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地传播和实践的七十年。人们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不能不注意它在中国的发展。确实，这个发展不但远远超出过去一般人的预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料不到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今天，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因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又有相互勾结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是世界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的重要条件。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国家也曾经历过很激烈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马克思主义也曾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困难和危险，它所以取得成功，除了由于党和在它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斗争形势，总结斗争经验，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并在斗争中立场坚定，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勇敢顽强之外，在客观条件方面，我想还应该指出：第一，竞相争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长时期陷于自身相互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不可能对于中国革命的潜力和发展速度及时地作出恰当判断并采取统一政策和一贯步骤；第二，中国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表现为长期的军阀混战，加上中国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使革命力量有可能取得局部胜利并逐步壮大；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缺乏充分发展的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也受到限制，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因而深受压迫和贫穷折磨的中国人民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曲折前进和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
　　党从创立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到国民党大规模反共，不到六年时间。一九二七年反革命势力的血腥恐怖似乎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了，但是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蒋介石对于这支力量的打击从未放松，但他所发动的“围剿”却连连失败。可是党内的“左”倾错误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并且在一九三四年的长征初期几乎使党陷于绝境。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到达陕北的几万人重新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党由于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虽然没有放过一切可以重新扼杀共产党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力量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下，英美不得不与苏联同样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也终于不可能携手合作。一部分美国有远见的人士曾经企图改变美国政府的片面援蒋政策，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政府竭力援助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成为巨人。它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和从大陆上赶走了美国政府装备和资助的蒋介石军队，建立了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十多年的历史远不是轻松的。西方列强长期封锁并以武力威胁中国，妄图把中国困死，直至七十年代这个政策才彻底崩溃。即使在与中国建交以后，它们对中国的关系也充满了复杂性。西方始终有一股势力想通过种种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但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任何力量也推翻不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总的说来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现在的中国和以前已有很大不同，它已经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已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国防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都大大加快了。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名次还很低，但是它的综合国力已达到世界前十名之列。无疑，在中国实现了它的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以后，情况将有更明显的变化。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对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和它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胜利。很明显，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组成新式政党以领导劳动人民实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这方面列宁的贡献特别丰富），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巨大鼓舞和直接声援，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可能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群众的长期斗争。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斗争中同其他有革命要求的阶级和其他可能联合的政治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并且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独立性的理论，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充满风险的两次合作，不可能有共产党与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长期合作。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发展自己的暴力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暴力，建立自己的专政（按照本国的情况，中国人把无产阶级专政先后改变成为工农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以摧毁统治阶级的专政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最终建立人民共和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发展经济的理论，人民共和国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使中国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历史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成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确地宣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必然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世界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成功的运用，也必然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也必然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自的发展。中国是个大国，是个东方大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是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把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贯要求中国同志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要从客观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努力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并且长期教育全党，使全党接受了他的这一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并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现在，我们就中国共产党在哪些重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发展简要地观察一下。
　　（一）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思想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党逐渐认识到，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领导农民在农村中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进而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是不可设想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要争取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西欧的农民（他们的情况跟中国的农民很不同）却缺乏革命的要求，而当时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又还没有发展到东方。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的党并没有领导农民斗争的足够的经验，十月革命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由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宣布和实现的，而不是由农民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实现的。真正解决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不能不历史地落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共产党人身上。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不能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能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种形势要求党非把主要的力量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不可。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他在领导秋收起义未能达到党所预定的夺取城市的目的之后，毅然决然地把失败了的队伍领上了湖南江西边界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在全国的反革命形势下为什么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以后，他又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领导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且在理论上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将可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实现。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后，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终于胜利地发展成为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党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当然我们决不能忽视城市各阶层人民（以工人和青年学生为先锋）在开辟革命战争的“第二战场”中的作用，但是革命的主力，无疑是接受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亦即贫农和它的同盟军中农。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地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组织训练的问题。党把如此众多的出身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斗争中教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的干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迫切要求土地和其他生活权利、贫苦而缺少文化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竟可以激发出如此伟大的革命潜力，可以组织成如此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可以经受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所施加的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围攻和迫害，可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也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
　　（二）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农民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同有一支由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分不开的。当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时，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理的人，因为历史上很多统治者或统治地位的追逐者都懂得它，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都懂得它，欧洲有工人武装起义传统的党也曾经懂得它，而且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曾领导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他只是在当时不与国民党争军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第一个说出了这个真理。蒋介石的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拿起了枪杆子，同反革命作斗争。中国成立了工农红军。红军的名字是从俄国学来的，但是中国红军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与俄国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由上而下成立起来的情况很不相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国人民军队独立形成的一系列至今在世界上少有的特点。毛泽东把红军的性质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否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军既是这样的组织，就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就必须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争取敌军的原则，就必须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就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群众纪律，不但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时时处处为群众服务，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进行各种革命斗争。党在创建武装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中，实行并坚持了诸如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关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忠实工具，从而科学地规定和处理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关系。这样，红军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力量。红军后来改名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又改名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环境尤其在建国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建军的根本原则却没有也不容许任何变化。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始终是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是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部队长期驻守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边防地带，帮助驻地（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海岛）的建设，发展和维护广大高寒地区的交通运输，他们默默地克服着常人所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危险、痛苦和困难，包括必要时击退侵略者的挑衅和入侵，不屈不挠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奉献着一切。人民解放军经常担负着繁重的训练、建设和生产的任务，经常出现在一切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或人民迫切要求紧急援救的地方，而且经常地在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起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解放军中大量涌现雷锋式直至苏宁式的既尽忠职守又忘我地为群众为战友服务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同人民群众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我军在军事上就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套战略战术使我军在十年内战时期和八年抗战时期得以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而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得以迅速地最终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多万军队，比预计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任务。这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内容，随着战争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十年内战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加以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作出规定；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当然，将来可能发生的强加于我国的战争，由于战争条件和军事技术的不同，一定会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更多的新的变化。我军在现阶段所紧张进行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是瞄准着风云变幻的未来世界的。但是如同我军是人民军队这个根本特征不会变一样，我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个根本特征也不会变。人民军队这个关于武装力量的新概念，它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新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战争所形成的战略战术的新特点，不但在革命史、军事史和军事学上有其伟大的意义，而且在国家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三）在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创造了独特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发展的特定的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统一战线，这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见。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写着：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等等。但是历史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功经验确实是不多。在中国共产党怎样与国民党建立或保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就往往（不是全部）是不中肯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指导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当然，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主义的领导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也曾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抵制，才避免了这种混乱的发展。抗日战争的八年是国共两党既合作而又尖锐冲突的八年。这次国共不同于西欧国家共产党与社会党所曾形成过的合作（当然国民党也不同于社会党），一则这种合作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协定，没有一定的规章可循；二则这种合作是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和政权的政党之间的合作，而且一方居于中央政府的地位，还采取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另一方既不被承认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又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地方政府的范围。后者的力量远弱于前者，而在政治上远强于前者，它必须在斗争中求生存，而又确能在斗争中求发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中求发展，这首先是因为国共两者的团结是为了共同抗日，在它们两者之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日本占领区（敌后）共产党大有发展的余地；其次还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国共两者之外还有一个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是共产党所必须争取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了和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其他人民力量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最终由对国民党的劣势变为对国民党实质上的优势。诚然，这样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党站在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立场，站在坚持人民利益的立场，但是如果不是坚持实行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方针，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原则的具体运用，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这里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要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以斗争求团结，不要说做起来很困难，就是想起来也会使不深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感到大惑不解。中国共产党不但由此证明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远胜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家，而且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世界政治斗争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自然不限于对待国民党，也包括对待一切其他同盟者。毛泽东曾多次着重指出，共产党员在社会上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与党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可以总结的宝贵经验很多，可惜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加以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统一战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的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已经日益制度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在这种多党合作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一定不能动摇，这已经是实践所证明的了。
　　（四）创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从最初成立时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到现在的五千零三十二万党员，成为中国的领导党和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当然有丰富的成就。我们在本文前面所说的领导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领导人民战争、领导革命统一战线，这些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之一。这是中国党的长期革命斗争必须坚决依靠群众支持和集中群众智慧的表现。毛泽东关于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可能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思想。而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则出自他的首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有过许多的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经这样解释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由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除了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特殊的利益的观点，上升到只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群众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升到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才是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了。
　　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直是党对待劳动群众、革命群众的指针，是使党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党在居于执政地位以后，特别是党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出现了某些松弛的现象。一部分群众对党内的某些腐败现象的不满，为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的诱因之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实极为重视。为了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在一九九○年三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力争今明两年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最关心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从今年起，每年年终总结工作，都要结合检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考评干部，以利于不断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
　　（五）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正确区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党的建设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党内斗争的讨论很多，却很少提出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并且要求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作的决定统一全党的行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党内的思想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难以避免地常常发生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尤其难以避免。为了保持党的纪律、团结和战斗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就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其中有不少是错误的，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的效果都是很不好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了教育团结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了错误的绝大部分同志，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从而达到了团结全党的目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七大的圆满成功又为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的基础。随后，党又扩大了应用这个方针的范围，在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又把这个方针应用到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方面来，并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根据这个方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加以系统的说明。尽管从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派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期间，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是它毕竟已经在全党形成了长时期的历史传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的影响。正是根据这个方针，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成功地处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所遗留的异常繁重复杂的问题。接着，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十年来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对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处理，党同样是按照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方针进行的，因而迅速恢复了国内局势的稳定。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理，还有另一方面的重大意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基本完成了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随后不久，毛泽东又针对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指出中国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将要长期存在的国际背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严重注意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的新形态。毛泽东的这个英明的预见，已经为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国内国际政治生活所证实。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六）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列宁在一九二○年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的设想，但是由于缺乏实际经验，不可能形成成熟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创造了新经验，毛泽东据以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贡献。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一月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对于受十月革命影响、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积极性比较薄弱的国家，革命人民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拥有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在抗日战争的发展中证明他们的军事主张和政治主张是正确和有效的，而且已经拥有多方面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政治威信，足以对未来中国的前途拥有有决定影响的发言权。诚然，《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所引据的斯大林所说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任何民族问题，任何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作出的），后来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所证明；毛泽东后来也对这个观点作了公开的修正（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７１０页注［１７］）。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预见。
　　（七）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必然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的实践证明，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后一个任务是比预期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这里不讨论在完成这个任务中有些什么简单化或其他可以避免的失误，而只讨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和平改造的这一历史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设想；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则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有代表人物参加政府机构；在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广（尽管中间又经常发生冲突甚至严重冲突）；他们表示拥护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它的分配政策，即他们只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左右作为股息红利，而其余则分别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和职工福利奖金；最后，他们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同意只接受一定时期内按核定的私股股额每年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这样，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今后人类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还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的智慧和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决不因为后来变得极端刻板化的、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体制按广大农民的要求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而失去意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形式，它在土地公有、大型农田基本设施和大型农机具公有、乡镇企业基本公有、乡、村两级经济组织对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协助、服务和调节（所谓“双层经营”）等方面，都继承和巩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成果。
　　（八）成功地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真正的续篇。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多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能否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革命能否胜利发展的关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到八十年代已经有约三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既有出色的成功（主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有在后来的探索过程中的严重的挫折。为了实现党提出多年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在新时期走出新路子，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摆脱长期流行的一些传统影响的束缚（这在建设初期是难以避免的），按照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改革开放。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八月写给奥托?伯尼克的信中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话虽如此，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实际上却是很不容易的，哪怕它只有几十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多次重复说，他们不能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只能由将来的人们按照将来的情况在自己的实践中去决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一些论点和设想仍然在长时期内被教条式地对待了。例如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比较短暂的初级阶段（这曾使得中国和苏联都曾积极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又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必须是由计划直接调控，它的经济不再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企业的兴建、组构，它们的一切生产经营计划、重要收入支出连同它们的产品的流通和价格都得由国家直接管理。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还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看来很合乎社会主义理想、因而也难以改变的制度，例如国家负责公民的就业、养老、公费医疗和极其低廉的基本生活费用。长期实行以上这些原则和办法的总的结果，就造成中央的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经济体制缺乏活力，国家财政负担过重，严重妨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些原则和办法的难以改变，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以外，还由于第一，这些办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大体上适合于当时的条件和需要的，所以曾经行之有效，确实取得了在旧制度下不能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包围封锁，不但难于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也难于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积累的发展经济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中很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很值得借鉴的（这是列宁早就指出了的），而由于缺乏这种借鉴，社会主义国家不容易看到对原有体制实行改革的有效途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七十年代末期决定实行改革，首先是搞活经济，因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旧的体制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这时中国又已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了关系，有条件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交往和合作，有条件认真吸取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其他有益的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和人才。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里却没有任何外来的因素，表明中国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部）。按照广大农民的愿望，把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一改革的巨大成功推动了整个改革的进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相应地进行了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资、商业、外贸、价格、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改革。同时，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由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配关系的改革（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以及中央和地方经济权力的重新划分也陆续展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政治、教育、科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都进行了改革。中国的改革事业以后还将继续深入发展。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实行了开放政策。中国已经同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隔绝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中国仍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却再不能关起门来建设了。中国努力扩大了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和合作的范围。为了吸引外资，中国鼓励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经营，并且设立了一系列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很快显示了举世注目的成功。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九（在珠江三角洲、苏南等地区的增长速度更高得多），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功地发展了改革开放事业，不但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了强大的基础，而且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九）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来的。决定说：“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传统思想的一个突破，也是对西文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反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则，亦即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尽管现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成熟的理论，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在若干年的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并不是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的适用范围将逐步缩小，而指导性计划的适用范围将逐步扩大；国家直接调控的范围是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基本政策、总量控制、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调整、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的必要调拨分配、少数重要产品和劳务的价格，而一般工农业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的大量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项目，大量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则实行指导性计划或由市场调节。不论是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在交换过程中都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等价交换。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它的形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完备。
　　在目前，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因而中国的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的形态还不成熟，这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是很自然的。进一步说，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关系还没有发展成熟，是同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不开的。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得我们取得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取得的迅速发展，是我们一切光明的前途的基础，这是第一；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发展程度是由种种历史条件决定的，企图人为地强行提前它是不可能的，有害无益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已经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八七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出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为止，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就总结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基本经验，彻底否定了一切很快将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实事求是地规定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任务。很明显，这个总结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并不限于中国一国。
　　（十）提出和实行了保卫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受腐蚀和颠覆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重，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确地继承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遗教，认定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认定对外开放的同时要防止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不健康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要防止党内、国内种种腐败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就旗帜鲜明地宣布：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这以后，邓小平同志长期一贯地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它的对立面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九八三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他又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反对腐败现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坚持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重，目的都是一个，就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消极作用，不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变质。应当承认，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于执行这个方针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一手硬，一手软，就给西方一部分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和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可乘之机，终于爆发成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同志说，“过去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就是指这一点说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都牢记了这个沉痛的教训。在后来的国际上更为严重的风云变幻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显得更为稳定。但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都是长期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也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于在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各国革命人民之前。
　　（十一）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并一贯执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在与印度政府订立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同年六月，中印总理、中缅总理先后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并确认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有了更为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政府一贯在对外关系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也为愈来愈多的国家所赞同。中国政府后来还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大应用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因为长期的实际生活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往往也是很不容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规定。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违背的国际政策，是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种种名义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即霸权主义，而这种国际政策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却屡见不鲜，成为威胁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主要因素。因此，中国和其他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认为，迫切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外国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中执行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十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动力、对社会现象要进行阶级分析等观点，用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一不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在理论上坚持，而且坚持把它运用到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非常突出的。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并非专门讨论哲学问题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克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一次深入而广泛的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七十年代后期，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讨论，是为改革开放在思想上开辟道路的又一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再三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城乡人民中有系统地普及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党在多年实践和多年教育中所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传统，是党的巨大的精神财富。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这里首先是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空前伟大的实践。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计算在各国革命人民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试问，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掌握了十一亿人口的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方面的贡献，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一个人的能力所难于完满解答的，在一篇提纲式的论文中更难于讲好。作者在这里只是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文中一定有不少应说而未说或说了而未说好的地方，希望读者多予指正，同时希望全国的理论工作者能够就这个题目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和讨论，以及通俗的宣传。
    * 这是胡乔木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所写的文章，原载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