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应历史大势中彰显党的百年辉煌

在顺应历史大势中彰显党的百年辉煌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怎样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求解的时代命题。究其原因,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这就意味着,能否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续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面对世界多极化的推进态势,经济全球化的迂回进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国际形势,大机遇、大挑战并存的现实情形,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认知并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演变机理与演进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历史必然向世界历史转变、历史必将成为世界历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贯主张。沿着唯物史观所指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一方面,深入“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世界历史生成的终极原因;另一方面,从“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出发论证了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旨趣。马克思恩格斯就曾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据,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国际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性。马克思恩格斯坦言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这种与生俱来的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折射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争取自身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取向。

中国有句古话,“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中国共产党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不仅注重以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把握时代发展潮流,而且善于从世界发展大势的视角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以说,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洞悉历史兴衰、体察世界大势的独特精神特质密切相关,更与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历史大势的先进品质和优良传统密不可分。

其实,早在建党前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们就已经将中国的前途命运纳入世界历史大势中予以考量。李大钊曾从俄国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出发,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寄之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1919年7月,年轻的毛泽东借《湘江评论》创刊之际抒发了世界革命浪潮下挽救民族于危亡的远大志向。他在创刊宣言的文末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十月革命的胜利,铸就了社会主义的勃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世界大势中应运而生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世界革命论为核心的“世界的中国”观,进一步深化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述了“两种世界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阐释中国革命的任务和使命,都不能脱离世界革命,并最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美苏争霸并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1974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一战略构想旨在加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构筑冷战背景下中国安全方略奠定了坚实的外交基石。

1978年以来,中国久已关闭的大门缓缓向世界敞开。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洞察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多次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分工的有利时机,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闭关自守必然导致贫穷落后,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都要有对外开放的胸襟和自信。正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苏东剧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各国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主流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明确提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同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合作。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既看到了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带来的机遇,又目睹了局部冲突动荡造成的不安,从捍卫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高度,呼吁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既深谙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又洞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雾霾仍未彻底消散,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亦明显增多。我们不禁要问:在世界市场的海洋中,面对一次又一次难以预见的漩涡风浪,是畏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近年来,为了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党和政府下大气力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为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更加主动地深化对外合作,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增进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以期更好地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诚然,这些务实性举措也使得中国与世界大势交融互联、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步伐愈加铿锵有力。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客观需要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曾经顺应和引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广为人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例,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催生了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运动,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预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有着极高的评价。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称许中华民族建构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在其 《中国问题》一书中高度赞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为中华文化内嵌着宽容、友好、和善的基因,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建立在一个更合乎人性、更文明的人生观基础之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贡德·弗兰克更是结合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全面系统阐述了1500年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中论证了中华民族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向来拥有“天朝上国”的心态,这种心态一方面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培育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和“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和合”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乘势而上、走向世界的精神品格。无论是秦汉时代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隋唐时期以“鉴真东渡”和“遣唐使”的到来为标志的文化交流,还是以元明时期马可波罗来华和“郑和下西洋”为鼎盛的中西方文化互鉴,与同时期的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和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充分彰显了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但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历史日益走向世界历史,这种“天朝上国”的民族优越感最终演变成为一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保守心理,进而沦为中华民族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桎梏。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那个一度耀眼东方、震撼世界的古老民族因长期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的世界历史大势而渐渐失去往日的光泽。马克思在评价晚清的中国时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中华民族这段历史时也深有体悟地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必定落后于时代,甚至被时代所抛弃。放眼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世界大势面前,没有哪个民族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即是说,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合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伟大复兴。

为此,一方面,我们要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着力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期从中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和力量。为了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相适应、相协调,我们不仅要继续发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思想,把创新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依靠创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还要继续秉承“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和合”理念,着力加强同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在开放、包容、尊重、合作的基础上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人文根基。

另一方面,要在中华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向世界各国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一是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讲好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故事。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即便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历尽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和压迫,但在对外交往中仍然坚持“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的立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二是把握经济全球化潮流,讲好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故事。历史上中华民族经济繁荣、文化绚丽、科技进步的美好景象背后,都有着中国人民辛勤劳作、勇于创造的奋斗身影。当前,中国伟大发展成就的取得,又无不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实干出来的。在世界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中华民族敢作敢为、善作善成,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豪迈宣言,铸就了抵御“逆全球化”思潮的东方屏障。三是凸显人类命运与共的诉求,讲好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勇立时代潮头的故事。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经过内忧外患的苦恼,但中华民族未曾低头屈服,而是愈挫愈勇,一次次绝境逢生,又一次次向善而行。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任何磨难和祸患都无法阻滞中华民族复兴的潮流,今天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是社会主义中国赶上并引领时代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无数追求进步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西方的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在中国都曾有过尝试,但最终也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才开始觉察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中国救亡图存的人间正道。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在社会基本矛盾驱动下,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具有不可抗拒性,但不同国家的走法则不会完全一样。在此意义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20世纪上半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无产阶级“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有“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新中国就是沐浴着这股东风诞生并站住了脚。殊不知,作为没有任何私利可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结合中国固有的经济条件、政治传统和历史文化,向来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期间,毛泽东同志更是在其《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阐明了新中国国体与政体的社会主义属性。随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尤其是1954年“五四宪法”的实施,我国现行的国体和政体正式确立。而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真正宣告了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所需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由此开启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追赶时代的历史征程。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并非坦途。1966年至1976年的这段历史时期,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方针和“文革”十年内乱的严重干扰,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整体进程缓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差距没有得到应有的缩小。痛感于此,邓小平同志以他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洞悉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果断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科学社会主义也重新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40多年来,中国经由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方面,还是在文化繁荣、生态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非凡成就。改革发展成果的普惠,使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实质性进展。比如,从经济领域来看,1978年至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人民币增至101.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人民币增至32189元人民币。自2010年起,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俨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源。再如,从民生领域来看,1978年至2020年,中国在现行贫困标准下累计使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也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与挑战,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融入世界,不但是为了赶上潮流、赶上时代,还要力争走在时代前列、占据时代制高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方位、开创性成就的取得,深层次、根本性变革的发生,印证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标识着社会主义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纵观寰宇,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失效、没落,加剧了人们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反思追问。基于这一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实际上,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践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庄严承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愿同世界各国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强烈愿望,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民主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全人类面临的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发扬心系世界人民安危福祉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坚信,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和全球义务,以及与之而来的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必能续写“引领时代”的新篇章。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访问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JZD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⑨《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2014—201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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