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二五”的十大关系（2）

　　■促投资与扩消费的关系

　　在“十二五”目标任务中，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战略居于首要位置。投资、消费和出口被喻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消费疲软、内需不足，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化解的主要矛盾，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扫除的最大障碍。把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积极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新局面，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消费需求，难在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扩大投资需求，重在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同时，内需与外需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稳定外需，根本目的都是改善民生。

　　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是要形成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的机制，让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有钱能花”。这就需要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培育内需增长新动力。按照五中全会要求，既要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要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同时，要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出发，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寻求扩投资与促消费的结合，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益。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收入、促就业、惠民生有机交融，创造更多最终需求，使扩大内需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引擎。

　　“十二五”期间，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但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外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十分重要，对扩大就业、促进增长、调整结构、提升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各种资源要素，推动扩内需与稳外需协调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资源配置，为国内发展提供强大持久的外部支撑。

　　■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关系

　　“十二五”期间，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推动力量。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1亿，流动人口超过3亿。流动人口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拉动作用逐步强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群加速崛起和繁荣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依然处于中国城市化的领先地位。大城市化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但与此同时，“大城市病”将成为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时期，这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形势严峻，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非传统危机、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正成为城市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这六大“城市病”将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成为未来城市的当务之急。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从“两型”社会向“三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是“十二五”时期城市发展紧迫而现实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