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传统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5）

儒家和道家经常批评社会，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延续这个传统。中国历来就有批评社会的传统。批评社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社会表现很不好，比如说很暴政，很残酷。另外一种批评是什么？用自己的理想来批评。比如说我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应该大家很自由，这个现在太不自由了，所以我来批评你。我认为这两种批评是不一样的，一种批评是对现实改进的一种呼吁，比如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你没做好，甚至说很不好。像山西砖窑那个事情，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仅要批评还要痛批。但是也有一种批评是什么？我有一个理想，然后比照一下，社会离那个还很远，就老抱怨社会，老骂社会。一种是改进性的批评，一种是理想化的批评，我认为这个理想化的批评不好。

那么，在所有的对社会的批判中，我认为法家做得最好，法家都是建设性的，没有纯粹批评性的。法家要变革，变革就是要用新的准则来替代旧的。法家在历史上是一个最积极的建设派，但是法家的下场都不好，因为没有人喜欢变革，变革要得罪所有人，变革者大多数下场不好。假如要开始变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后果，是很严重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商鞅变革完了以后，最后被裂车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犯罪的时候，王子也要惩罚，王子当了君主以后，要杀这个商鞅，商鞅就出逃。出逃的时候，商鞅忘了带身份证。当时有一个法律规定，凡是私下收藏没有带身份证的人，罪责跟他一样。商鞅最后就给逮住了。我们讲法家的核心价值跟儒家有很大的区别，法家的核心价值就是讲以力服人，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是讲以德服人，用文化来改造社会。其实我觉得，儒家可能比较适合在盛世的时候用，法家比较适合在竞争的乱世的时候用。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法家认为想用道德来服人，没人服，最好就是富国强兵，用利器来服人，谁也不敢不服。

所以在中国古代有两种道，叫做霸道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讲的以德服人的道，所谓霸道就是法家讲的以力服人的道。实际上法家讲的以利服人，不是鼓吹我一定要用暴力，而是说我要很强大。第二个法家就是说，主要建立一个标准，就是叫法。这个法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刑法，一部分是社会政策。这个法要有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例外。那么，法家有没有道德？法家也讲道德，但是这个道德跟儒家不一样。儒家的道德，我把他叫做理想的道德，法家的道德我把他叫做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就是说，儒家希望人们做好事，所以儒家很信任人，经常把人往好处想。法家是把人往坏处想，他说我们不能指望谁能主动做好事，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不敢做坏事。所以法家的道德就是不要做坏事，这就是他的道德标准。儒家的道德标准都是做好事的道德标准。这就有很大的区别。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说这个法对所有人都适应，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法家的激励标准非常重，不光是奖励很重，惩罚也很重。为什么很重？有两个道理，他认为只有大的激励才能够有效。比如法家说，你要是攻入这个城墙的话，谁先攻入，拿到什么东西就先给他，那么大家都去攻这个城墙。如果说攻下城墙的话，我给你一斗米，那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攻城墙？所以法家认为，要激励的话，力度一定要很大，要惩罚的话力度也很大。比如说我把他逮到了，要重重罚他，大家都看到他痛苦，下一次再不会犯罪了。这就是法家用刑来止刑。所以，法家不是说要尽可能地都去发现犯罪，目的是要防止人们犯罪，就是尽可能让大家不敢去犯罪。这是法家设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法家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借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谁要是造假，就是一赔三。那他要是没逮到的话，利润就是几千倍，几万倍，那谁都去造假。说实在的，如果我去做生意的话，我也去来一个一赔三，那我收入的概率远远比赔的概率要高得多。但是在美国，如果这个造假是故意的，那是要有一个追加，叫做惩罚性的赔款，你有多少收入，统统让你吐出来，不会让你一赔三。我认为世界上法制化的国家，都带有法家的色彩，用刑止刑。这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

法家也很讲究官员的道德，讲究考核，所以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考核标准的循名责实，建立一套制度。我们现在新出土的文物当中，就发现了里面还有秦国官员的道德守则这样一个东西。秦国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犯罪的话判刑判得比较重，所以官员不敢轻易贪污。法家批评儒家的这个单让，不是说尧单让给舜，法家说那是瞎说的，那个时候尧是部落的首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了一阵子他发现这个活不好干，所以就老想退出来，后来找了一个舜，觉得这个舜傻头傻脑的，正好把位子传给他。看舜推三阻四的，他干脆提出来把我两个女儿也许配给你好不好？这个舜就答应了，那个时候尧不想干才让。他说今天只要一个小官都很好，谁愿意单让？让皇帝单让，不可能。

所以法家批评儒家讲的东西，说儒家讲这个以德治国很感人，要发挥榜样的作用；说孔子这一辈子最会搞教育的，他无畏才感化了72个贤人，如果你要治国的话，一辈子感化72个贤人，这个国家早就灭亡了；说不能用道德来治国，就只能用一纸文书下去，所有的行政系统推进，那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法家跟儒家好多东西是对立的。

儒法也有共同的东西，都是强调温饱问题的重要性。儒家也讲富国强兵，只不过富国强兵的概念跟法家不太一样。儒家讲的富国强兵应该跟文化整合起来，而法家就是讲富国强兵。法家中有一个叫管仲的，讲“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讲要先解决温饱问题，那么小偷小摸这些东西就比较少了。孟子讲“有恒产，始有恒心”，就是说解决温饱问题，才能够有这个恒心讲道德。其实他们很像，不过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究竟是国家很富有，还是藏富于民，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当一个国家富裕的时候，法家认为国家应该拥有这个财富，不能让民间太富有，因为民间太富有的人，会削弱了君主的权威。儒家比较讲究藏富于民。

我们知道，法家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用法，法就是礼。儒家认为这两个我都要照顾，既要讲法，又要讲礼。我给大家出一道题，假如在座的各位是国王，国王的父亲杀了人，你这个国王打算怎么做？孟子回答说，那我当然要保护我父亲。保父亲自然跟这个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那我是这个君主，又要保障这个社会正义，所以孟子说，那我第一步，先辞去这个国王，那我就不用去主持这个社会正义了，第二步，我背着父亲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他认为就解决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看起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没解决。因为他父亲还是没有杀人偿命。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上，他应该偿命，所以儒家永远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没有办法摆平。我们过去一直讲合情合理，其实法家早就看到了儒家是双重标准，所以他就告诉君主，你不要让儒家孝的观念流行起来，流行起来的话每个人都先顾自己的家，你这个君主就没有人替你出力。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做到合情合理，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觉得这叫和稀泥的统一，如果能够合情合理的话，咱们就不用谈了。

法家是大义灭亲，儒家就合情合理，搞双重标准。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原则性和灵活性，其实讲原则性的地方就不能有灵活性，所以我们就想又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最后大家说谁好，当然是有权威的人好了。他说现在需要讲原则了，我们跟着讲，他说现在可以灵活了，我们跟着灵活。问题是，只要你一灵活就没有原则了。凡是强调灵活性的地方，一定没有原则。

所以，我认为儒家的文化传统带给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去推进法制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在法制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一个标准。但是，文化历史又是经常有双重标准的，怎么协调？这是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一个人要搞大义灭亲的话，我估计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也别想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