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阐述了五大内涵要求，意义深远。这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我们需要深入领会这一全新课题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要求与鲜明底色

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金融发展的根基和金融文化之本。金融业遵循的基本规矩就是讲诚信、不作假和守契约。山西票号以诚信赢天下，在经营中童叟不欺。山西平遥一位老太拿着一张时隔数十年的日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汇票，来到总号要求兑付，伙计在查阅数十年的账簿后，如数兑付了现银。同治末年，北京恒和银号关门歇业后，为了继续兑换自己发行的仍在流通的银票，专门租了一间门面房用于兑现，等了20多年才关门撤点。坚守信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例如，1935年1月，红军准备撤离遵义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收回此前发行的红军票，让群众兑换银元或选购粮食、食盐等货物，做到不失信于民。又如，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发布通知继续收兑曾在中央苏区或解放区发行的逾期未予兑付的公债券，而且利息可算到提取日期为止。上述信守承诺的典范和传统对维护社会信用和秩序意义深远。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从诚实守信开始，交易各方首先需要披露真实信息，始终坚持契约精神，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营造诚信金融环境。金融消费者讲诚信、守底线；金融机构做到不夸大宣传、不恶意误导，在产品设计、产品销售等方面坚守诚信底线；债权、债务和股权关系等，都需要以诚信为基础。这些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只有将诚实守信原则融入各项金融业务中，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不逾越底线，珍惜信誉，才能赢得客户的信赖，赢得市场青睐，从而有力维护金融秩序和降低交易成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信用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尤其是加大了对金融领域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和社会风尚。2017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将违反法律法规且情节严重的金融活动主体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并由相关部门依规对其实施联合惩戒。2019年2月，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年失信黑名单年度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新增涉金融严重失信人1999家。2023年，银行共有5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非银机构共有197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①“逾越底线”的行为会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破坏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这就要求加快推进金融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通过相关制度约束逾越底线的行为，净化金融环境、规范金融秩序，促进金融活动参与主体守信守法。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价值追求

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中创造价值和利润。传统义利观既尊重合理的“利”，又强调“义”对“利”的约束作用。以义取利就是要用合理恰当的方式去取利，用道德规范来约束求利行为，不贪不义之财，不谋非法之利。金融系统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金融业注入传统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基因。

金融机构追求的“义”，即责任，就是积极主动地承担服务职能和社会责任，对公众、投资者、社会和国家负责。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的同时，需要始终坚持以义取利，始终以社会责任感为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提升为客户、投资者和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决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利，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只有义利兼顾，构建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将社会责任融入金融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业务流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少数金融机构过度趋利、一味追求眼前或局部利益，资金开始逐步转向虚拟经济。这说明少数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出现一定偏差，少数金融机构盲目追求经济利益以及金融业社会责任感还有待增强。这不仅给金融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经济的企稳复苏进程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显然，金融企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商企业，其经营行为直接关系国家的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金融业肩负着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宁的重大责任，尤其要履行为各类经济主体和市场主体提供安全、便捷和价格合理的服务的义务和责任。在此基础上，为自身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否则金融业很难行稳致远。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必然要求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需要始终把防控风险放在首位，不贪图短期暴利，不急功近利或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稳健审慎经营，是保持中国金融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家层面看，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可以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否则一旦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会冲击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从金融机构看，稳健经营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若仅顾趋利，甚至开发一些风险系数较高的理财产品或者发放不良贷款，必然会积累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保持资本充足性，关注资产质量并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风险防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显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把防范金融风险与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由此，在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加大了惩处力度。2023年8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一连发布6张罚单，主要涉及贷款发放不审慎、违规放贷、贷款回流用于归还本行贷款、虚增存贷款规模等。2024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处罚银行保险机构4750家次，处罚责任人8552人次，罚没合计78.38亿元。可见，金融稳定的前提保障是维护金融安全。这就要求始终坚守金融安全底线，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竭力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

当前，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任务是推进健康的金融风险文化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稳定大局。对此，一方面要求金融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领域和环节；另一方面提高金融从业者、投资者金融风险认知和防范能力，并能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

概而言之，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树立稳健审慎的风险意识，让金融从业人员认识到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从根本上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形成正确的风险观，从而有效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鲜明特质和本质要求

第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调先守正，主要表现为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正确的金融发展方向，才能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实践也充分体现人民立场。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金融系统，让农民避免高利贷剥削，实行低利政策，加大农贷，维护币值稳定等，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雏形。因此，金融需要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如今，金融工作更要主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实践证明，把人民立场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鲜明个性，贯穿到金融工作的各方面，积极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便民的理念，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并提供多样化、低成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才能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第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鼓励守正前提下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创新的出发点应是服务实体经济，更好满足市场的真实有效需求。只有把握正确方向，创新才会有好的结果，才能不断为建设金融强国培育新动能和新优势。金融创新需要解决好金融为谁服务的问题，要紧紧围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便利人民群众。在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守正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立足于市场及客户需要，不断拓展业务空间，创造和开发多元化金融新产品和服务，才能充分发挥金融创新的正向作用。

第三，不脱实向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宗旨和责任担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然要求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否则就缺乏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这是我国金融行业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金融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借贷资本只有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为迅速调动资金进行生产建设服务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②毛泽东同志主张，金融机构信贷需要高效服务和支持所有实体经济发展，货币金融体系在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融通资金，调剂市场，发展生产。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融必须“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充分说明，金融工作需要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能更好实现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84.29万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40.32万亿元，同比增长10.1%。这表明金融系统的资金支持正不断助力实体经济增长。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不断推动金融行业以支持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天职，金融系统始终为广大人民服务，助力实体经济，为小微企业“输血”，在支持实体经济稳步发展中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然而，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甚至少数金融机构把趋利放在了最重要位置，没有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由此可见，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只有坚持和弘扬守正创新的理念，只有肩负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担当，才能不断提升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服务质效。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原则和底线要求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强调依法合规的重要性。金融机构要想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立足，需要培植、维护和巩固合规经营的根基，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违纪、违规的风险损失，提升自身的信誉和社会声誉，才能获得客户的尊重和信赖，从而为金融机构增加盈利空间和机会。可见，依法合规经营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创造价值和防范风险的必要措施。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求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从国家层面加强金融业合规性监管和相关制度建设，以强有力的执法维护金融监管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要求和行为规范。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合规，加强金融法治建设，探索建立定期修法制度。”2023年，我国金融监管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同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2023年5月，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同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2023年11月，《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适用范围囊括了所有的银行机构、金融管控公司、金融资产机构、信托公司和理财公司等，“统一监管”得到了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如果定稿并生效，现行《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将被废止。可见，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不断推进合规管理办法的修订和完善工作，金融业合规与风险控制的管理力度得到全面加强。

加强对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2023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的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工作情况显示，2023年前11个月，检察机关起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和贷款诈骗罪2106人，同比下降11%。持续加大反洗钱力度，起诉洗钱罪2301人，同比上升10%。因此，司法机关严厉惩处金融领域违法犯罪，努力挽回投资人、金融机构等经济损失，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基础，建立科学有效与系统完善的金融法治体系才能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提高运营的合法合规性是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围绕“防风险”和“严监管”两大主题，建立高标准、严要求的金融业合规监管制度，同时增强金融从业人员的合规意识与法治意识，牢牢守住“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一原则和底线。

总之，上述五大方面内涵丰富，环环相扣，又互为支撑，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实践经验，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反映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实际需求。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准确把握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加快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从而推动形成健康的金融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浓厚氛围。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处理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其经验”（项目批准号：21BDJ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唐曜华：《2023年银行被罚金额同比增三成 央行加大对非银机构处罚力度》，《21世纪经济报道》，2024年1月5日。

②余仪志：《马克思的借贷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指导作用》，《金融研究》，1983年第3期，第5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