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核心提示:2000年我国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到2009年共14人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另外3人是1953年至1958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我国可能进入无大师年代。现在各阶层对教育干预太多,更注重扩大规模,很少有人考虑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教育界忽视的东西恰恰是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教育思想的误区、创新能力的本质。

我曾当了十来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反思这些年担任校长以及参加国内教学活动的各种经验,我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现在教育体制和思想上的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使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满意的领域,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

一方面,六十多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大学生人数为25500人,38年间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如今,以2008年为例,授予博士学位50000多人,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7倍。而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59万人,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800倍。也就是说,我国高校的规模增长了800倍,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话,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越来越多才是。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比例来算,现在国内就应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来。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六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的学识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媲美。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感叹,连钱学森钱老都如此认为。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老,钱老跟温总理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去办学,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问题。2006年温总理召集众多教育专家去座谈,他转述了钱老的观点,并忧虑地指出钱老讲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出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但那是一般人才。学校规模在扩大,学生在增多,但大师却变得罕见。

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是有依据的:比如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到2009年共14人获奖,其中11人都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另外3人是1953年至1958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最年轻的获奖者王选,当选时也已经64岁,年龄最大的吴征镒更是91岁高龄。现在每年公布获奖大师的时候,看看获奖者的年龄、背景,难免有点尴尬,并不是解放后这些人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现在已近古稀之年,包括77年、78年天之骄子的一代,现在很多已经过了事业高峰期,到了可以下定论的时候,可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种状态使我国的教育很尴尬。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社会动乱、内战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尚且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大师,为什么民国动乱结束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更危险的是,还可能因此进入无大师的年代。

这一情况,可能更好地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在动乱的民国时期,各个阶层对教育的干预最少,所以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找到最符合自身发展的路。过去六十多年教育的发展,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厘清,结果教育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只顾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人去考虑。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

从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是什么呢?刚刚提到民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够发展好。在稳定时期,同样可以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怎么管理教育。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地处边缘的郡,教育很不发达,当地有一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因而成了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个消息令当地人欢欣鼓舞。但按照牛津大学的有关规定,还必须由三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她进行面试,由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录取。三位教授都是彼此独立的,在跟这位女生交谈过后,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没有创新能力,用中国话说就是个死读书的学生,因而拒绝录取。这下急坏了当地的议员,议员就去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管不了就去找副首相,副首相又找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跟牛津大学沟通。可牛津大学就是拒不接受,理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是任何人无权推翻的。布莱尔事后跟人聊天时说,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知道后很愤慨,并宣布取消了布莱尔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的授予计划。这件事最后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凭借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的失败而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要在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定的精神,那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反观我们国内的学校,在招生方面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都千方百计地抢高考状元,只看考试分数,不看创新能力。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独立办学的年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南联大,它是在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又移至昆明改组而成。这个学校虽只办了7年,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我国的最高科技奖得奖者,就有数位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个学校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培养学生2000人,他们均有学识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华罗庚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是我国这六十多年里无法超越的大师,是世界最认可的中国数学大师。以院士人数为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获得两院院士的有137人。这是后人对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认可,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恰好说明不受行政干预、独立办学的重要性。194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主管教育,同时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下令要求西南联合大学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试课程,应使用统一的全国院校教程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西南联合大学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教育部都不应以命令的方式命令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命令就会使西南联合大学变成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权和人应当分开,所以西南联合大学坚决不按陈立夫的意思去做。陈立夫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正是因为如此,西南联合大学在7年时间里,办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之后,这种校风并没有消失。过去一段时间里,继承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最好的是两个学校: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现在翻阅当初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我们就能明白,在那段时期全国的大师云集于此,综合、理工和文科都有。毫无疑问,它们是当时最顶尖的学校,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在当时都无法与之相比。

195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校数十年,这就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就是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教育。几乎民国时期办得好的大学都被拆散、肢解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更是首当其冲,被拆分之后这些学校元气大伤。清华大学当时公认的顶尖科学家被调出51人,而只调进1人,最后清华大学只剩下一个引以为傲的电机系,这还是当初三位教授力争之下才得以保留的,否则整个都要被一锅端。浙江大学也是如此,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认定标准,在现代科学家目录中浙大科学家有24位,其中22位被调走,达到了90%以上。除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外,当时全国的大学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找为什么这些年来培养不出大师的原因,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杨婧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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