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刘波研究员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科研组织处处长刘波研究员在核心期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发表学术文章《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向度、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

作者介绍

刘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大城市比较。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外交评论》等本学科领域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10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中国外交》以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上发表重点理论文章多篇。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和3项北京市社科基金以及中宣部、文旅部等5项部级委托课题。主编《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发展报告》蓝皮书，撰写的有关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国际组织、“一带一路”等内参要报，获得中央领导肯定性批示。

以下为全文内容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向度、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

摘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内在契合，是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实践延续，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验证。针对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民生改善与结构升级相协同、发展效率与安全治理相统一、国内改革与国际合作相促进、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相融合的价值目标，应从加强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的领导、系统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发展、更深层次推动制度型开放、更大强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为合理优化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更有担当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等几个方面，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内生动力；全球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条具有自主性、系统性与实践性的现代化道路，亟须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作为战略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资源要素配置的制度载体，更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参与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重要依托。从根本上看，它承载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回应着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动力引擎，筑牢着国家安全的屏障，拓展着全球互利共赢的合作边界，展现着负责任大国的治理担当。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制度型开放、创新驱动、区域协调与全球合作等多重路径有机嵌套、协同并进，构建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在实践逻辑与价值追求上的深度耦合。因此，系统阐释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向度、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国家制度优势的转化效率、增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引领力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向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符合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条件与目标内在契合，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验证，不仅为内部改革和外部竞争注入持续动能，更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商品及资本市场的世界性拓展。无论是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还是随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崛起，都通过融入国际分工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对外开放”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科技进步中的基础性推动作用。以英国为例，“对外出口贸易能极大地刺激本国制造业的繁荣，这是古典重商主义信奉的一条准则。英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229.5万镑上升到1797年的1609.3万镑，增长了7倍，足以见证这100年间工业革命准备和开始初期英国制造业较快的发展步伐”。英国正是在“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地缘竞争中，逐渐成为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第一强国。随着生产力向更高阶段演进，对外开放成为获取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进行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韩国、新加坡等国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快速实现了本国现代化。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同样需要借助世界市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合作“引进来”先进资源与经验。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能在新时期最大化地利用全球生产要素，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技革命等进程都存在系统而深层的互动关系。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对外贸易、海外投资、技术输入与人才流动，往往能够打破一国经济体原有的技术、资金与市场局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注入关键动力。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坚持立足自身国情与独立自主原则，持续发挥自力更生在制度建设与产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又以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指导，在国际分工、全球贸易和技术交流等方面积极参与乃至引领更大范围的开放合作。把一般的现代化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相结合，既避免了西方早期在殖民或霸权扩张中所带来的不公与矛盾，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选择、互利共赢的开放之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范式。这种兼具共性与差异性的“中国方案”，不仅彰显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现代化紧密结合的一般性价值，更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回应了时代对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期待。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内在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这些均需要对外开放的推动和配合。要达到共同富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效率；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更多跨国技术合作和绿色产业项目；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须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此同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超大规模人口与全方位发展的特殊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发展，还涵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家安全建设的系统推进。尤其是面对14亿多人口的大国国情，唯有广阔的全球市场和多元化对外合作才能充分满足国内庞大的消费需求、就业需求和产业升级需求。拥有超大规模人口也意味着我国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比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资源与环境的压力。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或引领国际产业链分工，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资源要素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借助全球合作推动绿色转型、创新发展与制度升级。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高度契合，让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选项。

（三）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验证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中国凭借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在多领域迈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在早期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主要是通过加工贸易、“三来一补”模式吸收国际资金和技术；进入21世纪后，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深融入全球价值链；新时代提出“制度型开放”，实现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这一路径的演进清晰体现了对外开放不断助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经济转型的事实。如今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深程度上与全球深入互动。历史证明，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大踏步发展，让中国受益匪浅。

现实的需求与机遇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经济转型升级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耦合。随着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粗放投入以及数量规模为核心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创新驱动和产业高端化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走向。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引导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领域的对外合作，能够孕育先进的管理理念、研发体系以及市场竞争氛围，对加速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催化效应。外资不断投入高技术产业，会促进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与协作，加快国产替代和自主创新步伐；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快速对接海外市场需求，鼓励更多创新型创业发展。此外，海外并购与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利于我国企业获取关键技术、海外市场与品牌资源。这种双向互动，使得对外开放与经济转型升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连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实践延续

历史地看，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演进紧密相连。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正是“打开国门”吸收外部资源与管理经验，让我国这样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迅速整合国际要素，在工业体系与产业分工中取得全面跃升。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我国并非孤立地实现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起步，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与内部制度创新的双向激荡中获得了持续动力。经历了数十年的外向型发展后，中国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的路径已深度嵌入世界市场：越是开放，越能倒逼国内改革，形成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竞争压力与创新氛围；若离开这种开放支撑，则会失去对国际科技动态的及时捕捉与对外部大规模需求的有效对接，产业升级与技术突破也会大打折扣。2001年中国加入WTO，汽车关税逐年下降，国内车企压力陡增，竞争倒逼国内车企通过合资等多种方式改革创新，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首次超越美国。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0.7万辆，蝉联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更是达到全球产量的70.4%。当前，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既要巩固既有产业优势，又要在新兴领域拓展价值链高端环节，更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先进要素与规则理念的持续“导入”。因此，无论是在历史发展路径还是未来改革走向上，对外开放都并非可有可无的权宜选择，而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既扎根于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必将塑造新阶段的核心动能，确保我国经济与社会不断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迈进。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基础、以安全为前提、以共享为导向的战略过程，体现了以人为本、发展为基、安全为要、共享为翼的多维度价值导向。即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民生改善与结构升级相协同、发展效率与安全治理相统一、国内改革与国际合作相促进、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相融合的价值目标。

（一）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立足点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旨归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本、增进民生福祉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全体社会成员既是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行动者，同时也是现代文明成果的受益者。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以往资本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其根本特征是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中心地位，强调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有力推动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外贸外资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超过2亿人，大量优质进口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深化中外交流合作，引入多元优质要素，不断拓展人民生活的物质边界与精神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新服务、新产品、新产业，通过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供更高层次的物质产品供给、教育医疗供给、精神文化供给、生态环境供给，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与此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帮助优化各类要素配置，实现从“量的扩展”向“质的提升”的转变，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在更深层的理论视野中，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体现出“发展权”与“主体性”的双向互动。发展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在现实中能力扩展与选择自由的提升。在全球资源配置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我国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在货物贸易与技术引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与实践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开放平台所带来的多样化就业机会、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以及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体系，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更重塑了人们的认知结构与价值期待。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人民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紧密结合起来，使开放真正转化为人民解放和主体性实现的历史条件。

（二）发展为基：持续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资源获取和市场拓展的通道，更是持续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关键支撑。现代化转型要求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这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重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深层次地关系到发展观念的转变与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跃迁的关键阶段，单纯依赖传统要素已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达成。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技术流动与制度创新，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的同时，构建起内外联动、动态平衡的发展机制，使现代化不再只是外在模仿和追赶的过程，而成为结构自洽、动力内生、转型持续的战略路径。

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保持发展动力的长期充沛性，而这一动力不仅来源于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更依赖于制度环境、创新机制与国际合作格局的有机协同。“对外开放越扩大，改革的动力就会越足，改革的效果就会越好。”在制度层面，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体系的透明度与稳定性，也通过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形成正向反馈的制度改革动力；在技术层面，开放平台为国内企业提供了获取全球创新资源的通道，同时激励企业以全球视野参与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在竞争中塑造自主品牌与核心能力；在产业层面，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资源向高附加值环节集聚，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集群，提升整体经济韧性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在区域层面，联动发展格局打破地区间的发展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空间和动能的双重支撑。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发展方式转型的加速器、改革深化的放大器和制度优势的彰显器，正在推动现代化从外部牵引走向内在驱动，从资源积累走向结构优化，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跃升，成为持续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动力体系的重要制度实践与价值体现。

（三）安全为要：统筹经济发展与安全

高水平对外开放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在着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推动安全能力体系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以安全为底线前提，将发展与安全纳入同一战略逻辑框架，形成协同推进的制度合力。随着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外部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美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各种“封锁”策略，传统以增长优先为导向的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科技脱钩、地缘冲突、能源瓶颈、粮食安全、数据治理等新型安全问题，仅依靠封闭式的内循环难以构建稳定、安全的发展格局，而必须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来重构资源流动的结构弹性、产业布局的抗冲击性和制度环境的自主掌控力，进而实现从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塑造安全的战略转化。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过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通过多元市场拓展、规则对接和机制创新，增强我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回旋空间，有效降低对单一市场、单一技术路径的依赖，提升系统运行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推动国内关键领域的制度建设与风险防控能力同步升级，涵盖产业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科技安全等多个维度，从而促进形成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此外，通过强化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为安全发展奠定结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仅是安全保障的主体，更是风险评估、政策引导与治理协同的整合平台，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确保发展在开放中不失稳、安全在流动中可控，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自主、巩固制度稳定的重要手段。

（四）共享为翼：打造共享发展机遇的全球“引力场”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更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等结构性难题的背景下，打造共享发展机遇的全球“引力场”体现出我国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优化国际资源配置、推动全球合作共赢的战略格局。共享发展不再仅仅是国内政策的分配理念，而是通过构建更具开放性、互通性和制度性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中国成为连接全球南北、衔接区域差异、激活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引力中心。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不仅引入国际先进要素，也主动向世界输出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资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博览会、服务贸易大会、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这些兼具市场效率与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的平台，显著降低了国际投资和贸易的制度性成本，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了更稳定、透明的交流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一陆一海、比翼齐飞，构成中国面向欧亚、亚太以及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的新框架。”此类平台连接起区域间的基础设施、物流网络与产业链条，构建出跨国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生态，使得更多国家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进入全球市场，激发自身发展潜能。在理念层面，中国对外开放主张互利共赢、文明互鉴，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下的零和博弈，通过平等协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性互嵌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一逻辑不仅增强了我国对全球发展的吸引力，也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包容、平衡、可持续的方向演进，彰显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所蕴含的全球治理智慧与道义担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三、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当前，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胸怀“国之大者”，锚定目标任务，奋发有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一）加强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开放的全程引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更高阶段的根本政治保障。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党始终将对外开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从“引进来”的初步探索，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再到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部署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任务，党的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与制度推动不断实现跃升，形成了从局部开放、深化开放、融合开放到如今制度型开放的历史演进路径。这一进程体现了党对发展方向的精准把握，也反映了党引领人民主动融入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的远见卓识。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高水平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与人民利益的关键所在。在顶层设计上，党的领导确保了对外开放始终沿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路径稳步前行；在价值理念上，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担当，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战略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战略思维，推动开放与经济建设、改革攻坚、国家安全、外交战略深度协同，形成多维联动、系统推进的现代化动力结构。进入新时代，要更加辩证地把握国际国内大势，在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尊重开放发展的历史规律，又主动防范外部冲击与潜在风险，在挑战中抢抓机遇、在变局中开辟新局，通过顶层设计、规则创新与全球治理协同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坚强政治保障与制度支撑。

（二）推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发展

第一，增强内外循环的协同效应，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在于深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机制，通过拓展开放的广度与深度，推动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促共进。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创新外溢效应，以市场需求牵引全球创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提升其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的能力，使国内循环成为引导全球高端要素集聚的强大引力场。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220685亿元，比上年增长6.4%。其中，出口122095亿元，增长9.6%；进口98589亿元，增长2.7%。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131645亿元，比上年增长4.5%。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嵌入度与主导力，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规则塑造能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发展空间。

第二，深化市场化改革与贸易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循环的体制机制通道。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加强两大市场联动发展的制度前提。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优化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培育多元化外贸市场，带动更多内资企业参与国际循环，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双向市场格局。推动内外贸规则衔接、标准兼容、制度互认，实现“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的高效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制度性红利和结构性动能。

（三）更深层次推动制度型开放

第一，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具战略引领性和体系塑造力。聚焦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加快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对接进程，构建开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制度型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话语权，也有助于引导国内制度体系的深化改革与前瞻调整，形成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格局。

第二，不断提升开放规则体系的适配性与竞争力。当前中国在传统对外经贸合作领域的制度基本上和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经贸规则相一致,但开放水平有提升空间,在数字贸易等新兴经贸合作领域的规则和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异。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法律保障，提升制度供给质量。目前我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080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62.5亿元人民币。未来应通过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合理缩减负面清单、加快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建设等举措，提升吸引外资的制度化能力。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形成更具弹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在加快制度型开放的同时，同步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实现开放与安全的统筹推进。

（四）更大强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第一，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发展动能体系。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决定因素，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重要引擎和重要来源。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部分关键领域仍受制于人的现实背景下，必须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创新理念推动经济转型，以数字化发展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对外贸易的新优势”。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贡献率，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科技贡献率，以数字化转型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新赛道中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构建开放条件下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创新体系。

第二，提升创新资源全球配置能力，构建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在创新驱动战略中，高水平对外开放应成为国际科技合作与产业协同的重要平台。应鼓励外资设立研发中心，引导其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等关键领域，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主导力与嵌入度。同时，推进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提升网络与质量竞争力。积极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优化科研环境，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协同高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五）更为合理优化对外开放空间布局

第一，推动区域协调开放，提升整体空间效率与联动性。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优化空间结构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支撑。通过调整和优化开放空间布局，有助于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制造能力与出口能力的提升，增强技术扩散和资源配置效率。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开放政策，推动区域间开放政策、平台与资源的有机联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新格局，促进区域发展差距的有效收敛，提升整体开放体系的空间协同水平。

第二，强化平台支撑与基础设施联通，构筑多向开放网络体系。要进一步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先导作用，加快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开放能级，支持西部和沿边地区打造新的对外开放前沿。加大内陆地区国家一类口岸布局，提升边境经济合作区、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发展功能，推动陆海联动、内外贯通的多元开放通道形成规模效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统筹推进“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强化以新亚欧大陆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为骨架的互联互通体系，构建高效畅通的全球物流与信息通道。同时，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发挥其在对外开放中的政策高地与枢纽平台作用，打造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区域性增长极，推动空间格局从局部突破向系统优化跃升。

（六）增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分工、贸易投资、要素流动等行为主体往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行为一旦跨越国界，必然要求超国家组织通过制定一整套公认的国际经贸规则，对全球经济运行进行有效协调和治理。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跨境生产、贸易、投资与要素流动已成为常态，全球经济运行亟须更加完善和协调的治理体系。面对当前外部冲击与地缘博弈叠加引发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主动作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演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地位，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深化参与和建设国际规则体系，推动全球治理由权力逻辑向规则逻辑、由分裂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为全球性问题的协商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第二，深化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引领力。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和优化多边合作平台，强化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机制性对话渠道的国际影响力。在医疗卫生、绿色发展、教育科技、减贫人道等关键领域，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落地见效，推动国际制度架构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系统性创新。同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持续加大对“全球南方”的资源投入，提升全球发展援助的实际成效和制度整合力，推动实现发展机会更均等、成果更共享的全球发展新格局。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助力共建国家拓展增长空间，也以实际行动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向实践，为全球经济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

供稿：科研组织处、国际问题研究所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