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桥镇水兽的由来

前不久，在前门步行街北端东侧发掘出土了石雕镇水兽，激发了广大市民与文史爱好者的兴趣。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考古发掘的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镇水兽，初步判断位于正阳桥东南侧，推测为明代遗存。”虽然其出处仍未找到确切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追溯其文化渊源，镇水兽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更与明初都城北迁等事件密切相关。

万宁桥东侧南岸现存镇水兽，可能为后来重修时补配，但其形制应源于元代。

清乾隆三十二年徐扬绘《京师生春诗意图轴》（局部）中的正阳桥。此次镇水兽的出土地点，即在图右下角附近。

正阳桥东南角最新考古出土的明代镇水兽。

神兽镇水 古俗相传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面对泛滥肆虐的洪涝灾害，束手无策的古代先民只能对天长叹，祈求神灵保佑。在厌胜思想等因素影响下，人们修筑堤坝、水渠、运河、桥梁等水利设施时，往往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镇水神兽，以求抵御洪水侵害。这一文化传统，大概从神话中的“大禹治水”时期就开始萌发了。传说大禹每治理一处水患，必铸一头铁牛沉入水底，以压制水怪，确保后世安澜。先秦时期李冰在蜀地开凿都江堰时“刻石立作五犀牛”。黄河蒲津渡口的唐代开元铁牛、颐和园廓如亭岸边的清代铜牛，都是中国古代镇水文化绵延不绝的产物。

据学者研究，各地曾设置过各种用于镇水的神兽。如河北沧州旧城的铁狮子，当地人称“镇海吼”。云南昆明的安澜亭内，采用“其形似牛，独角伏地”的铜犴（hān，一种角横生的大型驼鹿），“以镇水怪”。

不过虹八虹夏（bāxià）才是古代专职“镇水”的神兽。虹八虹夏，又名蚣蝮（gōng fù），是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的第六子。虹八虹夏头部像龙，其身体、四条腿和尾巴上也都长有龙鳞。这其实是古人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镇水神物。明代《正杨》卷四载，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水东日记》卷九亦称，龙一母生九子，其中“好饮者曰虹八虹夏，石桥两旁俯水兽是也”。古人认为，虹八虹夏性嗜饮水，将其刻置于临水的堤岸或者桥柱上，每当水位上涨到其嘴巴附近，虹八虹夏便会将洪水吸入自己巨大的腹中，故能调节水量，保护一方平安。虹八虹夏也因此被称为吸水兽、避水兽，或息水兽、镇水兽，成为运河、桥梁等水利设施的守护神。以此之故，古代建造桥梁时，往往在桥的拱顶、望柱、桥翅或栏板等处雕刻虹八虹夏形象。

万宁桥下 置兽护航

北京古称“苦海幽州”，经常受到大小水灾的侵扰。因此北京内外的许多水利设施，都设置过镇水兽，如朝阳区的黑桥、通州区的永通桥、运河上的庆丰闸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镇水兽。虽历经岁月侵蚀，四只纹路清晰、雕刻精致的镇水兽，仍似吸盘紧紧趴伏在万宁桥东西两岸的河沿石岸上。神兽表情威严，龙头、龙角、龙鳞、龙爪，栩栩如生，似乎时刻准备对付上涨的河水。

万宁桥始建于元代，桥下两岸的镇水兽当于石桥修造时所置。老北京素有“水淹北京城”的传说，说的就是万宁桥下有“北京城”三字石柱，积水潭的水位一般在“城”字上下。若遇大雨，桥下水面漫过“北京”两字，那整个北京城就要遭受水灾了。积水潭为元大都漕运的关键位置，人们于万宁桥下置放镇水兽，意在趋利避害，确保漕运畅通。与万宁桥下的镇水兽一样，中轴线正阳桥下新出土的明代镇水兽，也有重要意义，其与明初都城北迁等重大史事密切相关。

环河护都 正阳为首

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正阳桥出土的镇水兽由完整青石雕凿而成，四肢及肚皮紧贴地面，背上披有鳞甲，长尾回蜷，原来很可能位于正阳桥下东南桥台的燕翅上。这是古代桥梁放置镇水兽的常见部位，其造型亦符合元明时期镇水兽的典型特征。不过将其与万宁桥下现存的镇水兽相比较，不论材质还是雕刻，均大为逊色。这或与正阳桥初建时工程繁多、材料紧张有一定关系。

明初正阳桥的建造，是都城北迁、北京城营建的组成部分。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随即做出将都城北迁的重大决策。这极大影响了北京历史的发展进程，北京的城市建设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初对正阳桥的修建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先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明成祖命“拓北京南城”，即将南城墙自今天安门一线南移至正阳门一线。这是迁都前夕城墙的重大变动,明代前期的北京城市格局，由此定型。城外环城的护城河，亦当挖筑于此时。但永乐年间营建事务繁多，南部城墙、城门及护城河的移建都较为简陋，如各门外护城河上的桥梁，即为具有临时意义的木桥。这是明代正阳桥的第一次建造，其具体规制如何，是否已经置放镇水兽，史料未见记载。

第二次修建在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下令“修正阳门桥梁”。此时北京已成为事实上的都城，但宣宗仍未明令废止其父将北京恢复为“行在”的谕令，故而此次可能仅对被雨水冲刷的正阳门桥梁进行修补，并未有根本性改造。第三次修建则到了将北京最终确定为都城的正统初年。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继位，再次恢复北京的都城地位，城门、桥梁等方面的修缮随之全面展开。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英宗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会同工部尚书吴中等人，率军夫“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次年春天逐渐开工，到当年十月，京城门楼以及门外桥梁的修理即告完成。据记载，九门前原有的木桥，也都改建为坚固的石桥。这次修建极富象征意义，竣工之际，英宗还特地派遣官员，祭谢司工神与都城隍神。

此后正阳桥历经明清，在不同时期续有修葺，但桥台、桥墩等基础设施未再有大的变动。因而桥下燕翅上的镇水兽，当成于桥梁创建之初的明代前期。虽然正阳桥改建为石桥的时间是在正统二年，但也不排除此前永乐年间建造木桥即已打好桥基，并置放镇水兽的可能。而且出土的镇水兽造型相对简陋，与正统年间重修时意在“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的主旨亦不尽合。故综合而言，虽然永乐、宣德、正统三次修建正阳桥时皆可能置放，但镇水兽成于永乐年间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其最晚时间，则不会晚于正阳石桥改建成功的正统二年（1437年）。

由上可见，正阳桥下新出土的镇水兽，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正是明初迁都之际营建北京城的历史见证。正阳桥下的护城河为环绕都城开凿的人工河道，坡度相对平缓，水流对河岸、桥梁的冲击也不及自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因而明初在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固然不无卫护正阳御桥、保障京南御道的直接用意，但其重点更在于与城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元代镇水兽遥相呼应，共同禳除护城河水对于整个都城安全的威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古专家认为，正阳桥下的镇水兽重见天日，虽然具体出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论出自哪里，这件镇水兽都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物质实证”。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