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思想解放突破口是发展民主、关注民生

新华网北京5月9日消息（杨新华 王永霞 毛薇薇）30年前,《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30年后，我们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如何看待当年的那场大讨论？如何理解它对今天的意义？本网为此专访了党建研究专家、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

黄苇町认为，当前，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要推进“两民”，即发展民主，关注民生；注意避免两种倾向，避免心浮气躁，急于出政绩；避免“奉命解放”，甚至形成“表态文化”，而不问是否行得通。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主持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28年，从1950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又是28年，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你觉得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这次深刻变革？

【黄苇町】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是两个28年，尽管在时间上存在着某种巧合，但是有几点是相同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历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都吃过“左”的错误的亏；都是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解放思想前一阶段的标志主要是正风，那后一阶段的标志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很多人痛定思痛，都在探索导致这场浩劫的原因。当时人们有两大思想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到底对不对，二是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穷，那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人们不满足于把过去的错误都归于“四人帮”，而是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上寻找这种错误的根源，这就有毛主席有没有错误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强调要坚持“两个凡是”，对于迫切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越过的障碍。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对“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

应该说，当年突破“两个凡是”是有相当大难度的。最早针对“两个凡是”表示不同意见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但“准确完整” 要以整个理论的正确为前提；还有很多老同志强烈呼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包括纠正文革前“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错误，也要以政策的正确为前提。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理论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党要彻底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来所避不开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我们党拨乱反正的需要，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呼声中应运而生的。应该说，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这次变革的主要力量。

【主持人】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样从传统观念中走出来的？

【黄苇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都经历了一个过程。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教育了我们，那时候坚持“两个凡是”有两种情况，多数是属于感情纯朴但是“左”的思想影响太深，不能从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固守“两个凡是”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全党起了巨大的思想推动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一遇到新问题就有人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想问题。例如国家要建立经济特区，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开始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认为这和过去的租界没什么不同，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还有人说“过去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现在又翘着尾巴回来了”。有的同志到特区参观后，回来竟然抱头痛哭，说“辛苦革命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们党提倡发扬个体私营经济，也有人讽刺为“不三不四发大财”。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有些干部中遇到的抵制就更大了，说这是把毛主席从解放初就倡导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否掉了，搞分田单干了。所以，当时我们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者，也是亲身实践者

【主持人】这就是那段时间人们的一些思想状况。那么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坚定支持者，更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直接推动者。能不能谈谈您心目中的这位伟人，谈谈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黄苇町】邓小平同志是一个感情不很外露，但对人民群众有着炽热感情的人，他两次被打倒，但是第三次出来之后仍然坚持干事而不是当官。他说农村大多数地区还处在贫困状况，这算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啊？正是这种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使他看问题一针见血，而且很务实。

有人说小平同志有三论：一是“猫论”，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提出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心急如焚，挺身而出纠“左”，努力恢复生产，这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的坚持真理的范例；二是“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发展的真理；三是“不争论”，姓社姓资在发展中留待实践做总结。他的“三个有利于”也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评判标准的变化带来了整个中国的大变化，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思想。

所以小平同志既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者，也是亲身实践者。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大特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及由此引起的巨大反响，小平同志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他从这个冲突中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首先采取强有力的支持态度，把开展这场讨论作为解放全党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突破口。因为真理标准问题解决了，唯书唯上的思想就打破了，全面拨乱反正的道路就开通了。

30年前他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的意义，他提出的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拿到今天仍然适用，所以正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科学发展来解决

【主持人】经历了由乱到治、由贫穷到富裕的改变，中国的改革成果有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之初那代人对改革开放的预期呢？

【黄苇町】改革开放初我参加了一个经济大讨论，当初人们认为我们能达到7%的增长速度就很不容易了，但是事实证明我们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年，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特别是近五年连续实现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每年之间波动幅度都不超过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没有大起大落，增长相当平稳。尽管我们还存在增长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毕竟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党正在通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解决。显然，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发展，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主持人】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大部分都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现在的改革正在走向深水区，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序推进，您认为这两者怎样才能协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怎样进行？

【黄苇町】我们对改革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开始，我们比较多地考虑怎么打破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为发展市场经济、增强市场活力创造条件。那时候提出“放权让利”，开放该开放的领域，打破垄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建立“有限政府”。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话叫“找市长不如找市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市场经济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自由竞争，而且还要有完善的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能够站立起来的两条“腿”。

过去我们对后者的认识不足，甚至有些把属于后者的东西也市场化了，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领域的改革就走过一些弯路。而且我们对政府角色的认识一度也不够清晰，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政府把自己当企业却放弃了应负责任的“弃责争利”的现象。对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问题就要允许群众找市长，也允许群众问责，这也是我们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改革造就了市场，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命运

【主持人】像您举的一些例子，在改革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公平缺失等等，甚至有人质疑我们的改革开放，那您怎么看待我们的改革方向和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黄苇町】改革中也出现一些与改革发展不配套或不同步的现象，例如腐败主要产生于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对不完全市场的介入，形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结合，这个弊病只能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各国在发展市场经济初期为了刺激经济效率，收入差距拉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采取措施来抑制社会分配的过度倾斜，促进公平。

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现象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再分配机制的不健全。所以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后，我们要加强政府的调节职能，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总之，要正确处理政府与民众、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各项制度逐步完备。

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无比平等的社会，希望退回去。但是他们视而不见的是，那是在共同贫穷基础上的平等，是在城乡存在巨大鸿沟上的平等，正是改革才造就了市场，提供了多元化的致富机会，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命运。

还有人说我们今天强调的公共福利以前就存在，是由于过分市场化把它们破坏了，这也是不对的。例如我们的住房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和现在的福利房就不是一回事，现在的福利房是由政府建，供应的对象是低收入者，目的是为了保证全体人民都能住有所居。而过去的福利房主要由单位建，分配给职工，越是有钱有权的单位，房子盖得越好越多，职务高、收入高的人分的房子更大，没单位的人就没房子。这显然不是保障房，而是一种不平等的住房制度。

我们现在把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家庭作为住房困难户，全国加在一起大约有一千万户，国家已经决心在近期内为他们解决廉租房的问题。可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全国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只有3.6平方米。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发展的今天。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几，而到了2006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1%。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也是硬道理。只有坚持发展和完善改革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民主是政治领域的“以人为本”

【主持人】改革开放初期，民主和自由好像都是广受争议的一个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众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了。您怎么看待这30年来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进步呢？

【黄苇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就在于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也是政治领域的以人为本。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人民群众发展民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这些年来，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现在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要求不断地反映在我们党的文件中。例如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实质上讲的就是主权在民；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是阐明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公开透明，能够受到监督。报告还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些都为我们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广阔空间。

党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措施，包括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和群众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发展基层民主等。党把政治协商引入决策程序，现在党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和都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这样的民主协商在十七大前夕就有28次。

【主持人】我想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依法治国应该会有很深刻的感触。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师生们谈话的时候，对法治精神进行了深入阐述，您觉得中国在走向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障碍要克服？

【黄苇町】首先要克服两大障碍，一是法治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现在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造成老实人吃亏，违法的反而占便宜。中国有句古话叫“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何不做土匪强盗”。依法治国首先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另一个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意识问题。特别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依法治国，党员干部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才能够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主持人】最近关于青年爱国的议论很多，爱国其实是每个中国人的事，您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应该怎样去爱国？爱国怎样才能不狭隘？

【黄苇町】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使中国人民有强烈的爱国情结，2003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时，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北大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培养了很多精英分子，尤其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可以说都是能够挺身而出、各领风骚，不但为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胆识、忧国忧民的素质。”

今天，在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很多80后的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的爱国行动使全国人民既感动又振奋，原先对他们有些偏见的人也开始重新认识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但是中国任人欺辱的时代毕竟过去了，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我们应该表现出更加开放的胸襟、眼光和智慧，要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强国行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特别是奥运会开幕在即，要以我们的友善、包容和耐心盛情接待八方来宾，化解误会、增进友谊，让世界了解中国，这对那些想通过绑架奥运获取平时得不到的东西的某些西方政客也是一个最好的回击。

【主持人】您看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到十七大之后掀起的又一轮思想解放热潮，这其中有没有一个历史的逻辑在里面呢？

【黄苇町】思想解放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从思想到思想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每一次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都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而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因此，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当前国内掀起又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是和改革开放要跨上新台阶相适应的。

【主持人】现在关于解放思想有些新提法，比如“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表达”，“解放思想就是解放权利”，您同意这些说法吗？为什么？

【黄苇町】这种提法事出有因，但表达不够准确。解放思想，要求我们摆脱旧的或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探索和创新，不断开创各项事业的新局面，这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要求。而强调“解放表达”“解放权利”，由于比较抽象，需要具体分析。如果这是指为解放思想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我们党已经在这样做了。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实际上是讲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言论。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创造敢于讲真话、鼓励讲真话、能够讲真话的环境。真话不一定都正确，但反映的是每个人在实践中的真实感受，大部分人都敢讲话、讲真话，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发现真理的前提。因此，一个社会越是文明进步，越表现为人民拥有充分的表达权。

当然，由于人们观察问题的出发点、角度不同，思考深度不同，有些观点可能不正确，但也应有表达的权利。有学者说，“虽然每人谈问题都力求全面，但仍可能是片面的，即使片面也有意义，全面正确的决策，就是由这么多个片面组成的。”但另一方面，社会思想越活跃，对执政党和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沟通能力，对执政党引导社会思想的能力的要求也越高。“解放表达”“解放权利”绝不是指可以无视事实地乱说，而应该是在宪法、法律和社会道德框架内的解放。

当前解放思想的两大重点：发展民主、关注民生

【主持人】当前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正在兴起，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口在哪里？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黄苇町】在今天，我们坚持解放思想，首先要敢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新的发展经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建设和改革，确保各项事业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前进。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是“两民”：即发展民主，关注民生。

应该说，与30年相比，今天思想解放的任务并不轻松。如果说30年前所要解决的是生存和出路的问题，那么，新一轮解放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30年前的解放思想是在我国政治处于混乱状态、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时提出的，不仅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起点低，满足人们的温饱要求。是当时最迫切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容易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而在我国持续高速发展近30年，人民生活已步入总体小康时提出解放思想，获得人们认同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对过去成功做法的依赖，会形成一种惯性甚至惰性力量，直至固化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因此，新一轮思想解放首先要从打破固步自封的自满情绪开始。其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对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处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中的某些受益者，就可能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阻碍因素。

因此，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由于改革会涉及各方利益，甚至可能触犯“权威”和“禁区”，难免遇到重重阻力，遭到种种“非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说新话、提新观点，还是放弃前人和本本上过时的观点、错误的结论，都需要足够的勇气。这既包括政治勇气，即胸怀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无私无畏精神；也包括理论勇气，即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不管老祖宗有没有讲过、文件上有没有写过，都敢于面对丰富生动的实际，把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坚持实践标准，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种党性锻炼。

解放思想，当前还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 一种是心浮气躁，急于出政绩，把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要求当作“解放思想”，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另一种是“奉命解放”，甚至形成一种“表态文化”，而不问是否行得通。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

【主持人】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您当前思考最多的是什么？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有何期待？

【黄苇町】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路，并对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新一轮改革，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特别要把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方面联动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加快进行市场化改革。当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相当突出，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能准确反映稀缺程度，不利于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因此，需要加快推进国内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包括用水和能源价格要充分反映环境成本，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粮食、肉乳蛋等关系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也要把长期以来通过对生产者补贴来保持低价的方式，逐步转变为市场决定价格、对消费者定向补贴的方式，依靠价格的市场机制，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第二，需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要进一步落实人民群众的“四权”，通过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保证官员廉洁从政的制度体系。

第三，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和协调机制，管理方式还相当落后，还保留一些计划经济色彩。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特别要加大对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对人民关心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低收入者保障等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立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

第四，按照城乡统筹协调的要求，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改革功不可没。但限于条件，前一阶段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农业的承包制也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进的。当前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镇化速度也比较慢。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是新一轮改革中难度最大、但也意义重大的一环。

第五，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我国已开始大量使用国际资源来发展自己，目前在对外经济部门的就业已超过一亿人，许多产品直接依赖于国际市场。只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利用全球化的各种机遇发展自己，切实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我们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也已经逐步暴露出来，要大力提高金融管理水平，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全面对外开放相适应的经济安全和风险防范机制。

我深信，经过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为一个整体，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伟大、辉煌的事业。

黄苇町简历：

党建研究专家、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1982年调入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先后任红旗杂志社事业部主任，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的消费之谜》、《中国的隐形经济》、《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苏共亡党十年祭》、《厚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