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今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稳定的，上升的。现在看，除农业生产遭受灾害难以完成计划外，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财政工作和商业工作，从主要方面来看，也是有成绩的。
　　现在，我着重讲讲财经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先说税收工作。
　　上半年税收工作的成绩，表现在：第一，税收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根据几年来的经验，税收常常是“前四后六”，就是前半年收四成，后半年收六成。今年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三，是比较好的。第二，按政策定任务，政策与任务一致，这一点做得也比较好。第三，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半年来的税务工作也有过重大错误，这就是修正税制的错误。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武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尼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象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
　　我们是以工人阶级、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上面所说的修正税制的错误是带原则性的错误。已经错了怎么办？据我看来，现在新税制已经实行，如果没有重新安排好，就立刻改回去，又要乱一阵，所以不能轻易改变。究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对于免税的批发商，已经恢复了一道税，把它限制了一下。
　　总之，变动税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再说商业工作。
　　几年来，国营商业组织了城乡交流、内外交流，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全国的市场，在恢复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年第一季度，国营商业的营业额缩小了，这是不好的。营业额缩小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今年市场的需要量估计不足，对物资积压估计太高，误认为仓库的东西太多，说“肚子太大”，提出“泻肚子”的口号，并且减少了加工订货。这样，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脱销现象。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错误。
　　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在收购产品中，对国营工厂的产品收得少了一点，对私营工厂的产品收得多了一点。这也是因为对销路估计不足，所以要求国营工厂不要生产那么多。但国营工厂还是生产，因为工人在那里做工，产量不能减少。国营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商业部门收购，商业部门不收购，国营工厂说“你不收购，我自己卖”，但商业部门也不准许它卖，因此国营工厂对商业部门很不满意。对国营工厂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带原则性的错误。
　　再说财政预算。
　　一九五三年的预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缺点和错误。今年预算中列了结余三十万亿元，这里边有不可靠的成分。现在我们把它分析一下。结余是由五部分组成的：一是去年转到今年来的，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收进来的钱（税收、上缴利润等），只能用在今年。二是预付部分，就是今年的预算中有些钱已经在上年付出。三是跨年度工程结余。四是大机关和地方过去收入节余的一部分，机关生产剩下来的一部分，税收剩下来的一部分等。这些在去年“三反”、“五反”以后统统都缴到了中央，数目不小，但这些钱以后不会再有了。第五才是真正的结余。比如我们盖一座大礼堂，预算是一千万元，结果只用了九百万元就盖好了，那一百万元就是结余。
　　上述第一、二两部分是每年发生的，去年结余一部分用到今年，今年也要结余一部分留到明年，有进也有出，实际上是收一笔付一笔。而今年的预算中只有收一笔，没有付一笔，所以收入中就有虚假成分。这种情况是在解放以后年年有的。为什么前几年都过去了，而今年显得这样严重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没有经验，计算得不够精确，税收、上缴利润常常都是超过原来的估计。现在计算比较精确了，因而额外收入减少了，而且预料不到的支出比过去增加了。因此，就产生了预备费不够用的问题，到六月底计算，大概有二十一万亿元赤字。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问题是，对地方财政统得太多太死。一九五二年我曾向中央人民政府作过一个报告，提出统一地方财政，这是对的。但是现在统得太多了，甚至把小学生的学费（有的学费还不是人民币，是几斤小米，几个鸡蛋）也统上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统得太死了。财政部的钱，是按教育系统、工业系统等“条条”发下去的。发下去之后，如果在“块块”（即大行政区、省、县等）中发生了这个部门的钱用不了，另外部门的钱不够用时，“块块”不能调剂，把“块块”的权力限得太死了。“专款专用”是对的，不能用盖工厂的钱去盖大礼堂，但应在一定范围内给地方以灵活调剂的权力。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解决的办法，今后准备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划分一下。但是在划分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后，要严格防止随意摊派的现象。
　　上边说到了税务方面、商业方面和财政方面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有这些，中财委及其主管各部都有责任。我是中财委的主任，在这些问题上首先应该负责。
　　财政上有赤字，怎么办呢？首先要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我认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财政赤字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今年可以平安地渡过去。当然，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
　　根据《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刊印
   * 这是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