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3）

（二）成因分析

首先分析我国综合食物自给率数据降低的原因。综合食物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所有食物生产资源能够提供的产品。为了便于计算，大致可以用“粮食”来替代“综合食物”。我国粮食概念在外延上比国际上通用的谷物概念宽泛得多，大体上反映了食物的主要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我国2020年度的粮食生产量为6.69亿吨，消费量为7.4亿吨，差额为0.71亿吨；2022年度的粮食生产量为6.87亿吨，消费量为7.98亿吨，差额为1.11亿吨。向前追溯到2000年，我国的粮食生产量为4.62亿吨，消费量为4.5亿—4.7亿吨，大体平衡。这表明，二十多年过去，我国的粮食生产量与消费量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消费量增长更快。

那么，现有生产粮食的土地资源还有增产潜力吗？答案是还有增产潜力，而且还很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择要而论，在良种水平、农用化学品投入、机械投入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差距不大，化肥、农药、薄膜的单位面积投入量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现阶段制约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升的主要因素是耕地质量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我国实有耕地面积19.2亿亩，其中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多亩。但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70%左右。这意味着在建成验收的高标准农田中有一部分存在着退化为中低产田的风险。2024年6月中旬，我在三江平原调研时看到，很大一块黑土地方方整整，显然经过整治。田间玉米苗已经长到10厘米左右，刚下过雨后，远看十分平整的耕地，近看则是有的地方低洼积水，有的地方隆起无水。这块农田应该在高标准农田统计表内，但实则属于很容易受到水旱灾害影响的中低产田。现实情况当然比较复杂，即使这样，假设我国实打实建成不少于12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其中一半分布在能够种两季的南方，年单产不低于每亩1500斤，则至少可生产9000亿斤粮食；另一半分布在种一季的北方，年单产不低于每亩1000斤，则至少可生产6000亿斤粮食。这只是大致的匡算，具体到农业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需要呈现多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从理论和实践都不难证明，凡是登记造册的农田都可以建成高标准农田。在农田之外，林地、草地、沙地、水面提供食物的增产潜力比农田更大。总之，我国虽然具有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但只要把现有农业资源利用好，粮食以及综合食物自给有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由上述高标准农田及相应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据可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综合食物自给率下降，不是因为缺乏农业资源，而是农业资源的生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又在于农民生产农产品的积极性、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等部门披露的情况表明，在把中低产田改造成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方面，多年来一直存在“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基本上靠政府投资，而且主要靠中央财政投资。在工程实施方面，85%以上的项目采用EPC总承包制，97%的施工单位来自城市建筑企业，本地农民施工队只占3%，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难以从项目建设过程中获得收益。至少有30%的项目田块平整度不达标，没有考虑土壤改良，导致有些地块改造后地力会下降1—2个等级。项目验收后的农田归农村集体管理，但超过70%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专项管护资金，导致不断有农田等级退化。农民生产农产品的积极性不高，主要表现是弃农进城经商务工，其背后的经济原因则是农产品价格偏低导致收益偏低。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及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披露的权威数据表明，从2010年到2022年，每吨尿素出厂价从1600元/吨上升到2900元/吨，复合肥价格指数累计上涨82%；早稻价格从每50公斤93元，上升到124元，上涨了33%；小麦价格从每50公斤90元，上升到115元，上涨了28%；稻谷每亩净利润从550元下降到320元；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9.2%，显著高于种粮收益增速。

粮食价格偏低以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影响农民生产农产品的积极性，减少市场供给，从市场机制的角度看，会反过来刺激农产品价值上涨，修复农产品供给能力。但我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海关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仅124.7亿美元，2020年则增长到1700.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中国早已成为“超级买家”，不仅大豆进口量占有全球65%的份额，玉米、肉类、乳制品、植物油、棉花等都处于全球第一进口国的位置。农产品进口的增加，导致我国农产品的消费者价格处于低位，不仅影响了农民生产农产品的积极性，还造成了食品浪费。中国科学院提供的《中国食品全产业链损耗评估（2021-2023）》显示，消费端（餐饮、家庭、零售）浪费食品量达到1.2亿—1.5亿吨。食用油消费方面，2022年全国消费总量高达4250万吨，人均年消费量约为30公斤，城市居民更高达35公斤，而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提供的膳食指南，符合健康标准的每人每年食用油消费量应当为10公斤左右，还催生出大量“富贵病”患者，消耗了大量医疗资源。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如果杜绝食品消费领域的浪费，即使不进口农产品，也能够满足全体城乡居民的营养需求。也就是说，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仅要从生产端着手，还要从消费端着手。

综上所述，一部分农村人口返贫压力、农产品进口增加、农产品增产内生动力不足、食物浪费等现象同时并存，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解决两大难题，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运用系统思维，以新发展理念，借鉴国内外有益的经验教训，提出有效对策。

（三）坚定同时解决两大难题的信心

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只要扎扎实实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我国用12亿亩耕地就可以形成15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从中压缩出生产1000亿斤粮食的耕地资源，就可以增加8000万亩左右的耕地用于生产大豆。在保持14000亿斤粮食总产量即人均产粮1000斤的前提下，增加1600万吨左右的大豆产量，可大幅度替代进口。此外，我国还有7亿亩耕地用于生产棉花、蔬菜、烟草等农产品，可以全方位充分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种类需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再进口农产品。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我国仍然有必要通过农产品进出口调剂余缺。但解决粮食安全的重心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以食用油为例，在现有大豆、花生、油菜籽生产能力基础上，我国还有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生产资源，具有650万吨木本食用油的生产潜力，可以满足健康膳食标准下1/3的食用油需求。挖掘这一潜力的主要措施同粮食生产大致相同，也就是进行高标准林地建设以及改良品种、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等。

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可以学习国内外成功经验。从国内看，一些县域范围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和一些集体经济强大的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都比较高，在一般社会救济之外不存在规模性返贫问题。仔细分析那些农村集体经济强大农村的共同经验，也无外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都不仅仅靠组织农民种地就实现了农民高收入。所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解决农民尤其是在农村生产农产品的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所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农民把生产农产品的第一产业生产环节延伸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环节，分享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形成的附加值。农民离开农业农村进城经商务工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也无外乎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出并分享到发展成果。

从国外经验看，我们不仅要树立防止规模性返贫的信心，还应该树立起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众所周知，世界发达国家基本上做到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贫困问题多存在于城市。日本与我国一样人多地少，只是进入工业化国家的步伐比我们早些快些。我在东京大学访学时了解到，日本在人均GDP仅有3000多美元的上世纪70年代前期就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均等。总结日本经验，仍然可以归纳到农民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分享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成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