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改革“走不动”的纠结（2）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纠结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