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演进
党的群众路线从初步确立到日益完善，贯穿我们党从幼稚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的百余年发展历程，党的群众路线深刻诠释了党的宗旨。
（一）群众路线的确立
1.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
五四运动后期，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见证了以往不被重视的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力量，开始把目光投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劳农阶级。这一时期，“劳工神圣”这一口号见诸很多报刊。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早期群众路线的思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
2.苏维埃是工农的政府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大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建设全国性政权的有益尝试。
3.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是党中央所在地，也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它以民主平等、政治清明被誉为圣地，是中国抗战时期团结进步的一面旗帜。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权，使人民群众有了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
1944年3月，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同志再给郭沫若写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同志稍做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4.迎接新的“赶考”
1948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攻的隆隆炮声中，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进展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也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为防止个人崇拜，还要求做到，“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对周恩来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二）群众路线的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给群众路线思想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1.人民群众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力量
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治范畴，两者的一致性在于，都把保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人民群众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条，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依靠人民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因此，能否充分调动起广大民众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就显得至关重要。
2.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
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西湖草拟了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形成了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最后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同志要求，“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让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让老百姓都能理解宪法。
3.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加强民主监督
毛泽东同志对于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特别重视和强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雷厉风行地领导“三反”运动，果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而且很多方针都直接指导、亲自督办。
党的八大前后，围绕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党中央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这一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有益探索和积极落实，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有效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
（三）群众路线的挫折
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兴起，群众路线一方面在继续有所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被错误地用来搞阶级斗争。可以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传统统治的基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群众运动，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仅仅依靠中央人民政府发表一个法律而不动员人民群众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的比较彻底。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可以看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国家更难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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