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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百姓需要怎样的和谐――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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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社会建设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关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工作方面的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中央在这个时候把社会建设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中央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把社会问题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确实和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读《决定》全文的话,就会发现,中央一再强调“战略机遇期”,而且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决定》说的新世纪新阶段也是指本世纪头20年这个阶段。如果仔细读《决定》,它说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基本上把焦点放在本世纪的头20年。那么,为什么中央把这个20年看得如此重要?看中央文件的表述,说我们“面临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当然也说了“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过去的文件不是这样表述的。但是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思想,实际上两年以来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这样表述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疑问:难道过了这20年就不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了吗?有什么根据吗?本世纪头20年非常关键,那我们就看看为什么“非常关键”。

先来看一看当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形势。

从经济上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大家来看以下数据,这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提供的数据,马凯说我们国家GDP在上世纪70年代是3000多亿元,到2005年底是18万亿元,年均增长数额9.4%,到2006年又是超过10%的增长率,说明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达27年。那么,全世界在这个时期有没有这样高增长的?我们仔细查阅资料发现,同一时期没有谁能够超过中国,全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对中华民族而言属于赶超时期,我们在27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100年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全国不管是北京还是任何一个地方,重要基础设施都是最近十几年完成的,我们可能都清楚,15年前的北京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对我们经济发展挺认可的,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神速”,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全世界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国家、地区也有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呢?当然有。远的不说,就说“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台湾、香港不用说了,另外两个,新加坡以华裔为主,南韩也受华裔文化影响很大。所以,学术研究中人们常常称其为新儒家主义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曾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神速,也是超过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持续增长大概长至25年,没有超过25年的。所以,当中国持续快速增长到27年的时候,全世界确实瞩目。说实在的,现在所有的研究人员包括中央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高增长期什么时候结束?大家都明白,市场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增长有高速的时候也有低速的时候,有快的时候也有迟缓的时候,永远的高增长没有可能,全世界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多数学者判断,如果不发生其他重大事件,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还可能高速增长;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持续增长将达到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当然,如果中华民族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大家明白,经济上去了,中国就能够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所以说,中央判断本世纪前20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这是有道理的。若错过这个时间,可能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也就是说,目前从经济上看我们发展是比较顺利的,GDP、外商投资、贸易进出口等数字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现在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二。大家知道,中国的竞争对手都是欧美发达国家,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27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资的国家,现在变成全世界外资最大的流入国之一,就是说,中国在全世界跟发达国家竞争资本流入。我们知道,资本就是这样的,它朝哪个国家流入,哪个国家用资本加技术加劳动力,就能飞速的发展。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中国发展是相当快的,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大家如果经常读一些欧美报纸的话,就会深刻地感受到这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期,欧美的报纸基本不报道中国,即使报,也是负面的消息。现在你去看这些报纸,《华盛顿邮报》、《卫报》等几乎连篇累牍,没有一天不提中国,而且大多数是正面消息,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这就说明人家是认可中国的发展的,中国许多产品产量指标世界第一,这点现在其实也没什么稀罕的,因为你人口多,所以,钢产量、煤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历史上,当毛泽东主席1958年想超英赶美的时候,他所提的也就是总量指标。后来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1979年说那个时候冒进了,不切实际,但如果从这个意义看,今天看起来,也不算冒进啊。当年说这些主要产品的产量怎么可能超过人家?今天超过人家,一点也不稀罕。可见,我们在最近的27年里经济发展确实很快,这点没有可以怀疑的。

从以上的情况看,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对中国的20年发展都非常有利。那为什么强调社会建设呢?说明我们社会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什么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改革27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时期。不说远的,就说和北京相关的,1995年以后,中国城市发生了四大变革,这四大变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说是小事情。哪四大变革?就业、住房、教育、医疗。

先说说就业。仔细看看,就业变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国有和集体体制为主。我们大动干戈改革国企是在90年代中期,在那之前,中国的就业体制基本上是终身就业,人们很少失业。大量失业人员出现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了劳动力市场机制。大家知道,小平南巡以后,中央文件就开始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要素,一是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的金融信用市场。这三大市场,我们最先开放的是商品市场。当时商品很少,价格一改革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你想想,敢把商品价格放开,所以说小平真是有魄力,否则当时谁敢把价格放开?放开以后,就造成1988到1989年的物价飞涨。所以,以后中央对通货膨胀非常谨慎,但是,商品的价格改革应该说到90年代中期基本成功了。

今天什么问题很大?失业问题很大,下岗问题很大。怎么产生的?90年代中期国企转制产生的。转成什么制?转成叫劳动力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就是在就业这件事情上由劳动力和雇主协商,不是国家包分配了。大家知道,中国的大学生以前是包分配的,9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分配这一说了。以前说一个企业不能解雇职工,现在可以解雇了。这件事情不容易啊!1993年开始破“三铁”,下岗分流,优化组合,多少次改革才推动了,但动了以后也感到问题很大。为什么?你想想,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劳动力加起来大概将近7亿8千万。国家能提供多少职位?提供不了多少职位。所以,一旦允许解雇,那产生什么问题?当然就是大量失业。所以,1995年到1998年,每年失业人数达到2700万,当时听起来很惊人。

就是说,大量的体制转变发生在社会方面了。城市里面向来是以单位制来管理的,现在国营单位、集体单位的体制都变了,于是就催化了城市里所有的改革。养老变了、医疗变了、住房变了,有正向因素,有负向因素,一半一半吧。

大家想想,房改北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90年代末期。房改最初不是在北京实行的,是在南方城市实行的。后来单位领导突然意识到,房改晚做不如早做。为什么?越等,房子的价格越高,你按哪年的房价卖给职工?你往后再拖两年,价格暴涨上来了,职工买不起房了。于是聪明的领导人及时地跟你说,“那好,我们就按九几年的房价,我们赶紧改”,于是就把房屋卖给职工了,全国都推行了。直到95年,全国城市居民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产权的比例是相当低的。但到今天,大家去看建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居民不同程度拥有住房产权达到多高的比例?87%。全世界哪个有国家有这么高的比例吗?极为罕见。从某个角度讲,我觉得这个比例还行,就像79年分地一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土地了,城市居民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住房产权,是好事情。居者有其屋嘛!所以,当我研究下岗的时候,觉得下岗职工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千万不要忽视了也有缓和的因素,就是住房。当工作多年的职工拿到住房以后,起到了非常大的社会稳定作用,包括东三省,你去看下岗职工,一方面下岗,另一方面,从前属于单位的房子,几千块钱,很便宜地卖给他了。北京,你仔细看看,现在的房价涨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当年早做房改应该说都是还利于民了。为什么?它很便宜嘛,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你再去看看现在的房价,暴涨到什么程度?所以它是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好有坏。

责任编辑:刘晓楠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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