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传统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8）

第三个是媒体问题。世界上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媒体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民族主义，很少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浪潮。比如说大家都感到右翼很厉害，是不是？我在日本留学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研究日本的媒体，我发现很重要的一条，媒体有两个特点。第一，语不惊人死不休。你没有找出一些极端的言论，谁理你啊！所以在日本的媒体当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学者很少参与，参与媒体的都是那些文化人。第二，正儿八经的人都不愿意发表他们的观点，那些表达极右势力的人容易找到媒体，而且发表得特别多。所以我们看过去，一派极右。其实我们的媒体，你去收集一下，民族主义也非常强烈。我认为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种媒体的民族主义，这跟追求和谐社会是非常对立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媒体很多都是民族主义化。我觉得媒体现在遇到一个瓶颈，要么商业化，要么事业化。媒体一定程度的商业化，使得我们的记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传媒形象，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商业化，就是变成企业的商业化，不要传媒人士商业化。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公正形象还是需要来建设。

第四个，我们现在没有统一的文化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文化政策都是评价性的政策。什么叫评价性？就是我要求你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比如说看一个电影，你找一个艺术家跟我来评价，两个人的思想性肯定有很大的差距。以《红楼梦》为例，我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的道德、封建的文化，我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评价好低，但搞红学的人评价肯定很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评价性的标准实际上是把压力都抛给了官员，官员要把握好尺度。官员的压力太大，他宁愿往严里来审，这不就是妨碍我们的繁荣文化嘛！所以我认为，评价性的标准就相当于没有确定的标准，这很麻烦。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制定一个限定性的文化标准。这个限定性的标准就是核心价值最低的部分，作为底线，就是不能反社会，不能反我们走核心价值，不能反我们的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东西都允许存在，我们只能引导，不能清除它。但是违反了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清除。所以有两个政策，一个是限定性的政策，一个叫做分歧政策。我认为这个是一定都要做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能够让老百姓享受到，包括一些少儿。但是现在，谁能够代表少儿的文化权利？我们都是要限制。我们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都是要提限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谁来提议我们怎么样让少儿很快乐，什么东西他们玩起来很快乐，我们想办法去满足他？我们都想搞寓教于乐，最后是只教不乐，也就是我们的少儿没有代表。我觉得，我们过去的文化政策需要调整，一方面要制定一个确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管理上要有弹性。

第五个，进行文化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什么？就是与时俱进。但有没有发现：与时俱进要标准。如果与时俱进没有标准，那与时俱进就走过头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标准。核心价值要很长时间稳定的，但是文化的其他很多东西，是要经常调整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现在国学热，当然我们要重视传统，这很重要，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传统。官员应该拿功绩的钱来提供一点公共文化服务，这可能要比功绩好一点。我们在给民众提供公共文化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应该可以做选择的：现在提供什么，后来提供什么。比如说提供读书或者是提供学校的教育等，总比花那么钱搞一个大的博物馆供少数人看要好。

文化产品也有优先供应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顺序。大家一选就选形象工程，不管是什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凡是能够给我带来形象工程的，就先干，剩下的统统不干。全国有23%以上的县级图书馆，图书馆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每年一分钱的图书预算都没有，那你盖那个图书馆干什么？这是我们要调整的部分文化。我们要发展创造性的文化。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但现在只是靠传统文化来生存，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得到体现啊？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和谐。我前面讲了一种多元的和谐，我们现在要在发展当中和谐，要在改善当中和谐。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和谐社会，大家要和谐，不能有意见的分歧，不能有观点的对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找到可持续的科学方法，还要讲差异与和谐。

第六个，我觉得我们的干部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谁代表共产党的形象，谁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我认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基层的素质如何提高，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形象。他们如果不提高的话，中央领导做得再好，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我个人认为应该取消地级市，然后把县级作为一个枢纽。每一个县长或者是书记，最高的官可以当副省级。应该在这个枢纽当中，建立我们干部的形象。另外，我认为应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大干部，建立法制化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干部的政绩终身档案制；一个是基层的干部。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呢？提高到至少是现在垄断企业的一半，一个人提高两倍。第二个想法是，考核要严格。基层的干部考核要严格，大干部的考核也要严格。基层考核要严格的话，在基层必须要做好各项工作才能够有效。大干部搞终身政绩档案终身制。什么是政绩档案终身制？比如说你在石景山区任职期间总共批准了10个项目，每年这10个项目的结果要公布。到下一任，你跑到上面当省长了，过去几年在任期间批准的项目怎么样，现在进展怎么样，都要跟在你屁股后面。这样，他在做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都会慎重。

还有，我们现在的管理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我跟好多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他们都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体制，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我们大的体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具体的管理需要调整。举例来说，如果拿过去的管理方法来管理中央电视台，肯定是不合理的。假如中央电视台在几十年前没有赚到钱，我们用行政的方式来管它还可以，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利润最丰厚的机构之一了，那你怎么样管它？必须用现代的方法来管。包括我们大学的管理，包括各个层级的管理，缺乏专业化。举例来说，大学行政化，有的大学的校长一当就是20年，党委书记一当就是30年，你想这个学校所有的行政资源是不是都被他掌控了，这个才可怕呢！我认为行政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少数人支配了大多数的资源。所以，管理机制一定要灵活、要调整。副校长、副书记在任的不能超过8年，中央领导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这么做？

第八个，青少年的教育。我们原来一直想用动漫来解决青少年的娱乐项目，但是现在动漫都是给没脑袋的人看的，是给少儿看的。他看完以后，等有辨别能力了，又送日本、美国熏陶了，哪有什么用啊！我们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青少年教育。另外，我们要重视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没有纳入教育体制，但是幼儿园实际上是儿童很重要的一个受教育的阶段。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些大学生都是很有想法的，但他们现在又面临着很多压力，有很多心理问题。所以我认为大学应该坚决实行导师制。为什么不搞导师制？别人会说我一个人带30个人，带得出来吗？绝对带得出来的，没有问题的。不管再怎么忙，带30个人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不搞？我觉得像北大那些学生，都是各省市的状元，一到北大来，马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历来没有考过第三名，到北大一来，一下子就掉到第25、第30、第50名，心里面马上就变得悲观。有一半的状元心里绝对受不了，这就需要心理教育。所以，觉得大学有必要实行导师制。

另外，我觉得应该寓教于乐。假如你想干一件寓教于乐的事情，应该让这件事情本身很快乐，然后在尽可能的快乐中加入一点教育的素材。而不是说，想做一个教育产品，然后让他有点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你的目的本来就是想教他的，然后再来抓点娱乐的，绝对不可能影响到青少年。他一看就知道你这是弱智，还想教我。娱乐就是娱乐，教育就是教育，这是很分明的。你在娱乐当中增加一点文化含量，这个可以。有没有看过美国的海底总动员？那种片子是真正寓教于乐的，人家首先要让人快乐，然后里面又有点教育。

最后，讲一下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的文化特别重视走出去，中央也很重视。我们接下来还制定政策，推动走出去。我认为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应该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地走出去，第二个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到有非常友好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强势推动的方式。咱们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媒体马上会出现中国现在崛起，过去用经济来占领现在又用文化来占领的言论。我们过去封闭太久了，别人对我们了解太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别人了解。哪个国家建立一个孔子学院，在这个学院当中应该搞一个当地的文化交流中心，或者在我们国家相应对等地搞一个。比如说加拿大多伦多市搞一个孔子学院，我们可以在北京市搞一个加拿大文化研究学院。我认为那样子的话，会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减少很多对抗的障碍。另外，我们现在走出去，大多数走的是传统的文化，这还不够，应该走现代文化，让中国现代的文化同样走出去。这才能够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依靠的全是孔子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问题。我认为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中，现代的文化应该占七成的比重，传统文化占三成的比重。这才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推广文化当中，传统文化占到七成，则非常不合理。

今天交流的内容就这些，谢谢大家。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报告人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