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

【摘  要】 基于2011-2019 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且主要是通过促进融资贷款、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机制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经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实证回归方法等方式，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还是低，数字经济发展均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环京城市与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但在非环京地区这一效果不显著，而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则加速了其碳排放量的上升。

【关键词】数字经济发展；碳排放；京津冀地区

一、引言

碳排放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会严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为了有效应 对碳排放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需要中国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道路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提上日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向实”而行[1] ,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2] ,  更多地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提升制造业比重和制造业质量。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升企业的融资水平，降低企业的冗余成本，增强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和创新水平，进而有效地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碳排放量的降低又是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实体经济则是碳排放的大户，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制造业“ 向实” 而行的过程中，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碳排放量会产生何种影响呢？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数字经济发展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效应是否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产生相异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9 年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机制包括：融资水平机制、产业集聚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显著地促进了碳排放量的下降，并且环京城市和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同样显著地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北方治理环境污染的重点区域，研究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着重分析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补充拓展了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第二，创新了研究视角，从融资机制、产业集聚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机制进行机制分析，进一步厘清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降低碳排放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结论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和“ 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述评

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相统一的重要推动力。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3] ,  提升经济发展的技术效率。[4] 就行业发展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同样可以有效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 促进行业技术升级， 进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先进制造业和非先进制造业的技术鸿沟，整体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5]

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同样也促进了环境的改善，尤其是碳排放量的下降。但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碳排放量呈现倒 U 型关系，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刚开始会导致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此时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逐步显现，数字经济发展会逐步降低碳排放水平。[6] 此外，从空间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减排效应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相对较弱。[6] 郭炳南等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案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该效应对污染程度更为严重的北方城市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驱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创新水平提升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7]  张( Zhang) 等同样从空间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缩小能耗规模及促进城市绿化等机制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8]

单一研究碳排放和空气质量较难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因此一般将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视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坏产出，以城市 GDP为好产出来计算城市全要素环境效率，用以衡量数字经济对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影响。梁琦等以城市生态效率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可以有效地改善城市的生态效率，也就是城市全要素环境效率。[9]

纵观已往研究不难发现，探讨数字经济作用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其中，研究数字经济环境效应的文章近年来增长尤其显著。虽然 京津冀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在中国名列前茅，但是较少有学者研究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 碳排放的影响，更鲜有学者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机制探讨清楚。研究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就实证评估而言，内生性问题是大多数经济学文章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和遗漏变量的方式解决内生性问题。综上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有效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而且可以实现 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改善。为此，本文着重以该地区为例，研究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

（二）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设

1. 融资水平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融资可得性。这其中，金融科技又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金融科技是数字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金融行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助力银行获得高质量的客户，提升银行对客户的审核效率，找到专精特新型企业，降低资金需求 方和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融资获得率。[10]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识别出企业资金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管理，识别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和非长期资金需求、急需资金需求和非急需资金需求，从而更为精准地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效率。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缓解了资金压力，将通过融资获得的资金进一步用于企业的环境治理，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企业通过融资可进一 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进而提升企业的碳排放治理能力，降低企业碳排放量。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银行业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大力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数字化发展，提升了银行业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和银行产品的创新，[11] 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水平，会进一步降低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水平。

2.  产业集聚机制

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企业内部数字化改革，促进企业内部信息流、资金流等的协同共享，提高企业信息、资金的利用效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改善企业的生产率。[12]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促进了不同企业能量之间的转换，提升地区内部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交易效率逐步提高。[13]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人、财、物的交流，可以产生人、财、物的集聚效应。这不仅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就业和生活，而且可以有效解决企业之间资源的集聚和配置，从而扩大范围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又会产生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城市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实现可有效提高资源能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降低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量。而且，产业集聚减少了资源能源的运输损耗，也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产业的集聚，北京和天津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河北省不同地级市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省“ 三低”企业的集聚，整体降低了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量。

此外，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实现了创新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扩散和共享，创新水平的提升有效降低了碳排放量。因此，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实现了创新共享和扩散，降低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产业集聚，进一步降低了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量。

3.  外商直接投资机制

数字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力量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进而带动碳排 放量的下降。

目前，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已经从能源资源、劳动力成本、低环境规制等方面转变到创新水平及全要素生产率上来。之前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看好中国具有巨大的能源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较低及环境规制水平低，竞相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及低附加值等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获得更多的能源、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优势，以提升其利润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中国创新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必然会引入更多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而高耗能、高污染排放的外商直接投资将较少再引入。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京津冀地区创新投入的提升，改善科研环境，吸引更多高素质科研人员加入，进而带动该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改善。[14]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人员交流和思想碰撞，降低了京津冀地区获取信息的成本。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吸引人才和信息交流，一方面促进了京津冀地区基础研究实体的改善，另一方面提高了京津冀地区专利数量和专利水平。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15- 16] ,  引入更多的高质量、高创新能力和低污染排放的外商投资，进而带动了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的下降。正如鲁玉秀和方行明所言，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并且可以进一步增强制造业能力，加速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17] 据此，本文  提出研究假设 3 。

假设3：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的下降。

三、变量、数据和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a) 。

本文借鉴赵涛的测量方法[18] ,  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来表示。

控制变量：第一，人均 GDP(PGDP)。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存在着重要的相关关系， 当人均GDP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环境质量会逐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人均实际 GDP 表示。第二，产业结构( Indu )。其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某一地区主要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为主，那么该地区的环境质量往往比较差。而当某一地区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工业产业节能环保效益显著时，该地区的环境质量往往较高。产业结构的衡量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第三，外商直接投资(FDI)。已往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 “ 污染天堂”假说，发展中国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造成该地区的环境污染。但是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越来越高，对环境的负向效应逐步降低。因此，本文引入 FDI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第四，年末金融机构余额(Fina ) 。一般来说，年末金融机构余额越多，越有利于企业进行贷款。环境保护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环境保护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所以加入年末金融机构余额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第五，公路客运量(Passe)。一般来说，基础设施越完善，消费者购置车辆越多，而车辆尾气排放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来源，因此，本文选择公路客运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二）模型设定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 响实证回归过程中 ，主要以式(1)为基本模型：

 

 

式(1) 中 ， CO2  i  t 表示京津冀地区每个城市在第 t 年的碳排放量，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Szi t 表示京津冀地区每个城市在第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α2 是表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影 响的核心系数 。X 为控制变量 ，具体为： 人均 GDP 、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年末金融机构存余额和公路客运量 。εi t 为随机误差项。β 和 θ分别表时间和地区的固定效应。

在以式( 1) 验证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对城市碳排量影响的基础上 ，还需要进一 步分 析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所产生 的影响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效果的 ，因此 ，本 文以式( 2) 为基础分析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对城市碳排放量产生效应的作用机制 ，模型 设定为：

 

 

式(2) 中 ，ZYi t 表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产生效应的机制变量 ，分别为融资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余 变量符号含义同式(1) 。

四、实证分析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发展 的影响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首先以式(1) 为基础实证考察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 其次，在基本回归结果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针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内生性检验。

（一）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是京津冀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被解释变量为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的碳排放量，共13个城市，样本量为117个。表1第1列和第2列均为只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二者的区别是，第1列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并未聚类到省级（ 直辖市）行政区划层面，第2 列的回归系数标准误聚类到省级（直辖市）行政区划层面 。表1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 3018 , 且都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在未控 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表1 第3列和第4列均为在加入了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 步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以更加准确地评估数字经济发展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第3列和第4列的区别是，第3列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并未聚类到省级（ 直辖市）行政区层面，第4列的回归系数标准误聚类到省级（直辖市）行政区层面。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为- 1 . 2509 , 分别在1% 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在固定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可以显著地促进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

综上，在表1第1列至第4列的回归结果中，不论是否固定年份和省份，也不论回归系数标准误是否聚类到省级（ 直辖市）行政区划层面， 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其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即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环境的改善，既有助于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又有助于碳减排，真正实现了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助力生态文明的建设。绿色低碳是北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19] , 同时也是京津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该地区碳排放量的下降，助力京津冀地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20]

（二）稳健性检验

1.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基本回归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的下降，其中使用熵值法计算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为了验证基本 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并再次回归。表2第1列结果显示，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出的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 5475 , 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

2. 面板 Tobit 方法

在基本回归过程中，使用了固定地区和时间 的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回归，但是由于本文使 用数据的特殊性，再次使用面板Tobit 方法进行回归 。表2第2列为运用面板Tobit 方法进行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 3025,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碳排放量下降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3. 腾讯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指数

基本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1 中使用的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式，分别是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到 。腾讯研究院也根据自身研究结果提出了数字经济指数。本文进一步采用该指数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第3列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 0188 , 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再次表明基本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内生性检验

1. 遗漏变量

本文在基本实证研究过程中既加入了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也固定了省份和年份效应，但是由于即期碳排放会受到上一期碳排放的影响，内生性问题之一就是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回归结果不可靠。因此，本文进一步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滞后一期变量，以期进一步验证基本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在回归过程中，加入了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并固定了年份和省份效应，在此基础上加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滞后一期，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 1048 ,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因此 ，在加入二氧化 碳排放量滞后一期之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促进城市碳减排的基本结论仍具有可靠性。

2. 工具变量

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京津冀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第2列。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回归系数为- 1. 0548,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装由此表明，采用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其检验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 装

3.  遗漏变量加工具变量

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加入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装检验结果见表3第3列和第4列装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为－0. 0631,  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数字经济滞后两期的回归系数为－0. 0752,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装因此证明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装

五、机制检验

（一）融资水平

表4第1列报告的是融资水平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装 被解释变量为融资水平，本文采用各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进行度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装融资水平对数字经济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1 . 2424, 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该地区融资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装 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以验证装

（二）产业集聚

表4第2列报告的是产业集聚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装被解释变量为产业集聚，本文采用各城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进行度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装 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 5349，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装 本文的研究假设2得以验证装

（三）外商直接投资

表4第3列报告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装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本文采用各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额进行度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装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字经济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1. 6342,  且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 ，进而促进 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本文的研究假设3得以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低

本文的基本回归、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结果均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实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那么，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下降的效果，是否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出现显著的差异呢？因此，本文将样本数据按照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进行划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京津冀地区均值的城市归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组别，相反，则归入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组别，各自按照式(1)进行回归，以验证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城市碳排放量下降的效果，是否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产生相异的效果。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城市 碳排放量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5。表5第1列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组别样本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 8382,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5第2列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组别样本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1. 0815 , 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不论京津冀地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数字经济都可以显著地促进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

（二）经济强市和非经济强市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呈现U型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初期环境质量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重污染行 业所占比重逐步增强，环境质量逐步下降，之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能力改善，环境治理 水平的提升，环境质量逐步提升。因此，本文将京津冀地区各城市按照GDP总量进行划分，高于均值的列为经济强市，低于均值的列为非经济强市 ，然后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 的异质性影响。

经济强市和非经济强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6。表6第1列为经济强市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1. 4842, 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6第2列结果显示， 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 4739 ,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由此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但是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却加剧了城市碳排放量的上升。

（三）环京城市和非环京城市

北京市和天津市作为经济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均以第三产业为主， 二者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降低的影响也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本部分进一步将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分为与北京接壤城市和非接壤城市进行异质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第1列为环京城市样本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2. 0068,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7第2列为非环京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1. 0416,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环京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非环京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碳排放量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北京和天津对京津冀地区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还未完全发挥，除了与环京城市进行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的紧密联系以外，仍然需要与非环京城市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与联系，以带动非环京城市数字经济对碳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效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因此，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地区既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又是北方地区污染环境较为严重的区域，如何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始终是重要的课题。那么，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该地区的环境保护是否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碳排放的降低是否产生了积极效应值得探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第一，京津冀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经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变换实证回归方法等方式，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第二，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融资的可得性， 促进了产业集聚，进一步吸引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带动了京津冀地区碳排放量的下降。 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数字经济都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环京城市和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碳排放量的下降，但是非环京地区效果不显著，非经济强市则提高了城市碳排放量。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应加大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力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因此，一方面京津冀地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数字基础。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带动相关的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并且进一步以此为契机，实现政府的数字化治理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引高素质人才，通过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带动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高等院校和企业要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共享，高等院校可开设数字经济相关的专业，与企业实现人才需求相对接，通过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二是应加强京津冀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 发展，提高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互联互通水平。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会对河北省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而京津冀在环境治理方面更需要协同共治，三地在环境治理方面“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一方面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京津冀地区 数字经济的互联互通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应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碳排放的积极效应，三地协同共治，而不是“各扫门前雪”，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积极效应。

三是应提高京津冀地区的均衡发展程度，实现更大程度的碳减排。本文研究发现，虽然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地区碳减排具有积极的效应，但是非经济强市和非环京城市的数字经济却并未能够显示出积极效应。因此，京津冀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及经济建设方面要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通过有效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和加快雄安新区建设并以此为抓手，着重促进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河北省与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落后地区既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又要解决碳排放问题，双重压力需借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予以妥善解决。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对口帮扶来促进非经济强市和非环京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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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汝川(1986— ) ,  男 ，山东济南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 景辛辛( 1991 — ) ,   女， 山东聊城人，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