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必须具备的“双重能力”和本领（2）

第四个特点，干群矛盾日益凸现。在整个社会矛盾的复杂体系当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矛盾的主要表现。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而每一项政策的出台，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受益，必然是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就要受损。这样，利益受损的人就要把情绪指向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这就使得干群矛盾客观上突出出来。与此同时，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加剧了干群矛盾的尖锐化。

第五个特点，矛盾的原因极其复杂，解决起来难度极大。跟任何时候比，现阶段矛盾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客观地来分析一下它怎么个复杂法。我们现在处在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之间的阶段，也就是实现完全的小康社会之前的阶段，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经的关口。所谓关口就是说这个时候是经济社会问题集中显现的时候。这一点，咱们可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比一下，他们经过了百余年甚至经历了300多年时间，才自下而上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的问题和矛盾是分阶段、分步骤慢慢出现的。而我们国家却在快速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进入了这一过程，所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集中显现。《决定》上说“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怎么是“关键时期”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关口的特点，搞得好的话，就会成为黄金发展期――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平稳推进，顺利实现工业化；反之，如果认识不到这个关口的特点，还按照过去单一经济发展观来发展的话，就会搞不好，成为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成堆，动荡不安，反过来导致经济徘徊不前。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是什么呢？经济、社会矛盾都凸显，处于改革发展的高风险时期，利益结构调整的白热化时期。现在可以说是，包括各行各业，特别是政府的改革甚至党的改革都是利益结构在调整。

再说主观上。主观上就是我们执政党是否具有驾驭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能力”和本领。可以说，在驾驭市场经济方面我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验，如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观转向科学发展观，这就是我们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体现。但构建和谐社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社会的管理和协调，包括利益的协调和整合，因为我们国家所处的状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发展极度不平衡。比如说，中国现在是越来越流动的社会，1994年农民工大约是4400万，到2004年就达到了1.46亿，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增加一千多万。而欧洲从1820年到1920年用近100年的时间才完成工业化的高潮，一个世纪才流动了六千万人。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有利一面是打破了计划体制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封闭状况，使得我们社会充满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流动人口实行管理教育，包括吃、穿、住，还有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快速的人口流动的管理问题。再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持续高涨的，但同时犯罪率也是持续增长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一方面空前的活跃、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空前的严重动荡和危机。这些都要求执政党必须具备驾驭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能力和本领，六中全会专门指出要提高我们党社会管理的能力。

主观上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党单独长期执政，党内所出现的严重权力腐败现象能否得到遏制。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1月6号中纪委六次会议讲话当中，对当前的腐败状况用四个“仍然”做了概括：一是违法违纪案件仍然呈多发态势，二是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三是党内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四是反腐倡廉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这是“三强一弱”啊，这种态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纠正的话，群众会怎么看我们党？群众就可能说，你代表的不是他们的利益，而是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

综上所述，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告诉我们，我们原有的依靠对象工农大众在我党执政的前30年，也就是在计划体制下，有2.5亿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改革开放将近30年了，尽管说13亿人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是却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原有依靠对象中一部分人沦为困难弱势群体。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工农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度的下降，导致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的动摇。如果任由市场经济盲目的发展下去，党和政府不做宏观调控，不搞五个统筹的话，结局会不会可能是原苏东各执政党的下场呢？

世界上那些大党老党和执政党下台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改革开放，既要取得新兴阶层的拥护，但与此同时，更不能忘记原有的依靠对象；要解决好绝大多数人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用《决定》上的话讲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三句话是我们党对发展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对执政为民理念的新阐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党来讲是执政理念的一个深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今天我们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放到突出的位置上，强调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而不能仅仅让少数人享有。这样，我们就要重新构建执政党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社会管理新机制。所以，我理解，六中全会也就是要提高我们党管理社会的能力，建立一个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新体制、新机制，转变在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行政命令式的包办代替的社会管理体制。

第二个大问题，对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方式提出了挑战

我们先看看在计划下，我们管理社会的体制和方式是什么？还适应不适应今天的形势了？

首先，探讨一下原有的党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体制与方式是什么？在计划体制下，我们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以党代政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说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是以党代政的。那么，社会管理体制是什么？即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就是在计划体制下，“单位”成了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组织载体，把人组织起来的唯一载体就是一个一个的单位，比如说城市居民都进入到了一个一个的企业、机关和街道中，农村的社员都进入到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中，没有人是没有单位的，没有单位你就成游民了。然后，国家按照每个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行政级别来进行人、财、物的分配。那时，企业是什么呢？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全民就是所有制中的高级形式，所以国企工人是老大哥，是国家的终身雇员，他们不但能够得到工资，还可以享受到国家的各种福利补贴，包括住房、医疗、教育退休金等。农民是什么呢？农民是集体所有制，在所有制当中被认为是低级形式，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现，农民就必须做出牺牲，他们就不能享受国家所提供给工人的种种社会福利。那么，这种严格的按照单位所有制性质和行政级别来分配社会资源的行政手段，结果怎么样呢？那就使得社会上所有的人不得不依附于单位，所以每个人和单位都有紧密的依附关系，没有单位就没有住房，没有医保，也就没有工资，等等。这样，个人集中于单位，单位也就成了整个社会了，而社会又集中于国家，党又在国家之上，这就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金字塔，层层都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行事。这就是说在计划体制下，我们党主要按照命令的方式来分配人、财、物，整合人群和协调利益。这种社会管理体制，它适合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所以它有历史的必然性，不是谁想设定就设定的。

那么，现在发展市场经济，首先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样它就必然要冲破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社会管理体制。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人对单位的依附作用相对来讲比过去要弱化了。我可以不在你这个单位工作，也可以到其他单位去工作，现在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各种各样的所有制。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想依靠原有的“三位一体、行政一体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就难以覆盖住全社会的人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摈弃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建立一种新型的管理社会的体制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