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悠悠广安门

千古悠悠广安门

广安门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当时新开辟的外城七门之一。明代中期,北京城已经形成“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和“京师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的局面。嘉靖年间,为了保卫京城安全,明王朝计划在内城的外围周圈修筑外城城垣,使北京城垣平面形成回字形格局。由于耗费巨大,最终建成的外城城垣“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外城开设7座城门,广安门即是其中之一。

名称演变蕴历史

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广安门建好后,嘉靖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广宁门。在明清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宁门一直是这一外城西侧北门的正式称呼。广宁门是何时何故改称广安门的?对于这个问题,从民国时期到今天,大多认为是清代为避讳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甯的“甯”字(简化字写作“宁”),把广宁门改称语义相同的广安门。这种观点虽言之凿凿,但迄今未见史料依据。北京地名专家孙冬虎研究员提出,广安门逐渐取代广宁门,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避讳一说,与真实历史有些差距。

乾隆皇帝对于避讳并不敏感。他认为,避名之典虽历代相沿,其实是文字末节,无关大义。受此影响,道光皇帝也不主张过分避讳,因此他登基的最初几年仍沿用广宁门之名,如道光元年七月谕内阁:“复据英和奏,亲至广宁门外查看,大道水深四五尺,人马断难行走。”九月“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以后,臣下认为终究不够妥当,于是开始以语义相同的广安门替代广宁门,如《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四年“赏广安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但以广安门替代广宁门毕竟不是朝廷明确颁布的诏令,光绪年间修志时仍然采用广宁门之名,如《光绪顺天府志》:“外城环京城南面,……西为广宁门……广宁门大街,俗称彰义门大街。”到民国年间两个名称还有混用现象,《燕都丛考》记载外城各区的界线时多次使用“广安门大街”之名,而在叙述街市时与“广宁门大街”之名交替使用。此后广安门一名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取代了广宁门,成为普遍使用的正式名称。

不过明清时期,民间又将广安门(广宁门)称之为彰义门,这是什么原因呢?清代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对此解释说:“今广宁门俗称彰义,特沿金源以来旧名耳。”原来,彰义门是金中都西墙3座城门中最北面的城门,考古发掘证实其旧址就在今广安门外大街西端、南北向的小路湾子街的北头。从位置上来看,广宁门正处在彰义门正东约2100米。当时嘉靖皇帝给广宁门起名的时候也讲“彰义街门名广宁”。彰义街,或称彰义门大街,是彰义门与广宁门之间的街道,相当于今天的广安门外大街一线。广宁门与彰义门东西对峙且相距不远,中间又有彰义门大街相连,百姓对新建的广宁门尚未熟悉起来,对历史悠久的彰义门则早已习惯,也就往往把广宁门叫作彰义门。彰义门既是金代的正式名称,也是明清广宁门的俗称,直到清末有时还被称作彰义门。如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御史刘家模奏报:“臣闻彰义门、永定门外久有充义和团杀掠行路者。”这里的彰义门,就是采用了民间对广宁门约定俗成的别称。彰义门、广宁门、广安门,城门名称的演变,完整见证了北京从金代以来作为王朝国都的历史。

千年古道扼咽喉

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三面有重山环绕,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被称作北京小平原。它的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历史上,永定河、大清河等河流从太行山脉流出,进入平原地区后,由于河床坡度顿减,洪流漫溢,常常改道形成泛区,甚至有些地方终年积水难退,造成华北大平原上湖泊沼泽星罗棋布,严重阻碍了交通。北京小平原的西南角因为接近太行山的东麓,地势比较高,通行比较方便,由此便成为北京小平原连接华北大平原的重要门户。

沿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上,在卢沟桥附近转为东北方向进入北京,成为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条南北交通线。金代的彰义门,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广安门就扼守着这条古道的咽喉。由此,出入广安门的街道,也就成为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一。以广安门内大街为例。据史料记载,早在汉唐时期甚至更早,广安门内大街就已经存在。在辽代,它是东城门安东门至西城门清晋门之间的大道。到了金代,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中都城,这条街是东城垣城门至西城垣彰义门之间的通路。元代建大都城后,中都旧城为大都南城,此道路未变。明代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建外城,在原彰义门以东开广宁门,当时这条街还被称之为彰义门街,此后随着广宁门(广安门)的影响逐渐增大,广宁门大街(广安门大街)才取代了彰义门街成为这一古老街道的新名。清代以后为了区分内外,以广安门城门为界,城内称为广安门内大街,城外称为广安门外大街。

金代以后,北京东面运河的交通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广安门出城,沿太行山东麓大道南下,仍然是北京与南方联系的重要通道。为便利行旅,清朝政府在雍正年间专门于广安门外铺设石道至卢沟桥,并立有石碑,上刻《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文》。各地举子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多由广安门入城。广安门内大街附近由此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会馆,留下了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形成了文化史上著名的宣南文化。见于记载的有广东会馆、贵州会馆、扬州会馆、深州会馆、洪洞会馆、河东烟行会馆、永新会馆、西晋会馆等士人或商业会馆。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的人常住会馆,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林则徐、龚自珍、鲁迅等官员和社会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居住的会馆成了戊戌变法的策源地。通讯不便的年代,各地的精英人物在会馆交流信息、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促进变革,形成了独特的宣南会馆文化。此外,宣南地区还有法源寺、准提庵、关帝庙、韦陀庵、隆庆寺、报国寺等十多座寺庙。清初,这里的报国寺庙会十分有名。从清初至清中期,宣南文化在康乾盛世正式形成并一直影响至今。

沧桑幽蓟此处寻

据《史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意思是武王伐纣(公元前 1046 年)成功后,第一时间就将黄帝后裔封到了这个叫“蓟”的地方,用意在于“褒封先圣王”,笼络人心。同时,他还封赏功臣谋士,“封召公奭於燕”,于是蓟、燕成为周初北京地区两个诸侯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燕强蓟弱,燕灭蓟,将国都迁到了蓟城,这就是《韩非子•有度》记载的燕襄王“以蓟为国”。受太行山东麓大道影响,蓟城的中心位置就在今广安门一带。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就是说,蓟城的得名,源于城内西北的蓟丘。蓟丘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广安门西北白云观以西的高丘。20世纪50年代,在高丘周围还曾发现过战国时代的陶片。自此向南,也就是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还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这里本是辽金宫城所在,夯土台基十分明显。夯土台基的下层,还发现有明显的古代文化层。其中的饕餮纹半瓦当,被公认为燕国宫殿常用的瓦屋构件。出土的古陶等,年代最早的接近于西周。这与《水经注》记载的蓟城位置也是吻合的。

自春秋战国到东汉魏晋,燕都蓟城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广安门周边区域发现了大量东周至汉代的陶井。这些陶井分布的范围大约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蓟城城址所在。为了纪念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肇始之地,今广安门桥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蓟城纪念柱”。纪念柱正面最上方雕刻由书法家康雍所撰写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西晋以至隋唐,城址可能略有西移。广安门内大街以南的千年古刹法源寺,是唐太宗为悼念东征高句丽阵亡将士而建,原称悯忠寺,清代乾隆皇帝称“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古刹的位置,就在唐幽州城的东南隅。这一时期幽州城规模,《郡国志》上说:“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

辽代在北京地区设置陪都南京,但城址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不再使用蓟城这个名称。今广安门内以东不远有一南北方向街道,中被广安门内大街分为两段,称南线阁、北线阁。后来,这里还被称作燕角儿,原是辽南京皇城东北燕角楼遗址所在,指示着古城的界线。到了金代,北京城市地位继续提高。修建中都时,开始向东、西、南三面拓展城墙。到了元代,在金中都东北郊另选新址改筑大都,将北京城址从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古代北京的中心位置这才脱离了燕都蓟城奠定的地理基础。

作为京师西南门户,广安门是沿太行山东麓大道进京的最后一站。这一特殊区位赋予了广安门及附近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3000年建城史,最直接的依据就在广安门一带。到了明清,众多文人士子举人沿太行山东麓,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城,逐渐形成了北京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璀璨的宣南文化。从文明曙光初升的西周,到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明清,广安门一带不仅见证了北京城3000年的岁月沧桑,也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重要缩影。

(作者简介: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0
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标识证书 京公网安备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55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