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

在中文语境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文明一方面可指文化，另一方面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文化则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也就是说，文明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成果。人的社会实践本身的丰富性，使得从多重视角区分文明成为可能。例如，从时间而言，文明可以区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从载体形式而言，可以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从宗教而言，可以区分为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从地域国别而言，可以区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从生产方式而言，可以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甚至是呼之欲出的信息文明，等等。这些划分当然可能有所交叉，体现的正是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辩证统一。其中的显著特点则是文明的实践性与人类历史的实践性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明话语阐述上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各种文明之间能够发生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前提。

一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作为社会实践成果，“文明的一切进步”（即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相应地，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是通过分析人的社会实践如何演化，探讨如何摆脱剥削压迫、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状态。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突破阶级、地域等种种限制，指向“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实现人本身的自由发展。

与文明概念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国家和阶级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是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其本身划分为阶级（即人对人的剥削），也就是生产的积累和发展使得社会分配出现差别，不仅是文明产生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国家出现的基本前提。文明作为人类不同社会群体的实践产物，突出特点是在人的生产和交往的复杂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各种文明的发展都是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各种文明核心价值的凝聚和增值。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推展而言，人就是文明，文明既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国家、文明构成了一体多面，分别从人的群体性、阶级性、实践性的不同角度描述了人类进入阶级时代以后的实际发展。

二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发展中心的变迁转移、文明实体的盛衰兴亡时有发生。纵向来看，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建立在生产和交往的历史阶段性之上，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化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横向来看，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掀起的世界文明交往大潮，充斥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国家对封建农业文明国家的剥削掠夺，以及工业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在攫取最大利润的过程中，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造成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正如列宁指出，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资本主义文明在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与人类文明同步发展的是社会生活状态的日益复杂。对于现代文明而言，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工业生产力和国际交换形成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存在，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也成为商品。但是，人之为人，不应被异化、商品化。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有反思和自新的勇气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将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瓦解”。这引发对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新思考和新实践。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登上世界舞台，鼓舞了全球被剥削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人运用唯物史观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认识。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明确提出希望青年们“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李达认为：“近代物质文明本为现今社会罪恶之渊源，然其弊在资本主义之猖獗而不在工业之发展。生产力之发达为社会进化之原动力，苟能改造社会组织，未始不能使大多数人享受物质文明之幸福也。”何干之指出，大凡闭关自守的国民，不与世界文明相接，无可师法，一旦遇着新力的袭击，也只有抱残守缺或日趋灭亡，因此输入思潮是在互相切磋、互相观摩，使“思想为作，日趣于新”，他主张“用批判的方法来接受外国文明”。华岗指出，“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劳动者的血与火的记录”，历史是“人类生活斗争及其革命的实践所推进社会发展之一贯的全面的总述”。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话语从来不是孤立地就文明而论文明，而是从文明与社会、国家、历史的综合考察中分析如何通过革命实现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升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迫切时代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科学论断立足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大局，极大地拓宽了唯物史观文明话语的分析范畴。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实践模式。这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历程就是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展现，同时也说明，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和意义就在于人类不同群体社会实践成果的相互启发、激励与借鉴，从而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之一，就是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这显然将会减小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文明实践的阻碍作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