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  区域产业协同则是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理清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  沿着“目标导向—支撑保障—演化机制”的脉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 围绕着以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 以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以区域创新联动增强区域产业协同的创新效能, 以“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强化协同动力,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跨地区产业协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提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致力于为使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  京津冀协同发展 ;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区域经济 

一、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区域重大战略。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 其中包括: 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 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 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 对接产业规划, 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202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座谈会时强调: 要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 增强抓机遇、应挑战、化危机、育先机的能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示范区的重要推动力。因此,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探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的文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侧重于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现状的统计性描述及量化分析。刘冲等使用省内和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京津冀产 业协同的发展程度[1] ;  张杰等基于京津冀地区宏观数据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面临的多重困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路径[2]。二是深入产业结构内部进行精细化研究。研究主题从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的同构化特征到特定产业的关联效应和区域间协同效应,  开始关注京津冀“交通—产业—城市规模” 耦合协同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旅游业协同特征及机器人产业的协同特征等[3-7] ,  侧重分析不同产业的协同特征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三是趋于关注微观尺度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的空间关联性。石敏俊等针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的问题, 提出补强产业链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重要作用[8] ;  王金杰等在研究中提出通过产业转移来推进区域间合作, 以实现区域制造业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9] 。有关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文献日趋丰富, 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沿着“目标导向—支撑保障—演化机制”的脉络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 致力于深化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 为从实践层面提出路径探索提供有效理论支撑; 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  以理清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 围绕着以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模式、以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 致力于为使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

中国正处于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的关键时期, 迫切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是发展规律性与现实多样性的有机统一。[10]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 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显著特征, 决定了其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 一。然而,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视角看, 面对全球经济风险提升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外部冲击, 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随着地缘政治形势愈发紧张, 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考虑采用有关战略, 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内或值得信赖的国家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向地缘政治接近的经济体。[11] 全球资本流动的重新配置及世界经济复苏坎坷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产业体系建设提出了新挑战。从国内视角看, 受国际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及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发展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重大问题依然亟待解决, 迫切需要在深刻变化的国际格局之中寻求中国经济的发展之道。

区域重大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追根溯源, 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这种经济活动与特定空间的结合产生了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是国家财富生成过程在特定地域空间的表现, 是国家经济运行系统的地域表现、空间映射与有效支撑: 从总量上看, 区域经济从属于国家经济, 所有区域要素禀赋之和等于国家社会总资源, 所有区域财富之和等于社会总财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财富的空间分配 ; 从结构上来看,  区域经济反作用于国家经济,  区域要素禀赋的空间格局与区域间关系影响着社会总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总财富的生成。[12] 由此可见,  区域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区域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与有机组成部分, 它不仅从单一地区视角影响经济总量规模, 而且从地区间关系视角深刻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当前,  中国正在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 着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特征必将深刻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格局, 也迫切需要区域重大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这是能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求和关键支撑, 而现代化产业体系恰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之所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涉及产业间关系及地区间关系等多重维度, 这也恰好与正在推进实施的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相互交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诸多区域重大战略以推进区域一体化为主线,  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聚力推动重点地区快速发展、解决特定区域问题, 致力于向协同要红利、以协同促发展, 以重点地区的引领示范作用促进更大空间尺度上的经济发展格局优化。其中,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骨架, 是构建区域间投入产出关系与复杂贸易联系机制的重要载体, 是立足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分工合作的有效纽带, 也是以地区间关系调整及协同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因此,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是落实区域重大战略的迫切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而且也是以区域重大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

三、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解释

(一) 目标导向:  以区域间共赢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区域产业协同是以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  以建立高效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为主线, 通 过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及网络分工等路径, 增强区域间生产经济联系、优化区域间投入—产出关系, 致力于以更大空间尺度上的专业化、共享化及规模化经济, 提高区域产业发展质量, 最终通过区域协同红利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以 “协同”促“区域产业发展”, 产业协同是手段、产业发展是目的, 以区域间共赢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目标。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是决定经济规模、经济效率与经济质量的关键因素。它与传统产业体系不同, 更强调“现代性”和新发展理念, 具备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融合互动、协同高效等典型特征。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应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要目标导向。 “区域间共赢”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意味着, 既要满足产业协同发展后创造的总价值大于之前各成员区域单独创造的价值之和这一增值约束, 也要满足各参与方在产业协同发展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之前各自获得的收益这一参与约束 , 这是区域产业协同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以区域间共赢为基础,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涵盖了多区域投入—产出关系调整、区域间技术联系变革及空间布局优化等多个维度, 将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间技术溢出强化等积极效应, 这为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 寻求“空间尺度视角”和“地区关系视角”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可能性。

(二) 支撑保障 :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表明,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或相互割裂的, 从辩证的角度出发, 二者应是有机统一、互为补充与促进的。市场是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机制, 但是市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这也使得政府干预具备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政府干预应限定在恰当的范围并采用恰当的方式。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的共生互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共同决定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成效。[13]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地方保护与行政分割这一典型特征,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中有为政府的作用显得更为紧迫且重要。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需要跨越不同地方政府主体, 在传统制度具有粘性且地方政府主体往往兼具“政治”和“经济人”双重身份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既受财政分权制度等因素影响而具备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与动力, 又受政治晋升锦标赛等因素影响而很可能强化地方保护与行政分割,  因而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地方政府间复杂的博弈关系。面对既有利益格局和行政藩篱难以打破的事实,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迫切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为协调区域间利益关系与分配格局、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及区域间产业共赢成长提供有效支撑。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需要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作为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在理论层面上, 从重商主义理论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从新自由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演进发展, 政府与市场关系一直是经济学讨论的经典命题。在理论认识上, 逐渐从二者完全对立向融合共生关系演变, 为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及资源配置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层面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期—全面深化改革期”的过程, 与西方国家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不同,  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与行动能力,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模式下, 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重要因素。

政府机制是作为“有形的手”调节区域间关系和区域经济活动、促进区域分割向区域融合转变的重要机制。由于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可能存在着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及社会公平问题, 有为政府迫切需要通过制定并实施战略、规划、政策等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建立协调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而达成一致性行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应关注以下两点: 一是应以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点,  聚焦于破除行政分割行为, 重点解决好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总体利益等关系, 为建立互惠合作均衡的地方政府间关系而共同努力, 形成地方政府在以协同促发展上的偏好一致性和行为一致性, 激发地方政府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及协同的内生动力; 二是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激励性引导与约束性调控功能, 通过明确区域产业政策导向, 引导市场主体从无序走向有序, 更好地使市场主体目标与政府政策目标达成一致, 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通过市场机制加速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效制度支撑。

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 在市场机制越有效的地区, 往往产业体系也越发达。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中国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化, 逐渐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倾向于追求效率导向的价值目标,  并通过供求、竞争、价格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围绕着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共同作用, 促进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在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中,  价格、供求、竞争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行为, 促成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有机融合, 构划着自由经济的基本内涵。[14] 在有为政府进行高效的制度安排基础上, 发挥有效市场在重塑区域间利益格局与多重关系中的作用, 应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区域间要素有序流动与交换, 市场主体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等因素进行区位选择 , 这将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空间布局调整; 二是通过市场竞争优化配置资源, 在行政权力规范干预市场竞争, 并积极破除地方保护、行政垄断的前提下,  以竞争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为区域产业协同汇聚内生动力; 三是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跨区域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市场与企业是分工条件下合作的两种基本制度形式,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及供求机制等, 为促进跨区域的企业乃至产业分工及合作提供了载体。

(三)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演化机制

1.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机制:  比较优势、产业分工与产业关联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是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演化机制, 表现为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及各区域内部次级区域之间, 受一定利益机制支配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区域产业分工的重要基础是比较优势[15] ,  各地区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 , 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  生产并向外输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与此同时购买其所需要的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这为区域之间进行贸易和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这可能与生产要素禀赋、产业链发达程度及技术水平等因素直接相关。在此基础上, 区域产业分工的形成需要满足若干条件, 如市场容量、交易成本及生产技术条件等。亚当 · 斯密认为, “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 分工的程度, 因此总受交换能力的大小限制”,  这里的“交换能力”实质是指市场容量。区域之间建立更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有利于推动企业或产业从面向本地市场向域外市场拓展,  以市场容量的扩大为区域产业分工深化提供有力条件, 促进形成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格局。与此同时, 交易成本是决定专业化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 只有交易成本足够低, 才能促进 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此外, 不同产业可能因技术空间可分性不同, 进行区域产业分工的潜力也不同, 生产环节、工序的空间可分性越强, 则实现区域产业分工的可能性越大。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是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  区域产业分工主要通过推进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16] 构建利益共同体,  即以“优化多区域投入—产出关系—加强地区间产业生产与技术关联—形成产业利益共同体”的经济联系模式, 激励地区之间形成产业发展合力。伴随着产业分工由产业间分工、 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  区域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本质表现为产业链协作机制, 这既包括纵向上下游产业链协作, 也包括横向同环节企业的产业链协作, 通过产业链协作更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完善产业链构建并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企业作为微观市场主体是区域产业分工的主要参与者[17] , 跨地区及本地区企业之间紧密而复杂的经济及技术联系,  是区域产业分工的重要载体。企业在参与区域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形成产业关联、产品关联和技术关联等[18] 复杂的关联方式,  而这种关联又会进一步强化产业空间集聚和网络联系效应,  进而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2.   区域产业效率提升机制:  技术供给、协同创新与空间溢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 , 高效率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  因而提升产业效率成为区域产业协同的重要演化机制。技术水平是产业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 充足的技术供给是产业效率不断提升的关键路径。而创新则是技术供给的主要来源, 因而也是增强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

现代信息技术及现代交通方式的快速发展, 为区域间信息流通、知识交互及要素流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技术及设施条件,  区域经济由以单一城市或区域为主的发展模式向大空间尺度下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转变,  创新随之也向区域协同创新转变。从创新到协同创新需要考虑区域间“技术邻近”和“技术关联”的特征。技术邻近 [19] 一般是指创新主体间的技术相似程度[20]，技术关联[21] 则代表产业之间技术要素的相关程度 [18] , 从“协同创新”到“区域协同创新”则需要进一步考虑空间层面的集聚经济、空间溢出和地区多样化经济的特征。技术邻近和技术关联是协同创新实现的重要微观基础, 空间溢出效应是从“协同创新”到“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 区域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分割, 共建良好的创新环境, 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 形成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区域协同创新为支撑、以有序分工合作为动力的大尺度空间开放创新系统。[22] 区域协同创新需要统筹考虑创新环境孕育、创新资源共享、持续竞争压力、市场需求拉力及创新积累推动等多元因素。这需要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打破体制机制障碍, 为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分工与合作提供有效制度供给,  区域内创新主体则应追求共生共赢 ,“共生”即创新资源的充分共享 ,“共赢”则是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创新能力共同提升。

3.  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机制: 要素流动、区位选择与资源配置

在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进程中, 区域产业转移是适应区域产业分工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要求, 也是重塑产业空间格局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区域产业转移是特定产业内的企业将部分或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从转出地转移到转入地的过程, 产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移与承接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注入经济发展活力。

要素流动与区位选择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微观机制。一方面, 区域产业转移是以企业为载体进行的生产要素跨区域转移。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之下, 要素流动是通过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等,  以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目标而进行的区位选择。要素具有追求高回报率的趋利性, 通过要素流动实现价值增值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创造有利于要素增值的环境与体系、吸引要素跨区域流入,  成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  区域要素禀赋空间分布影响区域产业转移决策。关系经济地理学(REG) 与演化经济地理学(EEG)的不断发展为分析产业转移过程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逻辑框架 [23] , 企业发展需求与转出地资源不匹配现象, 直接影响产业转移。对于转入地,  企业进入主要关注与转入地的资源匹配程度; 对于转出地, 企业转出的前提也是当前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生产要素与所在地的要素禀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这种要素不匹配使企业产生产业转移的意愿。其中,  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  健全要素市场体系, 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是关键。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区域产业转移的目标之一。相关研究表明, 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4],  降低要素市场扭曲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5] 。无论是以优化要素供给为导向, 还是以扩大市场规模为导向，或者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导向,  区域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基于更大空间尺度而进行的产业布局调整, 也是基于更大空间尺度的生产要素组合及资源配置优化。从转入地及转 出地双赢的视角看,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 对外投资应围绕在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在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进行, 通过投资和产业转移实现产业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赢。[26] 通过区域产业转移可以更好地实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分工, 促进地区间经济联系及地区间技术溢出, 有利于从技术水平改善及生产效率提升等维度提高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四、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重大区域战略之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其整体定位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九年来, 区域产业协同在发展规划、载体建设及产业转移与承接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 但是在差异化产业发展模式、协同创新能力、协同发展动力及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仍亟待完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符合中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 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紧密契合。伴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新征程, 京津冀被赋予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新使命新任务。区域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 迫切需要在京津冀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之下,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需要积极应对区域政策焦点从“效率—公平”到 “效率—公平—安全”、区域要素禀赋从传统要素到新兴要素、区域生产组织从全球价值链到国内价值链、区域空间结构从单点结构到网络化结构、区域生态条件从软性约束到硬性约束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27]  ,  积极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径, 以期为以区域重大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一)以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

立足比较优势是进行区域产业分工的重要基点。从京、津、冀三地比较来看, 北京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及科技创新中心, 是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及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 后工业化阶段特征明显; 天津市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型外贸大港及雄厚的先进制造业基础, 总体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河北省则拥有资 源优势, 土地资源等发展空间充足, 但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基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形成优势互补发展格局的视角, 京津冀应合理进行产业分工, 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分工, 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是北京产业发展的重点 , 天津市应继续推进“ 制造业立市”、着力打造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河北省应重点发展商贸物流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三地应在更大空间尺度下形成产业上下游联动机制,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

京津冀三地应基于资源禀赋及产业基础等条件,  以区域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  而因地制宜地探索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模式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区域产业分工。以天津为例,  其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之一, 在于拥有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  充分发挥港口优势、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是天津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及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可行路径。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视角下,  天津以港产城融合促产业发展,  事关多空间尺度的复杂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区域协同层级,  港口应深度服务区域腹地产业发展, 通过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  促进国内外双循环的有效衔接; 二是在天津城市层级, 应以“港口资源—港口经济—口岸经济—城市经济”为主线, 不断优化城市功能与产业体系; 三是在滨海新区层级,  主要涉及高端港航服务业集聚及临港产业发展等问题, 是以港兴产、以港兴城的重要基点。

(二) 以 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京津冀产业发展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迫切需要以区域内外联动为切入点促进“协同红利”的释放。虽然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不仅应关注域内产业间关系, 而且也应关注域内与域外乃至与全球产业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 应以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互促为导向, 积极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伴随着产业链呈现由全球化布局向区域化布局转变的明显趋势, 各国产业发展内顾倾向显著增强, 中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为国内价值链重塑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京津冀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应紧紧把握国内价值链重塑的机遇, 通过产业协同发展更好地契合并引领国内市场需求,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在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对产业链资源配置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链主企业或引擎企业, 推进京津冀产业发展深度嵌入国内价值链。通过释放有利的成本利润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等, 在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从而更好地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与对内改革的深化,  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并不相悖, 反之二者之间迫切需要融合对接与互促发展。京津冀地区应充分发挥国际空港海港等枢纽作用, 积极利用自贸试验区、保税港区及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在要素流通、交通物流及贸易模式等方面的便利性, 增强对全球资源的吸引能力及配置能力, 推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沟通联系, 从而在国内价值链重塑中, 为打破“低端锁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提供支撑,  同时全球价值链攀升也将倒逼国内价值链重塑。这就要求京津冀产业协同应统筹把握和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综合考虑产业特性、产业基础、产业潜力等因素, 分别面向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实现产业分类发展, 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路径优化。

(三) 以区域创新联动增强区域产业协同创新效能

创新驱动与高水平自立自强紧密契合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已经成为促进产业升级、释放国内需求及塑造国际优势的重要技术支撑, 是新时期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服务经济建设的核心动力。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产业协同应该以区域创新协同为基础, 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引领性作用, 为区域产业协同注入新动力新动能。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是全国创新要素和创新成果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创新成果转化潜力巨大。津冀两地临近北京, 如何将地理邻近优势转化为创新协同优势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从微观视角看, 在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 不仅会影响该技术所在的生产环节, 而且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作用于产业链其他生产环节, 对企业间乃至产业间协同产生影响。技术创新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不应局限于技术创新本身, 还需要关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及技术创新转化效率等问题。

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应围绕着北京这一创新高地, 充分释放北京在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建设中的引擎作用及辐射效应, 实现区域之间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与技术空间溢出,  以强劲有力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源泉, 强化区域产业协同的创新驱动能力。首先, 应积极构建跨区域的创新要素链和创新合作网,  以深化改革为支撑, 促进创新要素的区域间合理流动与聚集, 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互联互通及创新资源跨区域整合, 加强不同区域间创新网络关联, 提升技术邻近和技术关联度, 通过创新网络发展赋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其次, 应增强津冀两地与北京优质创新资源的对接能力, 构建集交易、转让、融资、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线上+线下”综合性技术交易服务平台, 更好地实现跨区域之间技术成果与技术需求的快速精准匹配。最后, 应打造专业化创新服务体系, 培育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主体, 为京津冀地区技术创新、技术合作、技术转移及技术转化等提供全链条、高效率的配套服务, 为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获取高质量技术供给提供有效支撑。

(四)以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强化协同动力

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 产业链发展离不开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支撑。高质量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产业 链、人才链、创新链之间的断裂问题,  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有利于减少资源错配、解决技术供给及人力资源供给等一系列问题, 从而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更强的驱动力。

一方面, 应注重产业体系建设与创新能力培育之间的协同发展。尤其是津冀两地应着力建设更具包容性、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  以创新作为产业体系建设与结构优化升级的源动力。与此同时, 应注重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之间的协同关系, 避免二者之间衔接不畅,  尽快形成“ 原始技术创新—创新链网络化—创新成果产业化—产业链升级扩容”的畅通模式 , 促进由技术创新向实际生产力提升的高效转化, 以技术创新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应积极把握现代科技发展前沿趋势,  引导科研机构、高校院所及企业等开展联合创新,  结合产业基础及技术突变的可能性, 以科技创新驱动诸如生物医药、智能科技等未 来产业的发展与布局。

另一方面, 应以产业链和创新链加快重塑人才链, 重点解决区域间人才落差过大、人才吸引能力不均等问题, 其关键在于把握人才流动规律。既应充分关注城市便利性、高质量城市生活对人力资本集聚特别是高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集聚的重要性, 也应积极探索创新型的人才引进、综合服务及激励考核机制, 打造多层次的人才引育平台。

(五)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跨区域产业协作 机制建设

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是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其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分割与地方保护, 实现共建共享、协作配套、统筹互助, 形成有利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  以政府“有形的手”,  来打破原有城市体系与空间关系条件下要素分布、利益格局和行政藩篱; 另一方面,  以市场“无形的手”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区域产业效率提升、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等演进机制中形成内生动力,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8] 。

面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由产业间协同转向产业链及产品间协同, 政府更加迫切地需要立足制度共享和利益共享, 建立有效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 深化京津冀产业间联系的深度与广度。在制度共享层面, 既可以通过构建政府联盟, 形成制度化的组织协调机制, 削弱体制机制层面的协调障碍, 建立区域间政策冲突与矛盾的沟通与解决机制, 也可以通过合理调整政绩考核标准, 改变政府行为导向, 促进地方政府对区域产业协作的行动一致性, 还可以通过制定大尺度区域产业规划, 对跨地区产业协作、区域间产业合理布局及区域产业转移等进行统筹安排和合理引导。在利益共享方面, 既应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对区域产业协同的推动作用, 通过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财税分成与利益共享,  以稳定产业转出地的财政收入, 降低其对产业转移的地方保护行为, 以利益杠杆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和衔接, 也可以通过政府间共同投资的方式, 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 政府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着力打破数据孤岛, 推进跨行业、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融合,  以智慧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为更好地进行政策设计、预测、模拟与评估提供数据基础与分析技术, 减少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政策目标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差,  促使政府以精准化政策设计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迫切需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 通过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相互交织的现实条件下, 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要解决区域发展落差, 也要谋求区域经济增长, 产业协同发展正是解决落差与增长的重要切入点。本文聚焦区域产业协同这一核心问题 ,  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实践对策为支撑，致力于从产业视角深化阐释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来看, 首先理清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之间的逻辑关系, 其次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 最后提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主要包括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以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创新联动增强区域产业协同的创新效能、以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强化协同动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跨地区产业协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 1 ]  刘冲 , 李皓宇.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J] .  北京社会科学 , 2023( 6) : 37 - 48.

[ 2 ]  张杰 , 郑若愚.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的多重困局与改革取向 [J] .  中共 中央党校学报 , 2017 ( 4) : 37-48.

[ 3 ]  叶堂林.  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  北京社会科学 , 2023(6) : 49-57.

[ 4 ]  陈梦筱.  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产业—城市规模”耦合协同演进[J] .  经济地理 , 2022(9) : 96- 102.

[ 5 ]  李宵 , 申玉铭 , 邱灵.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分析[J] .  地理科学进展 , 2018(2) : 299-307.

[ 6 ]  厉新建.  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与优化方向[J] .  北京社会科学 , 2023(7) : 31-40.

[ 7 ]  赵绘存.  专利视角下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  科技管理研究 , 2017(22) : 128- 133.

[ 8 ]  石敏俊等.  基于产业链空间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协同分析 [J] .  地理研究 ,  2022 (12) :  3143 - 3163.

[ 9 ]  王金杰等.  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制造业转移及区域间合作[J] .  经济地理 , 2018(7) : 90-99.

[10]  刘伟 , 范欣.  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J] .  管 理世界 , 2023(4) :  1- 16.

[11]  AeBin A , Ashique  H ,  Davide  M , et al.  Fragmen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s  Emerging  Economies Hardest [ EB/OL ] .   https :  //www. imf. org/zh/Blogs/ Articles/2023/04/05/fragmenting-foreign-direct-investment- hits-emerging-economies-hardest.

[12]  李兰冰 , 刘秉镰.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J] .  管理世界 , 2020(5) : 36-51.

[13]  李兰冰.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与理论解释 [J] .  经济学动态 , 2020(1) : 69- 82.

[14]  陈云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J] .  经济研究 , 2019(1) : 4- 19.

[15]  闫冰倩 , 田开兰.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布局演变对中国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研究[J] .  中国工业经济 , 2020(12) : 121- 139.

[16]  范剑勇 , 刘念 , 刘莹莹.  地理距离 、投入产出关系与产业集聚[J] .  经济研究 , 2021(10) : 138- 154.

[17]  王俊豪.  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  需求分析、 构建导向与整体框架  J] .  管理世界 , 2021 ( 2) :  148- 164.

[18]  贺灿飞 , 朱晟君.  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 [J] .  地理学报 , 2020(12) : 2684-2698.

[19]  Jaffe A.    Technologin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 Profits and Market Value[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87(5) : 984- 1001.

[20]  孙铁山 , 刘禹圻 , 吕爽.  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及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 J] .  天津社会科学 , 2023(1) : 129- 138.

[21]  Rigby D 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Knowledge Space : Entry and Exit of US Cities from Patent Classes [J] .  Regional Studies , 2015(11) : 1922- 1937.

[22]  李兰冰 , 高雪莲 , 黄玖立. “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重大问题展望 [J] .  管理世界 , 2020(11) : 7-22.

[23]  赵建吉 , 王艳华 , 苗长虹.  战略耦合及区位机会窗口与GPNs 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区位重构—以富士康为例[J] .  地理学报 , 2023(4) : 877- 893.

[24]  陈诗一 , 陈登科.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J] .  中国社会科学 , 2017(4) : 67- 83.

[25]  盖庆恩等.  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J] .  经济研究 , 2015(5) : 61-75.

[26]  ( 日) 小岛清著 , 周宝廉译 , 李文光审校.  对外贸易论[M] .  南开大学出版社 , 1987 : 444-446.

[27]  李兰冰 , 商圆月.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J] .  天津社会科学 , 2023(1) : 122- 128.

[28]  高全喜.  斯密的国民财富以及“看不见的手”[J] .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22(3) : 5- 16.

【作者简介】李兰冰(1978—) ,  女,  河北省黄骅市人,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教授; 徐瑞莲(1997—) , 女, 河南周口人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JZD028)—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