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

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由弱转强;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14亿多人口的大国迈入小康时代,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价值正在浸润全球发展,中国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影响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力量之一。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区域纷争此起彼伏,寡头政治横行,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停滞,地缘政治裂变,多国民生凋敝,既有全球秩序在激荡中变革、重构。当此之际,全球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媒体场域、传播场域等随之共变,全球传播新秩序在阵痛、博弈中缓慢而笃定地诞生。因此,及时把握世界格局的动态,观察全球媒体场域的潮流,综括影响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重大因素,明晰中国的全球媒体网络布局,找准我国在全球传播新秩序中的站位和战略对策,建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场域,提升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价值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叙事质量和效率,势在必行。

百年大变局中的全球传播新秩序

要阐释百年大变局中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必需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大变局”?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就是事物发展中的整体秩序变化。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已有许多阐释。我们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近百年来世界秩序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华民族栉风沐雨、沧海桑田在全球地位的百年巨变。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华民族由盛转衰,遭遇过西方列强的各种凌辱,历经重重磨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新时代的强国梦,实现了伟大复兴,成为了引领全球秩序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新时代中国对近百年以来世界格局、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也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全球秩序变革的认知、判断与把控,其中也蕴含了对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研判,预设了当下和未来中国将面对的全球站位和应对战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球秩序的变革趋势,既关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也关涉金融、能源、技术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媒体技术与实践领域。作为人类发展的基础,媒介技术的研发利用,是推动国家、民族和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因之一。全球区域纷争的实践表明,领先的数字信息技术网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全球新秩序的形成与建构,必将催生全球传播新秩序。

关于人类传播秩序及其相关的论述已有许多,但是,新形势下“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内涵与外延还有必要进一步阐释。笔者认为:“人类传播秩序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信息传播的规范系统,是人类关于信息的生产、采集、存储、处理、传输、接收、解读及使用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共约定。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层面,既有人类普遍传播层面的,比如人类普遍传播秩序;也有国家、民族、宗教等微观层面的,比如各个国家的传播秩序、各种宗教的传播秩序等。”“全球传播新秩序”,是新时代以来全球秩序变局下催生的人类全球传播的新架构、新制度、新规则,以及新范式、新动力、新关系、新技术、新内涵、新信息、新主体、新主题、新范围、新方法、新挑战、新问题和新策略,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秩序大变局在人类全球传播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

“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催生、发展、延续,是人类发展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既反映了新媒介技术发展与推广的趋势,也折射了全球格局与区域纷争带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重大影响因素

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建构,既是一种趋势、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及其延续。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建构充满了变数和变量,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技术以及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世界格局之变。世界格局的调整与重塑,是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主要催生因素。这涉及以下方面:首先是既有秩序面临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或国际格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延续,这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国际社会各种矛盾深度交织,部分原有的秩序文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已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其二,全球多边主义遭遇挑战,一些国家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交相呼应,逆全球化力量此起彼伏。其三,新兴力量崛起,既有的秩序格局变动、重构。新世纪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形成了新的区域组织,加速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进程。

其次是霸权主义的多面延伸。二十世纪冷战秩序终结后,世界两极架构不再,全球单极化状态持续了数十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挥舞军事、经济、金融大棒,四处煽风点火,挑起区域纷争,扰动国际秩序,破坏国际规则,挑起战争,到处制裁,从中渔利。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发起者之一,其实际已成为既有秩序的解构者。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区域帮派内斗严重,面临各种纷扰,内政外交困难重重,不断通过“退群”、国际舆论审判等手段,试图继续维持已失的全球道德和国家霸主地位,但实则难以为继。

人类文明发展遭遇挑战。当前,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既有的人类文明场域和范式遭遇挑战。这也是影响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裂变与纷争。道德和法律的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焦点之一。既有国际秩序的诞生、变化与重构,新的全球秩序,包括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催生与建构,一直存在且将持续存在共同价值的形成、裂变与纷争。二十一世纪以来,既有文明之间的和谐被打破,特别是在一些国际争端、资源分配、责任担当中很难达成共识,这阻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重构,也扰乱了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形成。

其次是共同挑战的突发。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除了既有的环境、气候、资源等问题之外,近年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这对新的全球秩序建构也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影响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重大影响因素之一。一方面,各国的疫情防疫难以达成共识,政策、策略形形色色,疫情溯源政治抹黑;另一方面,在防疫药物的研发、利用、推广、救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管理失控与药物垄断加剧。此外,区域争端导致全球能源、粮食等短缺,也是影响人类共同发展、新秩序建构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历史文化冲突。新的人类文明的对冲,新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形成,除了受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纷争影响之外,也受到了各国历史、文化上的历时与共时层面冲突的影响和扰动。这主要反映在地缘争端中,比如,中东阿拉伯文化与犹太文化之间的冲突、阿拉伯文化的内部冲突、斯拉夫文化的内部冲突、东亚历史文化的冲突等,都是新的全球化秩序建构中的梗阻因素。

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失衡。全球发展失衡也是影响全球新秩序,包括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重大因素。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失衡与下滑乃至停滞。既有发达经济体的衰落甚至崩盘,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加之疫情在全球的突发、扩散与持续,使本已失衡的全球经济陷入失速、停滞乃至崩盘的境地。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经济失衡日趋严重。此外,区域争端与寡头制裁,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状态。这些也对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建构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是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垄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媒介技术进步与传播秩序的保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当前,全球传媒新技术的开发仍在不断深入,新兴经济体的媒介技术创新持续发力,这些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诞生起到了催动作用。但是,寡头国家的政治扰动与新技术垄断以及相关的各种制裁,阻碍了全球新秩序,特别是全球传播新秩序的诞生。

最后是制度、体制的差异。全球传播秩序是人类整体秩序的组成部分,并取决于整体社会秩序。世界各国本已存在制度、体制差异,形成了各自的“独立王国”,是全球传播秩序整合创新的阻力。新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与对既有传媒体系的固守,以及对区域争端的挑动、助燃,加剧了全球各国传媒制度、体制的差异化和传播方式、方法的固态化、停滞化,影响了全球旧传播秩序的解构和新传播秩序的创新与完善。

综上所述,世界格局的变化、人类文明发展遭遇挑战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全球传播秩序变革、创新与重构的重大影响因素。破除上述因素困境,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完善各国在全球传播新秩序中的站位和建构策略,势在必行。

助推全球传播新秩序形成的路径和方向

明确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中的中国站位,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剖析我国的媒体体制机制创新机理,探讨全球叙事、国家叙事的新方法,助推全球传播共同体的建构,不仅是推进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

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不断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既有全球传播格局、秩序的初创、维护与固守,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国家价值的推广与垄断,特别是对人类道德制高点的把控。有鉴于此,我们首先要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与维护。既往我国多突出对自身国策、历史、文化、道路、主张等的阐释性表达,在价值体系的阐释和宣传方面稍显不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当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占领道德高地,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拓展完善全球视野,服务全球主体,加强媒介技术创新,领跑尖端领域,推进具有普遍价值的国家传媒体系建构。现有的传播体系主要以党政媒体为主,私营媒体为辅,民众个人媒体“托底”,以国内政治主张阐释、国家政治道路宣传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与动态报道为引领,实行全球传播、区域传播和国家传播,传播媒体实现了在部分国家的落地,具备了一定的国际信息传播功能。但是,还需进一步适时把控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新动态,关注区域争端的动向、世界格局的变革,持续树立、拓展、完善全球传播视野,推进具有普遍价值的国家传媒体系建构;由以自我利益传播为主,向为全球主体提供信息服务转型,吸引全球受众目光;不断加强媒介技术创新,尤其是要加强国家资本在私营媒体技术资本发展中的比重,把媒介技术创新和运用、推广的主导权把握在国家手中。

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参与、引导、推动全球媒体共同体或媒体联盟建构,提高国家媒体在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中的领先力、引导力和竞争力。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提高,国际传播实力也不断壮大,媒体“朋友圈”也有所扩展,国际媒体合作参与度增加。但是,与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媒体之间的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中的领先力、引导力和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当前我们在全球热点的信息采集、传播中的领先力、战斗力、合作力不足;其次,应当加强在媒体强国阵营中的参与度,增加影响力;最后,应提升全球媒体共同体或媒体联盟的建构意识,巩固在全球传播新秩序催生中的站位。

创新国家传播体制机制,完善全球叙事体系,创新叙事方法,释放民间传播潜能,实现官民叙事的协同。我国的传播制度体系是在革命中不断建构的,政治统领、立场先行、信息预设等在传播中起主导作用。当下,国家叙事的全球化趋势明显,既有国际传播中的政治式、整体式、批判式、宣言式等模式面临挑战,推进全球传播体制建构,特别是民间化、企业化体制,区分全球受众的国家、民族、区域、层级等分化,强化亲华群体意识,推动关切性、时事性、劝服性、说理性、娱乐性、民间性、多元性等叙事方式转型,由“走出去、请进来”向“吸引来、主动来、随意回”转变,由边缘性向中心性转变。

推进领袖传播与民众传播的切合,加强媒体传播与实体传播的结合,进行古典文明与现代智慧的融合,增进党政媒体资本与私营媒体资本的融合,不断创新适合全球传播的文化产品,提高全球传播网络安全,迎接数字战争挑战,保障国家的现实与虚拟双安全。进入新时代,中国不断拓展全球视野,提出了一系列关涉全球发展的范畴系统,加强了中国的思想舆论基础,引领了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也增进了国民国家意识认同,增强了凝聚力。但是,在个别层面也存在舆论场的隔膜,因此,加强媒体融合,促进官民舆论场的协同、促进各级传播的切合,增进对私营媒体资本的引领,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传播新秩序中的站位。与此同时,加强媒体传播与实体传播的结合,我国既有的国际传播实力多集中在符号传播、媒体传播层面,对国际实体传播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提高,我国在许多实体传播领域的实力也随之不断增强,这包括政治、经济,尤其是具有战略优势的航天、交通、贸易、工业等领域。因此,重视并提高我国的全球实体传播力度非常必要。此外,还应融合古典文明与现代智慧,适时创新全球传播文化产品,满足国际受众的信息需求,同时重视数字空间安全建设,迎接未来国际信息化战争的挑战。

全球新秩序的建构,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正在成为全球新文明架构中的重要因素和动力源泉,中国也正在不断提升其在全球新媒体场域、新话语场域、新舆论场域和新秩序场域中的影响力,并努力成为遵守既有国际秩序规则、参与并引领新秩序建构,且自立自主自强的中坚力量。全球媒体共同体的裂变与整合是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主体,及时、准确、灵动地概括全球格局变化趋势、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动态,必将为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全球站位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7年12月28日。

②陈汝东:《加强全球修辞传播研究 共同促进人类文化发展》,《国际修辞学研究》(第二辑),2012年。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翟婧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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