘴里掉出一堆铜钱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两人吓了一大跳，杨昌雄的奶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猪头里竟然会吐出铜钱来”！她战战兢兢地把铜钱捡起来，数了数足足有几百枚之多，都够买两头猪了。原来，红军因为补给困难，饥饿难忍又找不到村民，便将杨光斌家的肥猪吃了，在猪头里塞了买猪钱。这样，杨光斌家人消除了之前对红军的误解，并将此事告诉了周围村民。于是，流源村的乡亲们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仁义之师。当地村民杨道德、杨通提、杨光慈等主动担当向导，翻山越岭地找近路将红军队伍带出一百多里地。这个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其实，猪嘴里“吐”出来的是红军对百姓的关怀，是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如今“猪嘴里吐铜钱”也成了当地代代相传的佳话，红色基因永远留在了侗乡。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强调，“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体”的形式反对外来侵略。

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奔赴前线。在东北有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多民族人民组成的抗日联军，在海南岛有汉、黎、苗等多民族人民组成的琼崖纵队，在云南有多民族组成的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些少数民族还组织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如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抗日骑兵团，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队，大青山根据地的蒙古族游击队等。另外，新疆各族群众先后捐献了144架飞机，青海各族人民也捐献了大量的银圆、羊皮和军粮，云南各族人民用双手抢筑而成的滇缅公路，吉林延边各族儿女“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血洒疆场……英雄的各族儿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事实表明，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同时也表明，没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奋斗，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作用。因此，党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也更加重视了。1947年，我国首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历史终结，凸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