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撰文称陈独秀晚年接受国民党资助（2）

其二，这种资助不是朱家骅个人的行为，经费来源应是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的名义，经过张国焘送给陈独秀的。此点在1942年1月那一笔尤为明显，陈布雷说是“经呈奉谕示”，应该是经过了蒋介石批准，直接的动机是“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国民党方面为让陈独秀接受这种资助，也还是想了一些办法，即以朱家骅个人的名义，通过张国焘转交。朱家骅是留德博士，1917年即在北京大学教过德文，1924年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任教育部长，应是为学术界、文化界较能接受的人物。以其名义资助陈独秀的1940年至1942年这一段，他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

其三，这三笔款应当都为陈独秀所接受，朱家骅第二封信提到“并奉惠书”，说明陈独秀在收到第一笔的一千元资助时，曾给朱回信。关于第二笔即1941年3月的那笔五千元的赠款，陈在1942年1月的回信中说“去年赐款尚未用罄”，是说未用完，而不是说已让张国焘退还，陈是否真正动用了这笔款，现已无从得知，但他没有让张国焘退给朱家骅，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笔即八千元的那一笔，陈的表示是“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但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这一次已勉强接受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许多书上关于陈独秀对朱家骅赠款态度的记载都不尽准确。

其四，对国民党方面的赠款，陈独秀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决不愿再受。这种态度，还是符合陈独秀的性格，反映了他贫贱不能移的气节。

这些信件书写于1940年7月－1942年1月，这是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晚年的生活来源，一是为报刊写稿和编译所得的为数不多的稿费，二是江津地方名绅邓蟾秋叔侄、与他曾有师生之谊的川籍军人杨鹏升等朋友的接济，三是北大同学会的不时资助，既没有丰厚的积蓄，又没有固定的退休金可领，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的老人，且是处于一种既已远离共产党、也已脱离托派、更不愿投身国民党的特殊的游离状态，衣食治病，都只能靠一些游走于这三种政治力量边缘的朋友的接济，其窘迫可想而知。在万般无奈之下，对国民党方面以朱家骅名义送来的赠款没有断然拒绝，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后来那样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态度，也不是说不过去，不必硬要说他拒绝了、退回了。再说，他并没有以替国民党办什么事来作为交换，而是所谓“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他没有、也不打算替国民党去做什么。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 主题延伸

晚年陈独秀拒收国民政府

和共产党叛徒的馈赠

陈独秀从1938年7月获释后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的近4年中，一直没有正当职业，因而缺乏生活来源。他晚年生活主要靠四个方面的来源。

一靠稿费收入。除了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些文章外，陈独秀还为国民政府设在北碚的国立编译馆撰写《小学识字教本》。故国立编译馆破例向陈独秀一次性预支了2万元稿酬。

二靠亲朋资助。陈独秀的大姐夫和外孙女婿都是发了财的商人，因而他们经常给陈独秀以一定的资助。还有，陈独秀的人格和学识崇拜者杨鹏升，也常常从成都住地给他汇款。

三靠北大同学会捐赠。陈独秀早年一边在北京主编《新青年》杂志，一边在北大执教，所以他深受青年学子喜爱。现在陈独秀有难，北大同学会当然会施以援手。

四靠向友邻书写楹联条幅换取生活资料。

陈独秀除了收受上述几个经济援助之外，坚决拒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和共产党叛徒的馈赠。陈独秀对于别人馈赠的钱财，收与不收的态度，竟是如此的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