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行”展播｜从西方到东方：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史书写的空间转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依托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8所高校，组织开展“信仰行”优秀读书心得、调研报告、理论文章评选活动，分别评出一等奖作品各5篇、二等奖作品各10篇、三等奖作品各15篇，现将一等奖作品进行展播。

从西方到东方：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史书写的空间转向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生  赵月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是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重要论断，要求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作出回答。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全球文明史的书写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即先发性地以西方社会进步的价值预设衡量非西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始终受文化帝国主义的裹挟，充斥并渗透着西方对东方的歪曲和文化偏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三个从属于”所言，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叙述方式使全球文明史书写成为一部西方文明谱系的演变史。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将现代化从西方范式中解放，同时也推动着文明史书写出现一种“空间转向”，即从东西方文明互动的角度使全球文明史的书写从“东方从属西方”到“东西方共写文明”的转变。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东方从属西方”的自觉矫正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史以西方中心的视角书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处于“被书写者”的地位，被称为西方世界边缘的“远东”。不难发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衍生而来，西方文明以普遍性为标志，而特殊性则成为非西方文明的标签。梁漱溟先生将西方文化归结为“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整个全球文明史书写成西方单一文明进步的历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从“中华文明停滞论”的文明盲视中走出来，是对崭新文明语境的自觉思考，同时意味着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自觉矫正。

第一，东西方文明并不是割裂的，两者共同源于人类文明。客观地说，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和东方文明的碰撞源于自身资本逻辑所触发的剥夺性和竞争性的本能。实际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差异本身正是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挥纠偏功能的前提，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东方的西方，两者共同属于全人类文明这一共同源头。

第二，东方文明不应作为从属的“他者”而被虚无化。随着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面临着主客对立下的文明困局，部分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东方文明尤其是追求和合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再仅作为一种可参照的“他者”进入西方文明研究的视野。

第三，承认不同文化的价值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导致东西方文明存在冲突的根源不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和孤芳自赏。这种单一文明从西方到东方的全球性扩张挤压和侵占着其他国家的文明生存空间。应该要认识的是，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人类文明重心会随着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转移，尊重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有助于弥合东西方文明断裂的鸿沟。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助推全球文明史空间转向的动力源泉

东西方两大文明各有特点，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西方文明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基本问题作出贡献的同时，东方文明也从自己的角度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新贡献。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奠基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版图和世界历史格局，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已经结束”。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悖论”的自觉规避。文明与道路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相伴而生。现代化伴随现代文明而发展，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而现代文明又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由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是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从而使人类基本摆脱物资匮乏的生存困境，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西方学者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指出“普遍的异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都处于一种普遍的异化状态之中”。现代化在中国呈现出从“外发—自发—自觉”的演变逻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自觉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贫富分化的现代化以及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之老路，洞悉现代文明的存在性质和历史性意义，进而彰显出破解现代文明困局的可能性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自觉承载着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和使命。这一“文明”不仅指向中华文明的复兴，更重要的是东方文明的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为文明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和坚实基础的同时，构成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复兴的根本标志。毋庸置疑，文明是否得以复兴的关键在于这一文明能否适应人类发展的现实需求并有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坚守整体协调的价值原则，追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整体提升，逐渐成为矫正当前由于西方文明所造成的现代社会偏差的主要力量。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东方文明从屈从到共写的转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其本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话语建构”，体现着中国乃至东方在文明问题上的“话语依赖”到“话语自主”，推动全球文明史的叙事由东方文明“失语”“缺位”的屈从状态转变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平等互鉴对话的共写状态。

第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东方文明自卑情结的摆脱，改变了东方文明长期“失语”的屈从状态。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后，逐渐在东亚地区缔造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对整个东方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包括冯友兰、马丁·雅克等人认为，中华文明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起到的作用是奠基性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大陆文明”。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出现对文化价值观的怀疑与危机。当一个民族所秉承的价值观被颠覆，文化自卑心理随之产生，其症结在于对自我文化的迷失和不自信。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本质上关乎文化自信的问题，对文化自卑情结的摆脱首先体现在敢于以理论创新构建兼具文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话语体系，进而改变整个东方文明长期屈从于西方文明的“失语”状态。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主动书写全球文明史的话语原创，推动形成东西方文明平等互鉴的共写状态。近代以来，文化话语权的丧失是东方文明处于“被书写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话语权成为中国发展的短板和掣肘。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文化话语权的把握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如何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如何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提升东方文明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提升东方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书写中的话语权并非极端的所谓“东方主义”的复兴，而是以对话、交流、互鉴的方式共写全球文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2023年联合启动“‘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推出“信仰行、红色行、古都行、文艺行、志愿行、园区行”系列活动。成效明显，反响热烈。有效引导高校学子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夯实广大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思想根基。2024年，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社科院（市委讲师团）将继续联合首都部分高校、北京市各区各系统单位，扎实推进“信仰行”系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