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节选）

　　第一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为什么要开这样一次会呢？跟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讨论、贯彻是不是协调，会不会分散全党的注意力？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政策有没有变化？应该明确地答复：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在一个重要方面的贯彻执行，或者说是它的必然的、必要的继续。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政策没有变化。
　　小平同志的谈话，耀邦同志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完全拥护。他们的谈话、讲话的内容，既不限于一个电影剧本，也不限于文艺工作和思想工作，而是涉及我们党目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即不敢坚持批评自我批评传统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无论思想工作，经济工作，政府工作，部队工作，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在党内外、军内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一些有重要影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分别进行教育、批评以至必要的斗争。问题是，究竟实行不实行？坚决实行还是不坚决实行？
　　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都着重说到了当前社会上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党内存在）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且指出很多同志和很多组织对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必须坚决纠正。
　　这里我想简略地说一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问题。为什么我们把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思潮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资本家进行雇佣剥削的自由，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这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其他各种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竞选自由，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自由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由这种自由派生出来，并为它服务的。而当前我们社会上出现的这种思潮，它的特征正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竞选制，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的思想和行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等等，“引进”到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清和掌握这种思潮的意义和特征，有助于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防止滥用，注意划清一些重要的界限。例如，一个党员或公民对于某一党组织的某一决定、某一工作或它的某一负责人提出批评意见，是属于正当的民主权利，而不能把它说成是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学术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是科学艺术的发展所必需的，同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和艺术事业机构内，集体计划和个人活动自由之间的关系，无疑需要妥善解决，但一般说来，也不涉及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反之，谁要是确实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要求和实行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那末，无论他怎样狡赖，我们都必须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对电影剧本《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影片《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它们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无论是在《苦恋》还是在《太阳和人》中，作者和编导都采用对比的手法，极力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党和人民并没有对“四人帮”进行斗争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看不见一点光明，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是惨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有些同志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同三中全会以来直至六中全会一贯提出的反对党内的“左”的指导思想有没有矛盾？确实，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党中央都着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这次会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但是从各方面各地区的具体工作（也包括思想工作）上说，纠正“左”倾错误还有大量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在耀邦同志庆祝党的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里已经讲清楚了。因此，批评、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在今后仍然不能放松。但是无论六中全会决议，或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指导方针，都没有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对立起来。这两者都是客观存在，都危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哪一方面采取不承认主义或不干涉政策都不行。而且，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于给那些顽固地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的人们输送弹药。“你看，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都是三中全会干的好事！”他们就会以此来煽动人们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这种煽动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估计过低。因为社会上甚至党内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而这种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在广泛范围内公开出现过；你若不能同这种思潮作切实有效的斗争，岂不是证明还是他们的“左”倾那一套“有办法”？岂不是证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有“正确的一面”？这当然是诡辩。没有科学理论根据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解决任何思想问题，而只是制造了一系列的思想混乱。“文化大革命”使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得到了恶性的发展，给现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基地；“文化大革命”在一些缺乏历史经验的青年和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中造成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在同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相结合情况下，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另一方面，不继续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也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制造借口。“这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双百’方针？还不是棍子帽子辫子的老一套？”极少数人还会煽动说：“这不是封建官僚特权阶级的专政？除了实行两党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除了再来一次革命，中国怎么能现代化？”对于这些不同性质的谬论都必须坚决彻底批驳，但是“左”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可能给以正确的批驳，而只能使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怀有完全正确的革命义愤，但没有认真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这样就缺少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不自觉地沿用了过去习惯了的某些简单化的方法，也产生了一些事与愿违的结果。由此可见，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确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略。
　　这种两条战线斗争不但是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个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表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大陆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还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并且会在某些条件下有所发展。我们既不能夸大这个事实，以致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不能忽视这个事实，真正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听任那些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肆无忌惮地腐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切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如果过去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或者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的严重性，请赶快清醒过来，振作起你们的精神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腐蚀，并且首先防止我们的某些党员在这种腐蚀的影响下腐化变质吧！
　　现在来说这次会议和六中全会决议的关系。六中全会的决议有很多部分的内容，跟小平同志的谈话、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密切的联系。比方说，六中全会决议的（３４）段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就必然要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用这个作为理由来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那只会招致严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断改善自己的领导，加强同广大群众的联系，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这是属于决议基本内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能不能在这一点上动摇？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就成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是以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为核心。那末，我们要不要跟这种思潮作斗争？如果不跟这种思潮进行坚决的和正确的斗争，我们怎么能贯彻执行六中全会的决议？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决议的第（３５）段第四条讲：“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这就是说，无论对于敌对分子的活动，或是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包括还不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其中当然就有各种不同情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站在这种思潮方面的任何人，无论是否党员，如果坚持宣传一种违背社会主义、否认党的领导的纲领性主张，坚持奉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原则而实行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破坏，拒绝改正，他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都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其次，又必须按照情节轻重和自觉程度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第（３５）段第五条讲：“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第（３５）段第六条讲：“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同一段第十条讲：“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第（３６）段特别说明，我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理论，因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它已经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灾难，党的灾难，但是，这决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不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了。我们的革命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事业，比过去的革命事业更深刻、更艰巨，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而且需要十分注意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这就是说，我们既要跟各种各样的公开的、暗藏的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也要跟虽不属于敌对分子破坏活动、但反对社会主义或反对党的领导的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
　　总之，六中全会决议不但严肃地批评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指导思想，而且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求为此而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耀邦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腐朽庸俗作风，是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相容的。”“过去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过火斗争，结果走向反面，导致人们既不愿自我批评，也不敢开展批评。我们要把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纠正过来。”这次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耀邦同志的讲话，又着重讲了这个方面。这就是要求全党在传达、讨论、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的时候，务必不要放松这个方面。
　　还需要着重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一些组织、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涣散软弱状态，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关于要求文艺界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的段落，中共中央一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中的有关段落，一九八○年二月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有关规定，耀邦同志一九八○年二月在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有关段落，以及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一月《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想我们有必要把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指示集中地温习一下，因为显然很多同志已经对它们记不清楚，至少在实际上没有完全按文件的规定去做。
　　总之，现在大家可以了解，召集这次会议决不会对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有什么不利，决不会对讨论、执行六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不利。有的同志似乎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并由此认为中央政策多变，这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过去已经提出多次，现在还特意召集一次会议，这就表明，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中，中央的这个方针收到的效果不大。效果为什么不大？因为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和行动还很涣散软弱，有极少数人至今还看不清或者不承认存在这种自由化的思潮，甚至想方设法加以掩护。这确实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非解决不可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同志看问题至今还容易有片面性的缺点。某个时候需要着重纠正一种倾向，似乎另一种倾向就可以放任了。这又一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任何时候都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小平同志的谈话，谈到了《苦恋》和《太阳和人》的问题。《苦恋》的剧本是在六中全会以前的一九七九年写的，《太阳和人》的影片也是在六中全会以前拍的。在六中全会以后，会不会还出现这样的剧本和影片呢？如果我们全党不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也还是可以出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小问题。固然，这种思潮在目前时期的出现，有它的客观社会历史原因；但是这样说并不能减轻党的领导的责任，而只能加重它，就是说，必须认真严肃地、团结一致地去加强对这种思潮的斗争。而为了加强这一斗争，首先必须克服小平同志所说的党对思想战线工作的指导上的涣散软弱的现象。否则，再过两年半，思想战线的形势恐怕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在党内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六中全会决议本身不但包含这个内容，而且也是一个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或思想斗争的榜样。六中全会的决议不就是我们整个党的自我批评吗？我们党把三十二年来的工作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开的勇敢的自我批评，没有回避任何思想斗争，没有顾虑把这种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公布出去会引起的种种猜疑。我们要学习、讨论、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我们各个单位、各条战线，能够不进行同样勇敢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吗？只有把六中全会这种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发扬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才叫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这才叫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事实上，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线上，不是每天都在进行着思想斗争，并且采取着必要的组织措施和法律措施吗？每天都在从上而下地（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有关组织下达的指示命令等等）或者从下而上地（人民来信来访，向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国家司法机构提出检举等等）批评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且通过司法途径打击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严重犯罪活动。在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在经常地进行着同样的斗争。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而且认为还很不够。比较起来，思想战线上的这种斗争确是相形见绌了。诚然，思想战线的斗争和经济战线等等的斗争有某些不同。例如，精神产品多数是脑力劳动者个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它们的优劣不像物质产品的优劣那样容易得到精确的测定和由此而来的一致的评价。也因为这样，对于纯属思想范围内的问题，要尽可能少用行政措施，尤其要极少采取法律措施。思想战线也在进行着批评自我批评，不少同志在这方面作了有效的工作，这决不能抹煞。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战线上批评自我批评的比较落后，却是难以否认的。像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的许多同志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
　　有同志提出，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或思想斗争，会不会危害三中全会以来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局面，而把它变成一潭死水？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不会危害这种局面，不开展思想斗争倒一定会危害它。大家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流水不腐，死水必腐。正常的批评自我批评或思想斗争，如同水的正常流动一样，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所必需的健康状态。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才真正会变成一潭腐败的死水，在那里我们将可能找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而很可能找到各种反社会主义微生物的“解放”和“繁荣”。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就是一场批评自我批评的过程，或者说一场思想斗争的过程，它究竟是巩固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还是相反？大家的思想是解放了还是相反？文化是繁荣了还是相反？它使我们全党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了统一的认识，这就是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最大保证。有些同志很怕听到批评特别是思想斗争，但是过去三四年的历史却丝毫没有什么叫人害怕的地方。由此可见，除非某种思想斗争毫无道理，方向错误，方法也是武断专横，那确实会危害安定团结等等，否则就不会。
　　正确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以及必要的思想斗争，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向高度民主的条件和表现，而不是压制社会主义民主，妨碍走向高度民主。因为，宣传和实行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纠正少数人的错误意见（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和向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加在一起尽管也有相当数目，在人民总数中却是很少很少），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所必然要求的。当然，这决不是说，多数人就可以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少数人实行什么“专政”。“四人帮”动不动就说什么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但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说来，这是决不许可和不能想象的。在人民内部进行思想争论的过程中，无疑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双百”方针，也就是坚持学术领域、艺术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但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要给被批评的同志以进行申辩的条件，同时给他们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条件。这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所规定了的，是必须执行的。我们决不能重复过去曾经流行过的那种武断的、以势压人的所谓批评的方式。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在谈到应该怎样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谈到文艺批评时也说，“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是我们党长期以来领导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今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这些原则。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按照三中全会以来所规定的方针去做，就一定既能纠正自由化倾向和领导涣散软弱的状态，又能避免重犯过去那种“左”的错误或防止其他形式的新的“左”的错误。中央这次提出对《苦恋》的批评，这是由于文艺批评界的涣散软弱而不得不出面过问，但是仍然要文艺界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既允许申辩和辩护，也允许反批评或发表不同意见，这就不是横加干涉。不要横加干涉当然不等于不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正确的合理的批评，一切听之任之。否则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我可以代表中央负责声明：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向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这个通知关于文艺批评和艺术领域中的民主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仍然完全有效。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指导方针是一贯的，党对文艺、文化、学术、知识分子的方针也是一贯的，没有、不会有、也不允许有什么反复。
　　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怎样影响着党内，形成党内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状态，以及怎样来扭转这种状态。小平同志的谈话里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方面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正确地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我想从党的思想工作本身的状况补充一点主观方面的原因。三中全会前后直到现在，思想界（主要是党的思想界）流行着一些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在“双百”方针问题上，一些同志不承认这一方针的基本点就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来求得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前进。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的论述很详细，大家都知道，这里不需要再引用了。但是一些同志却把这个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这就势必抹煞真理和谬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这就导致否认党对思想工作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性，认为党的领导就是限制和束缚，因而力图加以抵制和摆脱。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在一些根本性、原则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可以冲破任何所谓“禁区”，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离开党和人民几十年来的成功的革命实践，离开党的根本方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宪法的根本原则，随心所欲地散布他们的任何观点。这样，他们就似乎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种公民，在党内就似乎成了特种党员。
　　为了保护自己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一些同志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八个字（只讲字面而不讲实质）看成是党的思想工作的唯一方针。毫无疑问，“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长期的、基本的方针，但没有任何根据说它是党在思想工作方面的唯一方针。这个方针只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和自由竞赛的方法，而没有规定方法的其他方面，更没有规定科学文化事业的内容。因此，我们党在思想工作方面还提出和执行了其他一系列方针，例如：一切思想工作都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一切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都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的方针，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方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在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等等。事情很清楚，不纠正上述对“双百”方针的错误看法，就必然把“双百”方针曲解成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起来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一些同志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怀疑，表现了他们对于结合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几乎毫无兴趣。他们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他们也作了错误的非历史的解释），就对经过了历史考验的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表示怀疑。事实上，他们所怀疑的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几十年间的伟大革命实践，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一些同志把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毫无疑问，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高度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党只是阶级和人民的工具，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但是一些同志似乎不了解：只有作为最先进的政治力量的共产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各部分人民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不同利益关系的正确协调，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正确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巩固和完善，都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党的领导必须坚决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经常深入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并且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建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客观基础上。只有这样的领导，才是正确的领导。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似乎人民的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是互相排斥的，似乎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自然而然地正确认识自己的长远利益，似乎党不是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而是相反，似乎群众的觉悟总是高于和先于党的觉悟。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就被降低到群众自发性的水平甚至这个水平以下，党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党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一些同志忽视革命人民对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革命纪律和劳动纪律的重要意义，不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离开了这些而只讲抽象的民主，那就会走向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他们也往往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很少去认真地研究和批评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它的虚伪性、局限性和其他种种弊病。少数人甚至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和幻想，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所谓“天赋人权”等等。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另一种“理论”依据。
　　一些同志由于党曾经犯过错误特别是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对于党能否继续领导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缺少信心，并且向群众散布他们的这种缺少信心的情绪。他们对于党内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和某些特殊化、官僚化现象，既看不到这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影响的产物，一部分是党和国家在政策转变过程中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工作还没有完善起来的情况下的产物，又看不到我们党和政府为了纠正和消除这些现象已经进行和正在继续进行的巨大而有效的努力，任意夸大党的工作中的这些消极方面，硬把它们说成是党的主流。有个别人简直走到肆意诋毁党的地步，并为此而编造或散布这样那样的“理论”。
　　党内抱有以上这类错误观点的同志，当然难于遵守党的纪律，难于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难，但还不是不可能。这就要求党向这些同志坚决地开展批评，坚定地进行教育，以便尽可能地把他们从错误的或危险的道路上挽救过来。
　　以上所说的思想界的这些错误观点，当然要不同程度地反映到文艺评论、文艺创作和其他思想文化工作部门。有的文艺刊物引人注目地大谈政治问题，例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问题。《苦恋》的作者和《太阳和人》的编导当然也竭力表现自己的错误政治观点，以致这两部作品与其说是企图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还不如说是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寓言化和漫画化。此外，文艺领域还有一些比较专门的思想问题。例如，有些同志否认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不赞成深入生活，研究社会；有些同志把文艺看作是纯粹个人的事业，把作品看成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表现，同社会政治没有任何关联；认为作家可以不顾社会责任，作品可以不问社会效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家、艺术家可以脱离当代先进思想和前进运动的指导和影响，脱离党在文艺发展方向上的正确领导。有些同志认为文艺应该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文化伦理关系等等的制约，而宣传所谓抽象的人性，个别的人竟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压抑、扼杀人性的。有些同志在创作活动中一味模仿西方和海外的时尚，包括模仿那些庸俗的、腐朽的东西，或者追逐一部分群众的落后的低级的趣味。他们无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美学传统，抛弃我国文艺的革命传统，否认革命的、健康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精神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多数是要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但是无论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都必须以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个根本目的，我们的精神生产部门不仅要努力增加精神产品的数量，而且要努力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就是说，要力求每一件精神产品都具有爱国的、革命的、健康的思想内容，能够真正给人民精神上以美的享受和奋发向上的鼓舞力量。同时，尽管多数精神产品要作为商品流通，但任何精神产品决不能脱离自己的精神目的而盲目地商品化，它们的生产者决不能商人化。总之，决不能“一切向钱看”。如果背离了满足人民需要这个根本目的，如果追求商品化，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那样我们社会的精神生产就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都高度商品化了，这些产品的经营者一般都是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为了赚钱，一切都可以出卖，连人的良知、人格、人身等等也可以成为商品“自由”地出卖。为了赚钱，那里的许多精神生产部门可以不择手段地并且基本上不受阻挠地生产各种低级、庸俗、腐朽、反动的精神产品，去毒化、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产品生产的商品化、自由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精神危机并无法摆脱的原因之一。当前，我们有些精神生产部门，如有些报刊、出版社的编辑部门，有些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由于管理制度的缺陷和指导思想的错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追求精神产品的商品化的错误倾向，它们不是根据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人民的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对出版物和艺术活动的思想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一切向钱看”，致使某些明显地对人们的思想具有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的东西，也得以或多或少地流行起来。甚至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的出版事业、文化事业不能只由国家和社会经营，而应该允许私人自由经营。文化领域内的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于各种错误观点的传播，对于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切实加以纠正的。
　　必须着重声明：这里所说的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只是思想战线上的局部现象，只是发生在很少数同志身上，这很少数同志也不是具有所有的上述观点，并且其中大多数人受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为党进行过长期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往往是既有缺点，也有优点，既有错误，也有成绩，所以除了个别的例外，他们的错误倾向经过批评教育是可以改正的。这些情况决不是思想战线的主流。必须指出，大多数思想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是严肃认真地、卓有成效地为人民和社会主义而积极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曾达到的水平。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各种表现，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欢迎。我们决不能因为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而神经过敏起来，觉得几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多数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几乎多少都犯了错误。事实决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肯定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理论界、文艺界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同我们虽然必须批评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有些企业甚至搞各种歪门邪道，违法乱纪，仍然必须肯定当前全国经济战线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样。否定成绩，夸大错误，散布失望情绪，是危险的和决不许可的。但是，必须对思想界文化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错误现象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这些错误的影响就会扩大，就会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里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上述自由化的观点，不少是在以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出现的。大家知道，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拨乱反正，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的。但是，究竟什么叫解放思想呢？党中央认为，解放思想，首先和主要是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左”倾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回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上来，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党中央认为，今后仍然继续需要这样的解放思想。但是有一些同志对解放思想却不是这样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解放思想，可以离开党和人民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轨道，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可以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极少数同志认为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无的放矢，甚至有人把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是四根棍子。在这极少数人看来，别说党内，就在社会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就连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也应该听其自由发展；党内只存在反对“左”倾错误的问题，就连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包括在“左”倾错误之内。既然党的思想界的一些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历史，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五年的问题，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同于中央观点的种种分歧，加上一些同志特别是年纪比较轻的同志，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缺少了解，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种种幻想和糊涂观念，这两种情况互相呼应，互相助长，就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
　　还必须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组织上的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尽管党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就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又多次重申，某些同志仍然是我行我素。一些出版物（包括一些所谓内部出版物），一些学会、研究会、讨论会、座谈会、讲演会，一些重要的宣传教育阵地，在近几年中认真加以过问的人不是很多。一些负责宣传、教育、报刊、出版、文化、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也不都是组织得很好，管理得很好。有些部门，一些同志和另一些同志长期不团结，使许多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极少数相当负责的干部本人就对自由化的倾向表示同情和支持。这种组织涣散、工作较弱、纪律废弛的状态，当然不会有利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如果不坚决整顿这种组织状态，就不能有效地改变前面所说的思想状态。当然，组织上也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某些“四人帮”残余分子还没有清除，或者某些同志的工作不称职，作风简单粗暴，思想僵化，不研究和尊重科学、艺术的客观规律，把干预学术界、文艺界许多不应该干预的事情当作“加强领导”，等等。这类问题也必须解决。
　　应该承认，对于思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书记处虽然讨论过好些次，但是采取的切实有效的步骤还很不够。我自己作为担负思想工作的一员，没有充分地和始终一贯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提出的意见也往往不够周到严密，首先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并接受中央和同志们的批评。
　　这里还得答复几个问题。　　有同志说，不能把思想文化战线的作用估计过高。生活本身起的作用更大。不能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一有不合，就拿思想工作，首先是电影和文艺开刀。为什么自然科学进行一次失败的实验，经济工作犯一次重要错误，都可以原谅，而思想工作一犯错误就要这样兴师动众呢？建国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界进行的斗争太多也太过火了，总的来说效果很不好，现在应该接受这个教训，不能再走老路。这个教训，在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历次有关文件中都提到了，六中全会决议和这次小平同志的谈话，耀邦同志的讲话，也都提到了。我不敢说，以后党就永远不会在这类问题上在某一程度上重犯过去的错误。这需要宪法、法律、社会活动的各种规则、党章、党的领导水平、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力量来共同保证避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分清正确的批评和错误的批评，不能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思想（尤其是有系统的先进思想）也影响着生活，革命不就是这样起来的吗？党不就是这样成立的吗？思想工作者决不能妄自菲薄。有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思想，这就必然会发生相互间的批评。批评的性质有不同，方法也有不同。我们能否把对于《苦恋》的批评同对于《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兵临城下》、《抓壮丁》、《海瑞罢官》等等作品的批评等量齐观呢？前面已经说过，党的批评并不是专门指向文艺工作，更多的还是指向经济工作和组织工作，所以不能说是“雷公打豆腐”。再说思想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党内外的错误思潮，并不是豆腐所能比较，也不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次或几百次失败所能比较。实验错了，除非发生了严重的爆炸，扩散了有毒物质，究竟损失有限，只是少数人的事。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走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犯罪道路，对国家和人民要造成严重的损失和灾难，必须雷厉风行地坚决纠正，严肃处理，决不允许“原谅”。但是一般说来，经济工作中确实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非自觉的和非原则性的错误，当然也要坚决纠正，还不致影响到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一种发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错误思潮，不同于个别性质、枝节性质的错误，如果不加批评控制，却可能像某种传染病一样，危害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和安定团结，甚至产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评，是一种对于早已确实存在的重要政治倾向的批评，而不是吹毛求疵，小题大作。况且中央已经再三声明不进行围攻，不搞运动，一切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办事，就是说，不按照雷公的方式办事。兴师动众，是为了唤起全党加强对思想工作的正确领导，振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精神，而不是要整倒任何一个同志。任何一个愿意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失掉的只是自己的错误观点，得到的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谅解和欢迎。
　　还有同志说，思想战线的问题，总归是第二位的问题，把经济搞好了，思想战线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我们不应该颠倒主次。就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作来说，最基本的是要把经济搞好，这是不能动摇的。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对思想的进步发生一定的作用（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加强人们的团结奋斗的意志，减少某种范围内的经济犯罪等），这也不能怀疑。但是，我们不能抱着这么一种观点，经济搞好了，人们的各方面思想都会自动地跟着好起来。许多经济很发达的国家，人们（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却缺少理想和信念，精神很空虚，而且犯罪现象严重发展。人，当然要有最起码的吃、喝、住、行、用，然后才顾得上其他。但是，并不是有了吃、喝、住、行、用，就会有正确的思想。而且吃、喝、住、行、用本身，也有一个来源和用法是否正当的问题，这就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否则，为什么人类从古代以来就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杀身成仁，宁死不屈的道德规范呢？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都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有些同志认为物质文明就是经济基础，而精神文明则是上层建筑，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正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决不是人与物的关系或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物本身。同样，也不能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因为这两种文明尽管包括的范围很不相同，却都是物质和精神相互间复杂关系的产物。精神文明不能够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它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或附属品，它只能由思想战线全体同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长期奋斗而产生和发展。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而不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人们还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不但不能统筹兼顾，团结互助，而且还要不择手段地互相敲诈、谋害，相互之间没有一种同志爱、邻人爱、同胞爱，没有舍我为人、舍己为群、舍私为公的精神，没有高尚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没有对于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没有为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组织性纪律性，那末，我们还能说这种社会的精神状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状态有什么优越性吗？我们的革命难道就是为着建设这样一种社会吗？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建设，建设起来的也必然要受到破坏。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不用多说。所以，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艰巨的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经济战线和组织战线的领导不能够涣散，不能够软弱，政治、思想、文化战线和其他战线的领导也不能涣散、软弱，都要统一，都要坚强。
　　在涉及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上实现思想的一致（在许多不影响人民共同行动的问题上并不要求这种一致），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人们的认识也是极其复杂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党内思想界大多数同志的认识还比较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来认识比较一致的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又不那么一致了，产生了一些分歧。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过程中也有反映。现在六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决议已经通过了，解决意见分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我们的同志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都应该在决议的基础上一致起来，统一起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服从中央的决议，照决议的说法去说，照决议的说法去做。我们不能在涉及现实政治的根本问题上争论不休，使我们的党和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每天进行政治争论的俱乐部，似乎那样才是春天。不，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春天，它不但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争论的自由，而且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自由。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消除过去的分歧，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和睦的家庭也有争论，但争论可以归于一致，至少不妨碍和睦），那末，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我们党是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领导力量，因此，我们不但必须、而且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总之，中央召集这次会议，就是表示中央决心尽一切努力来着手切实解决目前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既要从思想上解决，也要从组织上解决，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莫衷一是的局面，并且首先要从中央各部门做起。　　
　　第三个问题，怎样开展正确的批评。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批评，又要有各自的专门性要求。但是无论什么范围的批评，为了真正有效地达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都必须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正确，并且要有经常性，要力求保持前后一贯。前面说过，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前进的，是一种辩证的运动。正确的批评不是靠地位，而是靠科学和艺术，就是说靠真理，靠正确的方法。
　　文艺批评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我对这门科学的知识有限，不能多说。这里只说一般的政治性质的批评。我想，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需要批评的对象，需要批评的人或事，或观点，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不是我的发明。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永远打不倒的真理。对任何人的批评都只能根据客观的事实，都必须保持严格的科学态度。对批评的对象如果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就需要认真地调查研究，而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因为批评要经过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过程，是认识的深化，所以，批评本身在不同程度上也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第二，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强调过的。“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只要批评的对象不是有真凭实据的敌对分子或者其他不可救药的坏人，我们都要有满腔的热情，要有团结的愿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这是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这种要求在实践中也不一定都容易做到。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批评的人本身没有或者很少团结的愿望，或者只有口头上的愿望，或者方法不适当，使第三者也望而生畏；一是被批评的人，根本不接受批评，什么苦口婆心，和风细雨，什么满腔热忱的团结愿望，什么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什么可以等待，他就是不接受。这两种情况都会增加我们工作的困难。
　　第三，从以上两个前提出发，我们的批评就要既入理，又入情。这仍然不是我的发明。在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中就说：“对于有错误的作品和言论，可以也应当讨论，可以也应当进行批评。这种讨论和批评应当力求是真正同志式的，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并且要允许反批评。只要做到这些，那末，这就是正确的批评，而不是违反‘三不主义’的错误批评，即吹毛求疵、罗织人罪、无限上纲、剥夺民主权利、置人于死地的所谓‘批评’。”这段话说得很好，做起来却不容易，经常记住它，想着它也不容易。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经常记住，想着，照做。为了保证批评的科学性，体现批评的同志式态度和团结愿望，我们的批评就要入理入情。我把入情入理的说法改变了一下次序，这样多少跟它的原义有了些出入，因为原话的入情是指切合事情的情况，现在的说法就比较着重了同志间的感情，也可以包括所谓人之常情。入理是说切合事理，充分说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入情是说保持同志态度，准确理解和分析被批评者的心理状态，动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这种对同志的入理入情的批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只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正确的学风、党风、文风在批评上的应用。无论是《苦恋》也好，《太阳和人》也好，如果哪位同志看了以后无动于衷，觉得不必批评，那就可以不客气地问他，他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在这里对批评提出一些要求，是为了拥护批评，是为了使批评能够真正充分有效，使被批评者和广大群众都能够因而受到教育，提高觉悟。这也是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气象。
　　我得赶紧声明，我虽然提出关于正确批评的三个要求，丝毫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相反，我对同志们的批评往往不那么准确，批评的方法和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不过我还是认为，正确的批评应该符合这三个要求；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希望今后能力求进步。
　　大家在讨论中谈到动机和效果，任务和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谈到了任务和方法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争论，不必说了。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问题，不过谈得比较简单，因而一直有并且在这次讨论中也有不同的理解。看人不能只看他的宣言，主要是看他的行动，这无疑是一个真理。把这个真理引申到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来，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宣言并不等于动机，行动并不等于效果。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提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以及我们每个同志都必须时时记着这个要求，用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个要求。但这并不是一个规律。毛泽东同志经常要我们注意区分好人犯错误和坏人做坏事、耍阴谋、下毒手的两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区分是复杂的，又是绝对必要的。一个人被杀死了，公安和检察机关一定要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方法审慎地鉴别这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已经确定是他杀，还要鉴别这究竟是出于蓄意谋杀，过失误杀或正当防卫，还是凶手借刀杀人，甚至伪造现场，嫁祸于人。大家知道，这种鉴别往往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他的动机不是一直也有种种说法，直到六中全会才作出正确的结论吗？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和人》的严重错误之一，不正是极端片面地解释了或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并尽情加以渲染吗？这样的错误作品之所以也有它们的市场，正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有类似的解释，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对于‘双百”方针有所误解，对于一些评论的方法和提法有所不满，等等。总之，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一个善良的有责任心的公民，都要求他们努力做到动机和效果相统一。但是实际上不能完全做到的情况很不少，而原因是各种各样的。要做到这个统一，首先要求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认识和实践的一致，完全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而做到这一步以后，还得打破许多意外因素的干扰。因此，在比较复杂的活动中实现这种一致，常常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甚至最后也仍然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如耀邦同志所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本人，虽然提出过许多很正确的、很好的、我们今后永远要认真执行的原则，但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自己往往也没有始终做到。所以，对于动机和效果不相统一的情况，我们不要在认真分析以前就对有关的同志责备求全，尤其不能轻易地用效果来逆推动机，这是很危险的。效果当然可以作为推测动机的一种可能的依据，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一定要想到还有其他种种可能性。作出结论，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各种可能，并且提出充分的、确切可靠的论据。因此，无论是对待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或是对待其他人的其他行为，我们都不能用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当作一个规律来推论，来苛求。动机和效果没有达到统一的时候，我们要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说明它在什么地方没有统一，为什么没有统一，怎么样才能够统一。要是这样做了，批评的价值就会提高，就会令人信服。
　　批评需要提倡、鼓励，也需要提出要求。小平同志的整个谈话既提倡、鼓励批评，又提出对批评的质量、方法、分寸的要求。当前，批评很少，自我批评更少。对于批评，特别是对于自我批评，要大力地提倡。我们希望有很好的、质量很高的批评。但是，质量如果一时没有那么高，我们大家也不要过于责备，就如同对于有某些缺点的作品，我们大家也不能够过分责备一样。我们相信批评界一定能够逐步地提高批评的质量，就如同创作界一定能够逐步地提高创作的质量一样。我们不能幻想大家什么都不写，等着有一天，伟大的不朽的著作会从天上掉下来。无论批评或创作，都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提高。对于有原则错误的创作或批评，那当然要指出它的错误，这种批评也正是对作者或批评者的爱护。至于互相捧场的有害无益，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不必再重复了。
　　以上所说的，大概也可以适用于社会科学著作的评论。
    *  这是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单行本时，胡乔木同志写了作者前记：“这篇讲话已经发表过几次。每次发表前，作者都曾经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在《文艺报》要发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它和最初发表的样子已经有了不少差异。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