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占区，敌人实行了无穷尽的人力、物力的掠夺。人民的负担超过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粮食、金钱没有了，还不得不以家具折价缴纳负担。而人力的掠夺尤足惊人，大批壮丁被捉走服役，支差难以数计。据敌酋宣布：“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这都是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因此，形成了敌占区连年的歉收和今年严重的灾荒。而敌人又利用这个灾荒挑拨人民到根据地抢粮，企图形成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中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对抗日根据地，敌人实行了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我们的必需物资，吸收我们的有用物资（如粮食），不断地对边地蚕食和在每次“扫荡”时大肆抢掠摧毁——杀人、捉壮丁、烧房子、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损毁青苗。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
　　那末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并且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⑴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还颁布了重要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吴满有运动”⑵的参加者，这就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示出的道路。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工业的建设，则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团体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军队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战线，给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而且恰恰在这样的季节，正是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带摧毁性的蚕食和“扫荡”的时候。所以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来源虽并不困难，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
　　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组织了巨大的救灾工作和春耕运动，现在大致已经渡过了难关。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缓过气来。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如武安一县就贷款组织了两万多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她们每天劳动所得，可以维持一个半到两个人的生活，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有的是水利贷款，今年修渠贷款即达四五万元，工人全系灾民，每人每天三斤小米的工资，可以节余一部分养家。我们曾从产粮的敌占区获得粮食来低价（相当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卖给灾民，而运输这些粮食的都是灾民，可以得到运输工资养家。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敌占区的灾民，是流离失所与大批的死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灾民比往年要苦一些，但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仍然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现在下种间苗已经完毕，只要雨水及时，不致形成连续性的灾荒。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开出来的荒地，青苗已经长成了。
　　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我们也并非万事如意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在抗战初期，曾有支差过多、浪费民力的现象，这个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规定只有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以上的机关才有支差的权力，在农忙时禁止支差，军队应自己背粮驮炭。这是一个很大的善政。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因此，曾具体规定了会议、下操的时间，取消平时的岗哨。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这是何等的荒谬！又如对发展手工业的领导，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合作运动也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纠正。
　　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上面所说的“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除了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污（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死刑）之外，还实行了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一九四三年度公粮比一九四二年度减少了百分之十六到十七，这是实际的效果。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我们很早就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改革了这个病政。边区临时参议会⑶通过的统一累进税⑷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了便利对敌斗争，我们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我们禁绝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等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为此，我们组织了带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励，严惩舞弊营私。组织商人参加对敌经济斗争，甚为重要。所以，对敌占区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今年灾荒的克服，我们实行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曾发生过错误，比如一个时期曾打断对外的交易，开始时对商人作用的认识不够，以及对内的合作社统制思想，都停滞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在对外贸易中，组织了过多物资的输出，忽视了掌握物资以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也一度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而工商管理部门，热心于贸易投机，忽视了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一点一滴地去开发输出的物资（如发动人民挖药材，收买猪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这些，是我们纠正过了或正在纠正的错误。
　　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⑸。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⑹，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不能因此对伪钞作出过低的估计，过分地估计了它的动摇程度，而作出冒险的或失当的处置。
　　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人掠夺粮食，我们就帮助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敌人要抓丁，我们就组织壮丁逃跑，并与人民共同打散集合的壮丁。诸如此类的斗争，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这些就是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简略介绍。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些什么经验呢？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今后斗争更加残酷，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⑺。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延安《解放日报》。
　　注释：
　　⑴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陆续颁发过有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法令的要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⑵吴满有，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务农。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了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
　　⑶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
　　⑷统一累进税 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这里的“统一累进税”办法指《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
　　⑸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
　　⑹冀南钞票（简称冀钞）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
　　⑺引自毛泽东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彭德怀的电报。原文是：“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