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样是不是就要抛弃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呢?不是,相反的是要把这个口号的内容更加深刻化,更加准确的表达出来了。所谓民主那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要求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所谓科学也不是仅仅反对迷信和愚昧,而是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观察和分析我们面对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这时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是把新文化运动初期所提的口号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比原来更加深刻化了。
这种情况下,以李大钊为首在北京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是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当时列宁的文章一篇都没有翻译成中文。那时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因为李大钊做图书馆馆长,有很多英文书,北大的学生可以自由阅读英文。而在上海,陈独秀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所以说五四运动的后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都做了准备。思想上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的传播,干部上的准备是聚集了一大批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刚才说五四运动分成两个阶段,1919年5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两个阶段前后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但是这两个阶段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前期在反封建主义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它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产物。而后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个转折使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主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五四运动前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经是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最早的是1920年5月在上海,由陈独秀发起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然后李大钊在北京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以后陆陆续续在山东、在湖北武汉、在湖南、在广东甚至在海外日本、法国都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这是一个趋势。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年代,我的思想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他说当时我的感觉就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革命的办法是要改变”。他说“虽然我对中国的革命还不能立即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我已经感到必须是依靠下层的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他说“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里面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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