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第一章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第一章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第一章 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祖国纪事》总第242卷[注:1879年第2期《时评》栏第125—152页。]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该文明显地表现了民粹主义比俄国自由主义进步的方面。  

作者从这样的话开始:“今天”,谁若反对“来自民间而晋身社会上层的人”,谁就要被看成“几乎是叛逆”。  

“不久以前,文坛的一头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脚,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对人民表示悲观,其实这篇短文除对高利贷行为和金钱的腐蚀作用表示悲观外,并没有什么悲观的东西;而后来,当格列·乌斯宾斯基为自己最近几篇特写作了解释(1878年《祖国纪事》第11期)时,自由派泥潭就完全象童话中说的那样激荡起来……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民卫士,真叫我们惊异,我国人民竟有这样多的朋友……我不能不同情……提出农村这个美人和文坛少年(或者确切些说,不是少年,而是贵族老爷及其奴仆中间的老色鬼和年轻的商人)对她的态度问题……对农村唱小夜曲,‘对她流连顾盼’,完全不等于爱她和尊敬她,正如指出她的缺陷,完全不等于敌视她。如果去问问乌斯宾斯基本人……他倾心于什么,他认为未来的寄托是什么,是农村,还是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是农村’。”    

这段话非常典型。第一,它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农民、从小生产者的角度来反对俄国的农奴制度(旧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性(新小市民阶层);第二,它同时表明这种反对是充满幻想的,是回避事实的。  

难道“农村”存在于“旧贵族”制度或“新小市民”制度以外的什么地方吗?难道这二者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按自己方式建设的不正是“农村”吗?农村正是由“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这两个部分组成的。无论你怎样反复观察农村,只要你不从可能出发,而只肯定现实(我们谈的就是这一点),你就决不会从农村中找出什么第三个“阶层”。如果说民粹派找到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各个农民村社的土地占有形式,而看不到整个俄国社会经济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把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即为市场而生产的单独的小业主;因此,这种经济组织使人不可能到后面去找“未来的寄托”,而一定要到前面去找;就是说,不能到“农村”中去找,在那里,“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的结合使劳动状况极度恶化,使劳动无法对“新小市民”制度的主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主宰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的对立本身还没有充分发展;就是说,要到充分发展的、彻底的“新小市民”阶层中去找,因为这个阶层把“旧贵族”的美妙东西已从自己身上清除净尽,使劳动社会化,使农村中尚处于萌芽状态和受抑制的社会对立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完全显露出来。  

现在应当指出导致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学说之间、对俄国的现实和历史的两种理解之间所存在的理论上的区别。  

我们随着作者来分析吧。  

作者向那些“愤愤不平的先生们”担保说,对于人民的贫困和人民的道德的相互关系,乌斯宾斯基理解得  

“比许多农村崇拜者更为透彻,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农村不过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这种时代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分证”。  

民粹派先生,请您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使一个愿意代表劳动利益的人感到伤心和委屈的事情呢?为什么被他看作“未来的寄托”的东西竟变成了“自由主义身分证”呢?这个未来是要排斥资产阶级的,而您想借以达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不仅没有遭到“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的敌视,反而为他们欣然接受,被他们当作“身分证”。  

假如您指出,“未来的寄托”不是在以“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为主宰的那一制度所特有的社会对立尚处于不发展的萌芽状态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对立已发展到顶点、发展到极限,因而已不能局限于敷衍了事的办法、已不能利用劳动者的愿望来满足私利的地方,即在问题已直截了当提出的地方,那您想一想,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您自己不是这样说过: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第132页)  

难道这种分析不适用于农村吗?难道农村是一个没有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和斗争的什么特殊世界,可以笼统地谈论农村,而不怕做“优势力量”的帮手吗?既然已经谈到斗争,却又从这一斗争的内容被一大堆无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妨碍人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分开,妨碍人们看清主要敌人)掩埋住的地方谈起,难道是有根据的吗?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出的纲领——提倡教育,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动不了占优势的人们的一根毫毛,而纲领的最后一条——“组织人民工业”,又是以斗争不仅有过甚至已经胜利结束为前提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抗的存在是您自己所不能不承认的,而您的纲领却避而不谈这种对抗。因此,您的纲领对属于“新小市民阶层”的业主并不可怕。您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它只能当“自由主义身分证”使用。  

“那些把农村当作抽象的概念、把农夫当作抽象的纳尔苏修斯[80]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和肯定农村,就说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拼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斯马[81]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维护现状,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自由放任,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  

又是这样:对农村的描写多么精采,而得出的结论多么浅薄!对事实的观察多么正确,而对它们的说明和理解多么肤浅!这里我们又看到在保护劳动的愿望和实现它们的方法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可忧的现象”。尽管他也看到同样的资本主义在城市中规模很大,看到资本主义不仅支配了国民劳动的各个部门,甚至支配了代表人民和为了人民贡献出资产阶级措施的“进步”著作界,但是,他不愿承认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特殊组织,而用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可忧的现象。据说,如果不奉行不干涉论,那就可以消除这些条件了。是的,那真是美哉妙哉!可是,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不干涉政策;向来实行的都是干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干涉,只有“午睡般的宁静”的甜梦才能产生一种希望:不经过象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而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理想、公民理想等等——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  

这是对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的出色描写。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民粹派”,他们继续照拂体贴这个“社会”,以描绘“未来的”资本主义或如该文作者所说的“逼近的灾祸”[注:它威逼谁呢?饱食终日的人吗?资本主义不仅不“威逼”他们,反而许以美味佳肴。]的种种惨象来款待它,号召它的代表离开“我们”已经误入的歧途等等,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狭隘”,把自己同社会截然分开,认为只须依靠那些不“满足”于也不能满足于“饱食终日”的人,他们认为理想是需要的,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试问,在这两种人中,今天究竟是谁更彻底呢?  

作者继续说,这是贵族女学生的态度,这  

“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确切些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克·土·〉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  

看来,作者对现实估计得如此正确,他一定明白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什么了。既然整个问题在于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那就是说,除这个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未来的寄托”了,因为只有它才和这种“小市民文化”彻底“分开”,才跟它势不两立,才不会作任何易于被人用来制造“自由主义身分证”的妥协。  

不然。还可以幻想一下。“文化”,这的确只是“小市民的”玩意儿,只是一种堕落。但要知道,这完全是旧乡绅习气(作者自己刚才也承认文化是现代历史创造的,是消灭了旧乡绅习气的历史创造的)和懒惰的产物,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偶然的,是没有牢固的根基的,如此等等。接着作者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毫无意义,回避事实,只是一种故意漠视“相互对立的力量”的存在的感伤主义幻想。请听听:  

“他们(小市民)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其他生活场所把它们(科学、道德准则)确立起来。〈我们从前面看到,他们已经把它们在农村这样深邃的“生活场所”确立起来了。——克·土·〉他们首先是找不到进行这项工作的十分合适的人才,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具有其他传统的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人才”吗?!这是不值一驳的,而且作者在下面就会自己驳倒自己的。——克·土·〉。这些人都不是内行〈俄国资本家吗?!——克·土·〉,他们的步伐不老练、动作不敏捷〈他们十分“内行”,足能取得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十分“老练”,足能把实物工资制[82]推行于各地;他们十分机敏,足能获得保护关税。只有不直接感受到他们压迫的人,即只有小资产者,才能产生这样的幻想。——克·土·〉;他们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埋头学习〈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缈,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粉饰真相”,把敌人形容得软弱无力,没有根基,“总是多余的”。——克·土·〉;他们时而惋惜过去,时而忧虑将来,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种喊声,说小市民不过是厚颜无耻的权贵,说他们的科学经不起批评,他们的道德准则毫无可取之处。”  

俄国资产阶级常犯“惋惜过去”、“忧虑将来”的毛病?!真是信口雌黄!有人就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如此恣意诽谤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说它听到“小市民毫无可取之处”的喊声就惶惑不安!实际上岂不正好相反,因别人虚声恫吓而“惶惑不安”的岂不正是发出这些“喊声”的人吗?“忧虑将来”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而这类先生听到人家称他们为浪漫主义者,还惊讶万状,装出不懂的样子!  

“然而,总得找条生路。小市民并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当民粹派说我们俄国是“小市民命令人去做工”时,那就是真理。而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那瓦·沃·先生就要高叫,说马克思主义者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民主〈原文如此!!〉制度了”。]。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个退伍的上尉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器终于开动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各种零件似乎还凑合可用,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平板愈来愈弯,螺栓在松动,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湮灭。”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因为它以鲜明、简练、美丽的形式表达了俄国民粹派的一套议论,这一套议论俄国民粹派喜欢给它披上科学的外衣。他们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等这些不可辩驳和无庸置疑的事实,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其不好的东西,是一个“转瞬”即将灰飞湮灭的“笨重东西”。[参看瓦·沃·的著作、卡布鲁柯夫的著作(《农业工人问题》)和尼古拉·—逊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们从观察中而且是从多年的观察中看到,这个命令俄国人民去做工的力量在日益成长壮大,在向全欧夸耀它所创立的俄国的威力,只“听到”必须把希望寄托在“螺栓松动”上面的“喊声”,它当然表示很高兴。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快些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用国产材料做的机座、平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道德在这一时期败坏不堪。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  

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它是在“不量力地”极力攫取额外价值!它感到了自己的道德败坏!(请不要忘记上一页是把这全部道德概括为饱食终日和堕落的。)当然,这里毫无必要与它作斗争,更不用说什么阶级斗争了,只要好好地斥责一顿,它就不会再勉强自己了。  

“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惯例,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每一种书刊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纪,不仅苏沃林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爱人民,说‘我生平所爱的并至死不渝地爱着的就是人民,我自己就是来自民间的’(这什么也不能证明);甚至连《莫斯科新闻》不知怎的也另眼看待人民了……不知怎的也关心——自然是按自己的方式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了。现在,象业已停刊的《信息报》那样公开对人民不友好的报刊,连一个也找不到了。其实抱公开不友好的态度倒好些,因为这时敌人的原形毕露:可以看出他在哪方面是个笨蛋,在哪方面是个骗子。现在人人都是朋友,同时人人都是敌人,一切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了。正如乌斯宾斯基所说,人民完全堕入使初涉旅途的人迷失方向的大雾中。从前他们看到社会上根本没有天理国法。现在别人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已象地主一样自由,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在抬举他们,扶持他们。其实,在这一切由一条结实的细线包缠起来的关怀之中,贯串着无尽的虚情假意。”  

对的总是对的!  

“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立奖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苦农民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  

乍看起来,也许以为作者既然了解信贷的资产阶级性,一定会完全屏弃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措施了。然而,小资产者突出的和基本的特点,正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反对资产阶级性。因此,作者也象一切民粹派那样去改正资产阶级的活动,要求扩大信贷范围,要求贷款给真正的贫苦农民!  

“……人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重分制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苦农民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以便使农民能按高得出奇的价格向地主购买土地,如此等等……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朋友……大概当铺掌柜和酒店老板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  

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很出色,而得出的结论却很浅薄:资产阶级既在生活中也在社会上占着统治地位。看来应当毅然舍弃这个社会而去找资产阶级的对立者了。  

不,应当宣传给“真正的贫苦农民”发放贷款!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据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资产阶级社会在腐烂,——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正是这样。  

“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永世沉沦的。”  

原来如此!“当我们谈论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  

朋友,假如是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呵![83]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历史车轮和自发势力”并确切说明这些“自发势力”就是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的时候,民粹派先生们宁肯绝口不谈这些“自发势力”日益增长的事实是否确凿无疑以及对这种事实的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宁肯毫无根据地胡诌一通,说这是一些“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这些人只会说“历史车轮”和“自发势力”。  

这位民粹主义者的上述自白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的论点的唯一区别——而且是极本质的区别——在于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自发势力”是“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自发势力不是偶然地或从外面什么地方“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东西,而是体现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表现。这位民粹主义者只是在各种各样的信贷、赋税、土地占有形式、土地重分制、技术改良等等表面现象上兜圈子,不能看到资产阶级的根已深深扎在俄国的生产关系中,因而用幼稚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些“奸诈之徒”。自然,抱着这样的观点,的确无从理解这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因为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着重指出这一斗争,民粹派先生们既看不见阶级而只看见“奸诈之徒”,自然只能瞠目结舌报以沉默了。  

能够同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只有另一个阶级,同时一定是一个与自己的敌人已完全“分开”、完全对立的阶级,而对付“奸诈之徒”显然只要警察就够了,顶多再惊动惊动“社会”和“国家”。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见,这些“奸诈之徒”被这位民粹主义者描写成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根有多么深,他们的社会职能是怎样的无所不包。  

其次,在上面摘引的关于“人民的消极朋友”那段话之后,作者紧接着又说:  

“这比在政治上保持武装中立还要坏,其所以坏,是因为这总是给强者以积极的帮助。无论消极朋友在感情上多么真挚,无论他在生活舞台上怎样尽量保持不显眼的地位,他仍然会使朋友受到损害……”    “……对于那些比较纯正和真心爱人民的人[注:“消极朋友”的特征是什么,规定得太不明确了!要知道他们也是“纯正的”人,他们无疑也是“真心”“爱人民”的。从前面的对比中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把参加“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人,拿来同消极者作对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种情况终究是讨厌得不能忍受的。他们听到这种絮絮不休令人厌烦的爱的表白,觉得可耻和厌恶。这种表白年年重复,天天重复,在衙门里,在上流人的沙龙里,在小饭馆喝香槟酒的时候一再重复,但永远也不见诸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终于对这一切杂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这段描写从前的俄国民粹派对自由派的态度的文字,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在的民粹派的态度,几乎是完全适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贷、买地、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共耕制[注:尤沙柯夫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等等帮助“人民”的办法也已听得“不能忍受”了。他们也要求不愿意站在……“人民”一边而愿意站在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一边的那些人,“一概否定”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这一切杂拌。他们认为空谈为俄国选择道路,空谈“逼近的”资本主义的灾难和“人民工业的需要”,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伪善态度,因为现时在这种人民工业的一切部门中,资本都占统治地位,各种利益间的不明显的斗争在进行着,对这一斗争不应抹杀而应揭露,不应幻想“最好没有斗争”[注:这是克里文柯先生回答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时的用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而应发展这一斗争,使其具有持久性、继承性、一贯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性。  

“正因为如此,终于出现了一定的公民信条,对正直性的一定的断然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狭隘的,因此,喜欢黑暗中的广阔天地而忘记黑暗的逻辑渊源的博爱的自由派,对它们就特别讨厌。”    

绝妙的愿望!无疑正是需要“严格的”和“狭隘的”要求。  

但不幸的是民粹派的一切绝妙的志向始终都是一些“天真的愿望”。虽然他们意识到这些要求的必要性,虽然他们有极充裕的时间来实现这些要求,但他们至今还没有拟出这些要求,他们经常通过一系列的渐变而与俄国自由主义社会融合起来,并且至今仍旧与它融合在一起[注:某些天真的民粹主义者头脑简单到不了解他们是在写文章反对自己,甚至以此夸耀于人:  

“我国知识界,特别是著作界,——瓦·沃·先生在反对司徒卢威先生时写道,——甚至最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一种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特色。”(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第1506页)  

正如在生活中小生产者总是通过一系列不知不觉的转变而与资产阶级融合起来一样,在著作界中民粹主义的天真愿望也常常变成饱食终日和吸人血汗的人们[84]的“自由主义身分证”。]。  

因此,如果说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相反,提出真是很“严格”很“狭隘的”要求,要求专门只为一个阶级(即“与生活分开”的阶级)服务,为它的独立发展和独立思考服务,要求与“正直的”俄国资产者那种“公民的”“正直性”完全决裂,那就让他们埋怨自己吧。  

“不管这些信条在分别来看时实际上是多么狭隘,但对总的要求至少是无法反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变成公开的敌人!’  

目前我们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即第三等级形成的过程。在我们眼前,代表人物正被挑选出来,准备管理生活的新的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  

还仅仅是“准备”吗?那么,现在是谁在“管理”呢?是哪一种别的“社会力量”呢?  

莫非是《信息报》[85]这一类机关报所代表的那种力量吗?不可能。我们不是在1894年,而是在1879年,在实行“感化专政”[86]的前夕,照该文作者的说法,是在“极端保守派到处被人鄙视”、“被人耻笑”的时代。  

莫非是“人民”,是劳动者吗?作者的全篇文章作了否定的答复。  

既然如此,怎么还说“准备管理”呢?!不对,这个力量老早就“准备好了”,老早就在“管理”了;正在“准备”的只有民粹派,他们“准备”为俄国选择更好的道路,的确是这样,大概他们还要继续准备下去,直到阶级矛盾的彻底发展把所有躲避矛盾的人都挤出和推出历史舞台为止。  

“这一过程在欧洲开始得远比我国为早,它在许多国家内已告结束[注:“已告结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已经看见了过程的尽头,“新的力量”已在聚积汇合吗?那它在我国也正趋于结束。或者是说那里已不再产生第三等级了吗?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那里还有小生产者,他们还在产生出极少数资产者和大批无产者。];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一过程则因封建主义残余和工人阶级反抗而受到阻碍,然而就在这里,历史车轮也在年复一年地把这些残余碾碎而为新的制度铺平道路。”  

请看我国民粹派是何等不了解西欧的工人运动!原来工人运动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竟被当作“残余”而与封建主义相提并论!  

这清楚地证明,不仅就俄国说,而且就西欧说,我国民粹派都无法理解,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怎么可以不“阻碍”它的发展,而是加速它的发展,不是拖它后退,而是推它前进,不是起反动作用,而是起进步作用。  

“这一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由两种元素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一种元素从上面沉下来,一种元素从下面升上去,二者好象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样比重似的;这两种元素紧密地在一起混合着、化合着,经受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并开始改变上层和下层,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这一过程本身极有意思,而对我们来说,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三等级的统治是否是每个民族文明化命定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呢?……”  

这是什么话?!“命定的必然性”从何而来,这里跟它有什么关系?作者自己不是描述过并在后面还更详细地描述了70年代第三等级在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统治吗?  

作者所搬用的,显然是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以掩盖自己的那些理论根据。  

把这种臆想当作真事看待,不了解这些“理论”推断所维护的利益,正是刚才给予正确评价的那一社会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怎能不是带有幻想色彩的肤浅看法呢?  

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可以用三段论法和这种利益作斗争。  

“……不进行那些过分小心的庸人处处都觉得是冒险的活动,不听信那些把历史只是看作命定的顺序、因而认为第三等级的统治对一个国家就如生老病死对一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者的话,国家就不能由一个阶段直接进到另一个阶段吗?……”  

请看民粹派对我国现实的了解是多么深刻呵!如果国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那这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着一种物质力量,能“驱使”人民“做工”,使政治服从自己。决不是这样。问题完全在于维尔纳茨基辈、契切林辈、门得列耶夫辈教授们信奉错误的“命定”顺序论,而国家却“听信”他们的话。  

“……最后,难道不能减轻一下即将来到的制度的弊病,设法使它有所改变或缩短它的统治时间吗?难道国家真是一种呆板的、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的东西而不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难道它真是一种天帝放出的陀螺,只按一定的路线转动,只转一定的时间,转一定的转数,或者是一种意志力非常有限的机体吗?难道操纵它的真是一个巨大的铁轮,任何敢于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最简捷的途径的勇士都要被它压成齑粉吗?!”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它特别清楚地表明俄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代表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时所具有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小生产者虽然敌视资本主义,但他们是与资产阶级紧相结合的过渡阶级,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他们所厌恶的大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在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整个现代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直接产物。只有不懂这一点的人才能做出向“国家”求援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好象政治制度不是根源于经济制度,不是它的表现,不是为它服务的。  

小生产者看到国家对待他的利益的确非常呆板,不禁失望地问道:难道国家是一个呆板的东西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国家绝不是一个呆板的东西,它永远在活动,并且活动得很起劲,它永远积极,从不消极。作者自己在前一页中也描述过这种积极的活动、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自然结果。糟糕的只是他不愿看见它的这种性质与俄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所以他的看法也就十分肤浅。  

小资产者看到“车轮”的旋转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便问道:难道国家是一个陀螺,是一个铁轮吗?  

我们可以回答他说:不,这不是陀螺,不是车轮,不是天命的规律,不是天帝的旨意;它是由“活的个人”,即属于优势社会力量方面的那些“活的个人”,“突破重重障碍”[注:这是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见司徒卢威先生的书第8页:“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诸如直接生产者或旧贵族阶层代表的反抗)来推动的。因此,要使车轮朝另一方向转动,在反对“活的个人”(即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阶层而直接代表切身经济利益的社会分子)时必须依靠“活的个人”,在反对阶级时必须依靠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探寻“捷径”的善良天真的愿望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这是唯一的因而也是最简捷的“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不仅能减轻现存社会的弊病,不仅能靠加速这个社会的发展来缩短其寿命,而且能最后消灭它,使“车轮”(已不是国家力量的“车轮”,而是社会力量的“车轮”)完全朝另一方向转动。  

“……我们注意的仅仅是第三等级的组成过程,甚至仅仅是来自民间而晋身第三等级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们执行着异常重要的社会职能,资产阶级制度的强度直接以他们为转移。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这种制度就离不了他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人数不足,那就必须设法从人民中造就他们,必须在人民生活中创造条件以促进他们的形成和分出,最后,必须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直到他们壮大为止。这里我们遇到最有毅力的、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对历史命运的直接干涉。这些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业进步(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以工厂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以更合理的耕作制代替旧的耕作制)的必然性,有一定人口密度和一定国际交往的国家没有工业进步确实是不行的;一种是经济因素和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分歧。机敏的人通常把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绝对必需的变化,与自己、与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但毫无疑义,这些人会被别人代替,而且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只要别人比他们现在更聪明,更有毅力。”  

总之,作者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执行着“重要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一般说来就是支配国民劳动,领导它并提高它的生产率。作者不能不看到经济“进步”确实是和这些分子“联系着”的,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确实带来了经济进步,确切些说,带来了技术进步。  

但是,这里也表现了小生产者的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用“机敏的人”“能利用一切情况和时机为自己谋利益”来解释这一事实(资产阶级和进步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因而以天真的胆量断言:“毫无疑义,这些人随时〈!〉都会被别人代替”,因为别人也会带来进步,不过不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则用人们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来解释这一事实,指出这种关系在商品经济中形成,它使劳动成为商品,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并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产物。因此,他认为出路不在于胡说什么代替资产者的人们“无疑地能”做出什么来(要知道,首先需要的还是“代替”,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空谈或向社会和国家呼吁是不够的),而在于发展该经济制度中的阶级矛盾。  

谁都明白,这两种解释是完全相反的,从中产生出来的两种行动方式是互相排斥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是偶然现象,看不见它和国家的联系,因而带着“老实农夫”的轻信态度,向那些正好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求援。民粹主义者的活动是一种温和谨慎、官场自由主义的活动,一种与慈善事业毫无二致的活动,因为它没有真正触犯“利益”,对“利益”毫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者则屏弃这种杂伴,认为除了“各经济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外,不能有别的“未来的寄托”。  

同样很明显,既然这种行动方式上的不同,是直接地和必然地由于对我国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这个事实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争辩时,只限于证明这个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下)产生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司徒卢威先生那本书正是这样做的);既然民粹主义者避而不谈这种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一味谈论黑格尔主义和“对个人的残忍”[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语,1894年《俄国财富》第10期。],那么,这只是清楚地表明他软弱无能而已。  

“在西欧,第三等级的历史是异常悠久的……不管宿命论者的学说怎样,我们当然不会把这历史全部重演;我国第三等级的开明代表也当然不会全部套用以往用过的那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一定会因时因地从中选择最合适最适当的手段。他们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和造成工厂无产阶级,当然不会采用粗暴的武力或同样粗暴的清洗领地的手段……”  

“不会采用……”?!!只有抱着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的理论家才会故意忘却过去和现在业已表明“就是如此”的那些事实,才会想入非非,希望将来会“不是如此”。这当然是欺人之谈。  

“……而会去消灭村社土地占有制,去造成农场主这一人数不多的富裕农民阶级[注:即使不消灭村社,那也能顺利实现,因为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的证明,村社丝毫不消除农民的分裂。],总之是会采用那些使经济上的弱者自行灭亡的手段。他们今天不会成立行会,但将建立信贷社、原料供应社、消费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社说是要为全体谋幸福,实则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他们不会为组织财产继承法院而操心,但将为制定鼓励勤劳、戒酒、上学的法令而奔命,在这些方面活跃的只有年轻的资产阶级,因为群众仍将照旧酗酒,愚昧无知,并为他人劳动。”  

请看,这里对这些信贷社、原料供应社和其他各种的社,对这些促进勤劳、戒酒、上学的措施,对我国今天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包括《俄国财富》在内)所如此关心的这一切,作了多么出色的描写。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上面所说的话强调一番,只能完全同意:的确这一切不外是代表第三等级的东西,因而,关心这一切的人不外是小资产者。  

上面那段引文给了现代民粹派一个应有的回答,因为现代民粹派看到马克思主义者鄙视这类措施,于是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想当“旁观者”,想袖手不管。是的,对于资产阶级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永远不会插手,永远会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这个阶级(即来自民间的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军的前哨、散兵线和先锋队,可惜它的作用很少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注意。其实它的作用,我们再说一遍,是非常重要的。村社被破坏,农民被剥夺土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只是贵族和骑士,而且还有自己的兄弟,即也是来自民间的人,他们有行动机灵和阿谀逢迎的本领,深蒙贵族惠爱,以浑水摸鱼或明火抢劫的方式掠得了若干资本,上层等级和立法机关都伸手援助他们。他们被称为人民中最勤劳、最能干、最清醒的分子……”  

这种观察从事实方面看是很正确的。的确,剥夺土地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即小资产者。但民粹主义者对这一事实的理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他们不区别两个对抗的阶级,即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旧贵族”制度和“新小市民”制度的代表,不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制度,看不见后一阶级同前一阶级相比具有进步作用。第二,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靠抢劫、机灵、阿谀等等,其实,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小经济必然把最清醒、最勤劳的业主变为小资产者,因为他们有“储金”,这些“储金”借助周围的关系逐渐变成资本。请看看我国民粹派作家在描述手工业和农民经济时对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  

“……这甚至不是散兵线和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的主力军,是编成队伍的作战士兵,指挥他们的,是校官、尉官、各部队长官以及由政论家、演说家和学者[注:应该加上行政官、官僚。否则,“总参谋部”的成员就列举得不完全,而这种缺陷是不应有的,特别是从俄国情况来说是不应有的。]组成的总参谋部。没有这支军队,资产阶级就不能有所作为。难道为数不足三万的英国大地主,没有农场主的帮助而能管得住几千万的饥民吗?!农场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战士,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实行剥夺的细胞……在工厂中,起农场主作用的是领班和帮工,他们得到很高的薪金,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技术较为高超,而且为的是要他们监督工人,要他们最后下工,要他们不让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的要求,要使厂主能指着他们说:‘看,我们对好好干活并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付给多么优厚的报酬’;在工厂中起同样作用的,还有与厂主和厂方关系最密切的小店主、办事员、各种各样的监工以及诸如此类血管中还流着工人的血而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踞的小吸血虫。〈完全正确!——克·土·〉当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完全正确!在俄国也一样可以看到。——克·土·〉在某种场合下,在局部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就是这些方面多半也是一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或者不如说是利用了人民的胜利,从人民中挑出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帮助掠夺而且自己也掠夺人民,把人民交给冒险分子支配……当著作界向法国人民高唱颂歌的时候,当他们赞美人民伟大、宽宏和热爱自由的时候,当这些崇敬人民的袅袅香烟弥漫于法国全境的时候,资产阶级这只猫却在一旁吃小鸡,而且把它几乎吃完了,给人民只剩下些骨头。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少得微不足道,甚至往往不足以缴纳捐税……”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  

第一,我们很想问问这位民粹主义者:在我国是谁“利用了对农奴制”、对“旧贵族阶层的胜利”呢?大概不是资产阶级。当我国“著作界高唱颂歌”(即作者刚才说的颂歌)赞美人民,赞美对人民的爱,赞美人民的宽宏,赞美村社的特点和好处,赞美村社内“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赞美整个俄国是一个大劳动组合而村社是“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所环绕的中心”等等,等等,等等(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至今还在——虽然是用悲调——歌颂这一切)的时候,我国“人民”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农民的土地果真没有被剥夺吗?资产阶级这只猫没有吃小鸡,没有把它几乎吃完吗?“大受赞美的民有土地”“实际上”不是“微不足道”,其所缴纳的税款没有超过收入吗?[注:不仅象法国那样是“往往”如此,而且已成通例,不仅超过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几百。]没有,只有“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才会这样断定,认为这是事实,拿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来判断我国的事情,来开展自己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祖国”探寻“另外的道路”,而是在目前这条已经完全确定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努力奋斗。  

第二,把作者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用具体的论断比用抽象的设想可以更为清楚地阐明二者的区别。为什么作者要说法国“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末叶战胜了贵族呢?为什么把多半是而且几乎纯粹是知识分子的活动叫作资产阶级的活动呢?其次,当时出台活动的,即剥夺农民土地、横征暴敛的,难道不就是政府吗?最后,当时象俄国自由派与民粹派过去和现在那样谈论热爱人民、人人平等、大家幸福的,难道不就是这些活动家吗?既然如此,能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到“资产阶级”身上呢?把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都归结为赚钱,这种看法是否太“狭隘”呢?请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我国农民改革(他们认为改革的差别只是在“局部方面”),就整个改革后的俄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时,人们向他们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再说一遍,我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的观点实际正确不正确,而是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他是拿结果(“实际上”民有土地微不足道,猫“吃”小鸡,并且“吃完了”小鸡),而且纯粹是经济的结果作为衡量标准的。  

试问,为什么作者只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法国,而不愿将它运用于俄国呢?须知方法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一样的。既然在法国您追寻政府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所代表的利益,为什么在神圣的俄罗斯您不追寻它们呢?既然在那里您的标准是民有土地“实际上”如何如何,为什么在这里您的标准却是民有土地“可能”会如何如何呢?既然在那里,当有人明明看到“吃小鸡”的事实而还赞美人民及其宽宏大量的时候,您能公正地表示反感,为什么在这里,当有人明明看见连您也承认确属无疑的“吃小鸡”的事实,而还说“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人民的合群精神”、“人民工业的需要”等等的时候,您却不能象对资产阶级哲学家那样,对他们表示厌弃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因为您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不是甲某、乙某、丙某的思想,是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的结果,而决不是“纯粹”[注:瓦·沃·先生语,见《我们的方针》以及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思想的结果。  

“但在这方面对我们特别有教益的还是德国,它也和我国一样较晚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而它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而当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运用了别国的经验。”作者转述瓦西里契柯夫的话说:德国农民成分复杂,农民按权利、财产和份地面积分成不同的类别。整个过程使得“农民贵族”即“非贵族出身的小地产所有者等级”形成起来,使群众由“业主变为小工”。“最后,1849年颁布的半贵族、半小市民的宪法,把选举权只给了贵族和有产的小市民,这样就大功告成,而且切断了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切合法道路。”  

独特的见解。宪法“切断了”合法道路?!这还是俄国民粹派好心的旧理论的反映,按照这一理论“知识分子”应牺牲“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为知识分子服务而把人民交给“有产的小市民”去支配。我们不准备反驳这一荒谬反动的理论,因为现代民粹派,特别是直接反对我们的《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已经放弃了这一理论。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民粹主义者放弃这种思想,向前迈进一步,公开承认俄国目前所走的道路,不再空谈另外的道路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最终地肯定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因为对阶级斗争一窍不通而坚持实行小市民式的微小改良,必然使他们投靠自由派,而反对那些站在“对立者”方面、认为对立者是这里所说的幸福的唯一创造者的人们。  

“德国当时有许多人都在为解放纵情狂欢,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纵情狂欢,他们认为对改革的任何怀疑和不满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予以诅咒。他们当中老实的人认为人民好象是脱缰之马,仍然可以关进马厩,重新负起邮政运输的任务(这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但这里也有一些骗子,他们对人民阿谀奉承,而在暗地里进行相反的活动,他们对痴心热爱人民的呆子表示亲近,为的是这些人可以欺骗和利用。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一旦内争兴起,他们决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的,决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的。”  

这几句话讲得很妙,很好地概括了俄国旧民粹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借用它们来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俄国现代民粹主义的态度。在这样借用的时候,并不需要作多大的修改,因为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都是一类的,反映这一过程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一类的。  

统治着和支配着我国“先进”著作界的一些人,也是大谈“我国农民改革与西欧的改革根本不同”、“人民〈原文如此!〉生产已被批准”、伟大的“分地”(这是赎买呀!!)等等,因此,等待着长官恩赐所谓“劳动社会化”的奇迹,“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等待着,而我们刚才说过的那只猫却吃着小鸡,它同时带着腹饱心安的兽性的温存望着那些“痴心的呆子”,听他们谈论必须为祖国选择另外的道路,谈论“逼近的”资本主义的害处,谈论以信贷、劳动组合、共耕制和诸如此类天真的缀补办法来帮助人民。“哎哟,这些痴心的呆子呵!”  

“我们,主要是我国农民,现时也经历着这种第三等级的形成过程。俄国在这方面落后于整个欧洲,甚至落后于贵族女校的同学,确切些说,落后于女校毕业的实习生——德国。在欧洲各处,城市是繁殖第三等级的主要温床和酵母。在我国则相反”,城市居民少得不可比拟……“其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土地占有制使居民固守在农村中。在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与剥夺人民的土地和工厂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的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和充分的劳动供应。当欧洲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的时候,我国农民只要还有力量就固守着土地。人民土地占有制是农民阵地上的主要战略据点和主要制高点,小市民的首领们深知它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使出全副本领和全部力量来对付它。因此,也就产生了对村社的种种攻击,也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使耕作者与土地脱离关系的方案,以便合理经营农业,繁荣工业,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光荣!”  

这里已清楚地反映出民粹主义理论的肤浅:它因幻想“另外的道路”而对现实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把农民土地占有形式(不管是村社占有还是个体农户占有)这种不起根本作用的法律制度看作“主要的据点”,认为我国小农经济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好象它按其政治经济组织类型来说,不是与西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经济完全相同的一般的小生产者的经济,而是某种“人民的”(!?)土地占有制。按照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书刊的习惯用语,所谓“人民的”就是说没有对劳动者的剥削,这样,作者在自己的评述中就抹杀了在我国农民经济中也象在“村社”之外一样存在着占有额外价值、为他人劳动这种确切无疑的事实,从而为温情的和甜蜜的欺人之谈大开方便之门。  

“我国现在的村社,土地少,赋税负担重,村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本来不多,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地力的衰减而显得更少了;赋税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手工业寥寥无几;在本地找外水的机会更少;农村中的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整乡整乡的农民不得不抛下妻室儿女,远出谋生。这样,许多县份都荒凉起来……在这些艰难的生活条件的影响下,一方面,从农民中分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年轻的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从别人手中独力购买土地,力图从事其他的营生,如经商,放高利贷,组织由自己领导的工人劳动组合,接受各种包工合同和进行诸如此类的勾当。”  

这一段话值得很详细地加以研究。  

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肯定了某些事实,这些事实简言之就是农民纷纷逃亡;第二,对这些事实作了评价(否定的);第三,对这些事实作了解释,而直接由这种解释产生的整套纲领虽然这里没有陈述,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增加土地,减轻赋税,“振兴”和“发展”手工业)。  

必须强调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一二两点是完全正确和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两点表达得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第三点则毫无可取之处[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总是注重解释、理解,注重客观方面。]。  

现在来解释一下。第一点是正确的。事实的确如此:我国的村社并不是一种保障,农民是在抛弃家乡,离开土地——这里应该说农民被剥夺,因为他们(根据私有权)原来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由村社赎买的土地也交给农民各自经营),而现在却失去这些生产资料了。的确,手工业“日益衰落”,就是说,农民在这方面也被剥夺,失去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抛弃家庭织布业去当修铁路的工人,当泥水匠,当小工等等。农民失去的生产资料落入一小撮人手中,成为剥削劳动力的泉源——资本。因此,作者说得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成了“资产阶级”,即成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下支配“人民”劳动的阶级。作者对这一切事实都正确地肯定了,并对它们的剥削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  

当然,从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土地少”、赋税负担重、“外水”减少,就是说,是由于政策方面——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工业政策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由于必然产生这种政策的社会生产组织方面的特点。  

这位民粹主义者说:土地少,而且愈来愈少。(我甚至不必拿该文作者的话作根据,而拿民粹主义学说的一般原理作根据也可以。)这句话十分正确,但您为什么只说土地少,而不添上一句,说卖得少呢?我国农民向地主赎买自己的份地,这是您知道的。为什么您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少上,而不放在卖上呢?  

单是这种出卖和赎买的事实,就已说明用钱来买生产资料的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原则下,劳动者反正要失去生产资料,不管生产资料是卖得多还是卖得少。您抹杀这一事实,就等于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这种出卖。您抹杀这一事实,您就是拥护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您不过是变成一个议论土地卖得多还是卖得少的政客。您看不见:单是赎买这一事实就已证明,以自己的利益推动社会实现了“伟大的”改革并亲自进行了这种改革的人,他们的“灵魂已整个为资本所盘据”;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社会”既然依靠着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主张以各种方法改善这种制度,也就只看见“资本主义的月亮”的光华了。正因为如此,这位民粹主义者才怀着这样的仇恨反对那些坚决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他大叫起来,说他们不关心人民,说他们想剥夺农民的土地!!  

他,这位民粹主义者,是关心人民的,他不想剥夺农民的土地,他希望农民有(卖给农民)更多的土地。他是一个诚实的小店主。固然,他没有提到土地不是白送而是出卖的,但难道在店铺中还用说买东西要付钱吗?这种道理是谁也知道的。  

很明显,他是仇恨马克思主义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说:只能依靠已与这个小店主社会“分开”的、已同这个社会“隔离”(如果可以使用米海洛夫斯基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的这些典型小资产阶级用语的话)的人们[注:民粹派先生们除对赎买的资本主义性质只字不提和毫不了解外,还小心地避开这一事实:一方面,农民“土地少”,另方面,最好的土地都在“旧贵族”阶层的代表手里。]。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手工业寥寥无几”,——这就是这位民粹主义者对手工业的看法。而这种手工业是怎样组织的,他又是只字不提。一切手工业,不论是“日益衰落”或“日益发展”的,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都是使劳动者完全受包买主、商人等等的资本奴役的,对这一切,这位民粹主义者泰然地置之不理,他只忙于提出进步办法、技术改良、劳动组合等等小市民要求,似乎这类措施多少能触动资本统治一切的事实。无论在农业或加工工业方面他都拥护现有的组织,不攻击这种组织本身,而只攻击它的种种缺陷。至于说到赋税,那么在这方面,这位民粹主义者已自己驳斥了自己,突出地表现了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善于妥协。在前面他自己断言,只要占有额外价值的制度存在,任何捐税(甚至所得税)都是由工人负担,但同时他又不拒绝和自由派社会谈论税额的高低,并本着“公民的正直精神”向税务司提出适当的建议。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原因不在于政策,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俄国目前的经济组织制度;问题不在于“机敏的人”或“奸诈之徒”浑水摸鱼,而在于“人民”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阶级:“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  

“那些从利益上关心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看见自己的计划破产[注:这么说来,消灭村社计划的破产就等于战胜了“确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利益!!  

这位民粹主义者用“村社”编出一套小市民的空想,陷进想入非非而忽视现实的境地,竟认为反对村社的计划就是要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制度,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业已完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所施展的政客手腕而已。  

在他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他以洋洋得意的神情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您说说看,您想不想消灭村社?想还是不想?在他看来,这就是全部问题,全部“确立”。他根本不想了解,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确立”是早已实现和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消灭村社或巩固村社都不能触动它,因为现在资本既统治着村社的农村,也同样统治着个体农户的农村。  

这位民粹主义者极力把更彻底的反对“确立”说成是为确立而辩护。快要淹死的人连一根稻草也想抓住。]并不干休:他们时时刻刻向农民唠叨说,一切要怪村社、连环保、土地重分制和纵容懒汉和酒鬼的村社制度;他们为富足的农民举办信贷社,为占有整片土地的人筹集小额农贷;他们在城市中开办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上这些学校的依然只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大批儿童仍无处求学;他们用展览会、奖金和配种站出租的纯种公畜等等帮助富裕农民改良牲畜品种。这一切微小的努力聚积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对农村起着瓦解的影响,使农民日益分裂为两部分。”  

对“微小的努力”描写得很好。作者认为这一切微小努力(即《俄国财富》和我国全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目前那么热心拥护的微小努力)意味着、反映着、实现着“新小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事实恰好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努力持否定态度的原因。而这些“努力”无疑是小生产者的切身愿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一个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可把农民看作劳动思想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下是小资产者,所以他们拥护这个制度,在自己生活(和自己思想)的若干方面接近于资产阶级。  

我们也不妨用这段话来强调下面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对“微小的努力”的否定态度特别引起民粹派先生们的非难。我们只要向他们提起他们的前辈,就可表明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民粹派对这一点是有另外看法的:那时,他们并不这样乐意地和热心地进行妥协[虽然正如该文所证明的,终于还是妥协了];那时,我不说他们懂得,但他们至少已感觉到这一切努力的资产阶级性;那时,只有最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才谴责对微小的努力的否定是“对人民表示悲观”。  

民粹派先生们与这些代表“社会”的自由主义者的愉快交往,看来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会加速高利贷、盘剥等等特别落后的资本形式的死亡,使它们更快地转化为更现代化的和人道的欧洲资本主义形式。因此,如果有人问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采纳这种措施,那他们当然会回答说应该,但同时也会说明自己对这种措施所要改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态度,也会说明自己所以同意,是因为希望加速这个制度的发展,从而加速其末日的到来。[注:这不仅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改进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技术,而且指“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发放“贷款”等等。]  

“我国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按权利和财产分为不同的类别(国家农民、皇族农民[87]、前地主农民——其中又分为得到全份份地的农民、得到半份份地的农民和得到四分之一份地的农民——和家奴);村社生活方式不是我国普遍的生活方式;在西南边疆区,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占有土地的情形,也就是说,看到有畜力的、无马的[注:见本卷第30页。——编者注]、种菜蔬的、当雇农的和当世袭租地户的农民,其中一部分人有地100俄亩以上,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一寸土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土地制度与德国的土地制度完全相同,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情况,那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我国也是有基础的。”  

这里不能不指出作者因耽于幻想而夸大了村社的作用。犯了民粹派的老毛病。照作者说来,似乎“村社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不相容,与农民的分化不相容!这根本不符合事实!  

谁都知道,村社农民也按权利和份地分为不同的类别;在任何一个最村社化的村庄里,农民也“按权利”分为无土地的农民、有份地的农民、以前当家奴的农民、以特种纳费赎买了份地的农民、注册农民[88]等等;也“按财产”分为出租份地的农民、因欠缴税款、因不从事耕种以至荒废土地而份地被剥夺的农民、承租他人份地的农民、有“永久”地或有几亩“买上几年的”土地的农民、无住房的农民、无牲畜的农民、无马的农民和多马的农民。谁都知道,在每一个最村社化的村庄里,正是在这种经济分化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蓬勃地发展着高利贷资本和各种形式的盘剥。而民粹派还在侈谈什么“村社生活方式”这种令人厌烦的神话呢!  

“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增长,的确不是以日计,而是以时计,它不仅在各犹太边疆地区增长着,而且在俄国腹地增长着。要用数字来表示它的人数,目前还很困难,但只要注意到土地占有者人数不断增长,商业执照数量日益增加,乡村中控告寄生虫和盘剥者的案件愈来愈多等等迹象[注:这里还应加上:依靠农民银行购买土地,“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改良技术和耕作法,采用改良农具,种植牧草等),小额信贷的发展,为手工业者组织销售等等。],就可想见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  

完全正确!正是这个事实,这个在1879年说来是正确的,在1895年说来更是不容置辩的大大向前发展了的事实,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看法的基石之一。  

我们对这个事实同样抱着否定的态度;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个事实所反映的现象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相抵触,但我们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理解的理论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现在我要谈谈它的实际方面。  

这位民粹主义者说,我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资产阶级还很软弱,还只是刚刚诞生。因此,还可以和它作斗争。资产阶级潮流还不很强大,因此,还可以扭转,时间还不算晚。  

只有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在实践中变成怯懦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说什么农村资产阶级“软弱”是因为它的强有力的分子、它的上层分子已涌进城市,说什么把守农村的仅仅是“小兵”,而坐镇城市的已是“总参谋部”,——我不准备谈民粹派所有这些显然歪曲事实的谬论。这个论断中还有一个错误,也使这个论断成了形而上学的论断。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农村小资产者(富裕农民、商人、盘剥者、寄生虫等)和“劳动”(自然是“为他人”劳动)农民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能否认它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他说这种关系是薄弱的,因此还能加以纠正。  

以原物回敬原主,我们要对这位民粹主义者说,创造历史的是“活的个人”。纠正和改变社会关系当然是可能的,但只能由这种要被纠正或要被改变的社会关系的成员本身来进行。这种道理一目了然,朗若晴天。试问,“劳动”农民能不能改变这种关系呢?这种关系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商品生产制度下有两种小生产者在进行经营,商品经济把他们分为“两部分”,使一部分获得资本,迫使另一部分“为他人”做工。  

既然我们的劳动农民一只脚还站在正是应予改变的那个基础上,他们怎么能改变这种关系呢?既然他们自己单干,冒着风险经营,为市场经营;既然这些生活条件使他们具有单独为市场而生产的人所特有的“思想和感情”;既然他们为自己经济的物质条件、规模和性质所分散,因此,他们与资本的对立还远不发展,他们还不能理解这正是资本,而不仅是“奸诈之徒”和机敏的人,——既然如此,他们怎么能了解单干和商品经济的不好呢?  

应当面向这种(请注意)社会关系已发展到顶点、作为这种社会关系成员的直接生产者已与资产阶级制度完全“分开”和“隔离”的地方,即对立已经充分发展,显然已经不能凭幻想折中地提出问题的地方,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等到居于这种先进地位的直接生产者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自己的意识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时候,陷于落后和恶劣地位的劳动农民就将看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就会靠近与自己一样“为他人”做工的同伴。  

“我们有些人谈到农民购买土地的事实,并说明农民购买土地有的是作为个人财产,有的是作为村社财产,但几乎从不补充说,个人购买的是通例,而村社购买则是罕见的微不足道的例外。”  

接着作者引了一些资料,证明1861年私人土地占有者达103158人,而根据60年代的资料已为313529人,并说这是因为在第二种资料中,已列入了小私有农民,而在农奴制时代没有将小私有农民计算在内。作者接着说:  

“这就是我国与小地产贵族紧相靠拢紧相结合的年轻农村资产阶级。”  

我们回答说:对,完全对,特别是说它“靠拢”和“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那些认为“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有重大意义(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方面说)的人,都列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包括该文作者在内,因为他在第152页上也是这么说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凡是把个人购买和村社购买问题当作一个同资产阶级制度的“确立”至少有点关系的问题来研究的人,都不过是一些政客。我们认为这两种购买都是资产阶级性的,因为不论在哪种场合下,购买终究是购买,货币终究是货币,就是说,终究是只会落入小资产者手里的商品[注:显然,这里指的不是专门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货币,而是能够积善起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闲置的货币。],不管这些小资产者是村社“为了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是因各自占有一片土地而彼此分开的。  

“不过它(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还远不是全部。‘寄生虫’在俄国当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它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含义,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压迫过同村人。过去的寄生虫与现在的相比,简直是宗法社会的人,这种人向来服从村社,而有时简直是懒汉,特别是不去追逐钱财。现在,寄生虫一词有了另外的含义,在多数省份,它已成了总括性的概念,用得比较少,而常为别的词所代替,如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猫皮商、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这里从一个词分出了几个词,其中一部分也不是新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全新的,甚至是农民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首先表明对人民的剥削有了分工,其次表明掠夺已经大大扩展和专门化。几乎每村每乡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剥削者。”  

毫无疑义,对掠夺的扩展这个事实的观察是正确的。没有道理的只是作者和所有的民粹主义者一样,不顾这一切事实,不顾了解这种系统的、普遍的、合乎常态(甚至还有分工)的盘剥行为,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表现,是原始形态的资本的统治,这种资本一方面经常受在民粹派看来是从别处搬来的城市的、银行的、一般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欺骗掠夺,另一方面也从后者得到滋补和营养,总而言之,这是俄国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一个方面。  

此外,对寄生虫“进化”的描述,还使我们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揭露这位民粹主义者。  

这位民粹主义者认为1861年的改革是批准人民生产,认为它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改革。  

他现在所渴望的措施,同样是这类“批准”的措施(批准村社等等),这类“保证有份地”和一般生产资料的措施。  

民粹主义者先生,为什么“批准了人民(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改革只是使“宗法社会的懒汉”变成了比较果断、机敏和披着文明外衣的掠夺者呢?为什么它象西欧相应的伟大改革一样只是改变了掠夺的形式呢?  

为什么您认为以后的“批准”步骤(很可能就是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实行移民,调整地租,实行其他无疑是进步的、但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的措施)不会造成形式的进一步改变,资本的进一步欧化,而会造成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中世纪资本向现代资本的另一种转变呢?  

另一种转变是不会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类措施丝毫不会触犯资本,就是说,不会触犯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一些人手中积累起了货币——商品经济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而另一些人却一无所有,只有一双空“手”[注:“群众仍将照旧……为他人劳动”(该文第135页):如果群众不是“空”手(事实上是空手,虽然在法律上也许他们是“保证有份地”的),那当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了。],一双失去了现在集中在前一类人手中的产品的空手。  

“……在他们中间(在这些富农之类的人中间),没有资本的小喽罗们通常依附于贷款给他们或委托他们代购货物的大商人;资本较雄厚的则独立经营,直接与大的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发生联系,包几节车皮发往那里,并亲自去采购本地需要的商品。无论您坐哪一线的火车,您一定会在三等车厢(偶尔在二等车厢)里遇到几十个这类为生意而奔波的人。这些人您一定认得出来,他们的装束特别,对人粗鲁无礼,看见哪一位太太请他们不要抽烟就发出刺耳的狂笑,或者是笑那些出外谋生的乡下佬〈“乡下佬”,原文如此。——克·土·〉,笑他们一点不懂生意经,笑他们穿草鞋,认为这是‘没有教养’。这些人您从谈话中也能认出来。他们谈的总是‘羊羔皮’、‘植物油’、皮革、‘香鱼’、糜子之类的东西。同时,您还可以听到他们厚颜无耻地叙述他们怎样骗人,怎样制造假货:怎样把‘臭得难闻’的卤牛肉‘卖给了工厂’,‘给茶叶上色一看就会’;‘每包白糖掺水可以增重3磅,而顾客一点看不出来’等等。这一切谈得如此露骨、如此放肆,使您一看就明白这些人只是因为怕进监狱,才不偷小饭馆的汤匙,不扭走车站的瓦斯灯。这些人连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他们的道德完全建筑在卢布上,用谚语来概括就是:商人是钓者;大鱼活着就是为了吃小鱼;有空子就钻;瞅准照管不严的东西;抓住可乘之机;不要怜恤弱者;得巴结时就巴结。”接着作者举了一篇报纸上的通讯:一个名叫沃尔柯夫的酒店老板兼高利贷者,纵火焚毁了自己保了高额火险的房子。这位先生还被“一位教师和一位当地的神父认作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一位“教师为了贪酒随便替他写了诬告状子”。“一个乡文书答应他陷害莫尔多瓦人。”“一个地方自治局保险员兼地方自治局委员替他的旧房子保了1000卢布的火险”等等。“沃尔柯夫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典型。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沃尔柯夫,哪个地方不仅都可以听到这类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听到这类纵火的事情……”  

“……然而农民怎样对待这种人呢?如果这种人象沃尔柯夫那样愚蠢、粗暴和小气,农民就不会喜欢他们,而会怕他们,怕他们陷害自己,而自己对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房子都保了险,他们厩有骏马,门闩牢固,家有恶犬,与地方当局还有来往。但如果这些人比沃尔柯夫聪明、刁滑,如果他们给掠夺和奴役农民的一个戈比行为披上漂亮的外衣,如果他们赚了一个卢布,同时却大叫大嚷地说少要一个戈比,如果他们对遭了火灾的村子不惜送点伏特加酒或小米,那他们就能博得农民的敬仰、拥护和尊重,成了穷人的活命恩人,好象没有他们,穷人就活不下去。农民把他们看作聪明人,甚至把子弟送到他们那里当学徒,认为孩子坐柜台是体面事,深信孩子将来定有出息。”  

我特意把作者的叙述较详细地摘录下来,好让大家看看俄国社会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组织这一论点的反对者是怎样描述我国年轻资产阶级的。把这段描述分析一下,就能充分认清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清现代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的性质。  

根据这段描述的开头部分可以看出,作者似乎已经懂得这个资产阶级有着深固的根底,懂得它与小资产阶级所“依附”的大资产阶级有联系,它与把“子弟”送到它那里“当学徒”的农民有联系,但从作者所引的例子看来,他对这一现象的力量和持久性估计得非常不足。  

他的例子谈的都是刑事犯罪,如欺诈、纵火等等,给人的印象是,农民遭到“掠夺和奴役”是出于偶然,是由于(如作者前面所说)生活条件艰难、“道德观念粗鄙”、“著作界接近人民”受限制(第152页)等等,——总而言之,这一切决不是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肯定这决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是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必然性。既然农民在变成商品生产者(其实所有农民已经成了商品生产者),他们的“道德”必然会“建筑在卢布上”,我们不必为这一点责备他们,因为生活条件本身迫使他们用商业上的种种狡猾手段[注:参看乌斯宾斯基的著作[89]。]猎取卢布。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不犯刑事罪,不卑躬屈膝,不制造假货,“农民”也会分化为富人和穷人的。旧日的均等经不起市场的波动。这不是推断,这是事实。另外一点也是事实,就是少数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变成资本,而大众因为“贫穷”不得不出卖双手,为他人做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厂工业中,而且在农村中,总之在俄国各地,都已经稳稳地盘踞下来,已经完全定型了。  

你们现在可以想见民粹派先生们是何等的机智。马克思主义者论证说,农村中这些“可悲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政策,不是由于土地少,不是由于税款多,不是由于“个人”坏,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时,在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时,这一切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民粹主义者听到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论证就叫嚷起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想剥夺农民的土地,说他们认为无产者比“独立”农民“好”,说他们表现了——用活象外省小姐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回答司徒卢威先生时的话来说——对“个人”的“鄙视和残忍”!  

从这一幅由敌人绘制因而引人注意的农村图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行论调是荒诞无稽的,是凭空臆造的(回避事实,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完全是为了拼命挽救那些充满幻想和妥协的理论;这些理论,谢天谢地,现在是任何力量都已不能挽救的了。  

马克思主义者说明俄国的资本主义时是套用现成的公式,把从别处照样抄来的原理当作教条背诵。他们说,把极不发达和无足轻重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工厂中就业的总共只有140万人)说成已普及于尚握有土地的农民群众。这就是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所爱用的指摘之一。  

但是我们从这幅农村图画中看到,民粹主义者在描写“村社”农民和“独立”农民的状况时,也不能不用从抽象的公式和别人的教条中借用来的资产阶级这个范畴,不能不确认资产阶级是农村的典型而不是个别现象,他们和城市中的大资产阶级有极紧密的联系,他们和农民也有联系,因为农民“把子弟送到他们那里当学徒”,换句话说,正是从农民中产生着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是在我们的“村社”内而不是在“村社”外成长着,他们是从已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我们看到不仅“140万人”,而且俄国全体农民群众都在为资本做工,受它“支配”。那么,从这些不是由什么“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即崇奉“三段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这位善于估计俄国生活方式特点的独特的民粹主义者所确认的事实中,究竟是谁作了更正确的结论呢?是民粹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民粹主义者大谈要选择更好的道路(似乎资本还没有作出自己的选择),大谈盼望“社会”和“国家”(即那些完全是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并为了这种选择而成长起来的分子)来实行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幻想走其他道路就是一个天真的浪漫主义者,因为现实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这种事实决不是靠责骂申斥所能回避的,能够正视这种事实的只有直接生产者。  

还有一种流行的指摘。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大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进步现象。因此,他们认为无产者比“独立”农民好,赞成剥夺人民的土地,他们从生产资料应归工人所有这一理论出发,赞成使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就是说,他们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  

是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资本主义是进步现象,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它以不独立代替“独立”,而是因为它为消灭不独立创造条件。至于俄国农民的“独立”,那不过是民粹派自我陶醉的奇谈,实际上并不存在。以上的描述(以及所有关于农民经济状况的著作和调查)也承认这个事实(即独立实际上并不存在),说农民也象工人一样“为他人”做工。这一点俄国旧民粹派是承认的。但他们不了解这种不独立的原因和性质,不了解这也是资本主义式的不独立,它和城市中的不独立不同的地方,在于发展程度较低,中世纪的半农奴制的资本形式的残余较多,如此而已。就拿这位民粹主义者为我们描绘的农村来同工厂比较吧。不同的地方(就独立来说)仅仅在于: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小吸血虫,这里是大吸血虫;那里是对单个人的剥削,用的是半农奴制的方法;这里是对群众的剥削,而且已是纯资本主义的剥削。显然,第二种是进步的:在农村中还不发达因而搀杂着高利贷等等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是发达的;农村中存在着的对立在这里已完全表露出来了;在这里,分裂已彻底完成,没有可能以折中方式提出问题,满足于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小生产者(及其思想家),因为他们能申斥、叱责和咒骂资本主义,而不能离开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础[注:为避免误会起见,我要说明一下,所谓资本主义“基础”,是指通过种种形式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把这种社会关系表述为一个公式: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  

民粹派的措施不能触动这种关系,就是说,既不能动摇把货币即社会劳动产品交到私人手中的商品生产,也不能动摇“人民”分裂为货币持有者和穷人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者探讨这种关系的最高发展形式,即其余各种形式的集中表现,并向生产者指出了任务和目标:消灭这种关系,而代之以另一种关系。],不能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奴仆的信任,不能抛掉象杰出的克里文柯先生所说的“最好没有斗争”的美妙幻想。这里已不可能产生幻想,单这一点已是一个大进步;这里已可明显看出力量在哪一方面,再不能空谈什么选择道路,因为事情很清楚,首先应当“重新配置”这种力量。  

“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民粹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非常正确的。忽视和抹杀资本在农村的完全统治并把它说成是偶然现象,提出有关各种信贷、劳动组合、共耕制的建议,以为所有这些“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所有这些“年轻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把“每个乡”掌握“在手里”,——这怎能不是乐观主义呢?分明斗争已在进行,只不过是不明显,不自觉,还没有为思想所指导,而人们却“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说“最好没有斗争”,——这怎能不是自我陶醉呢?  

“读者,你们现在到城市看看。这里你们会碰到人数更多、种类更庞杂的年轻资产阶级。凡是有了文化并认为自己宜于从事更高尚的活动的人,凡是认为自己应当比苦命的普通农民有更好的命运的人,最后,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在农村安身的人,现在都渴望到城里来……”  

虽然如此,民粹派先生们还是自我陶醉地说城市资本主义是“人为的”,说这是“温室植物”,若不加以保护,就会自行夭折等等。只要稍微看看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人为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迁入城市的农村寄生虫,他们是在迫使每个普通农民贱买贵卖的、为“资本主义的月亮”所照耀的土壤上完全自发地生长着的。  

“……这里你们会遇到店员、办事员、小商人、小贩、各种承包人(灰泥匠的、木匠的、泥水匠的等等)、售票员、清道夫头、巡警、交易所经纪人、渡口把头、小饭铺和客栈的掌柜、各种作坊的老板、工厂的领班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明显特征的真正的年轻资产阶级。他们的道德准则在这里同样极其狭隘:一切活动建筑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注:不对。小资产者不同于大资产者的地方,在于他自己也从事劳动,正如作者列举的各类小资产者也从事劳动一样。对劳动的剥削当然是有的,但不只是剥削而已。  

还须指出一点。民粹主义者(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说,不以普通农民的命运为满足的人的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马克思主义者说,俄国农民的趋向不是村社制度而是小资产阶级制度。  

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呢?岂不是一个提供了经验性的生活观察,而另一个则把观察的事实(这些事实反映了现实“个人”的现实“思想和感情”)概括成为政治经济规律吗?],而毕生志向是取得资本或小额资本以愚蠢地度过一生……”“……我知道许多人看到他们而心中高兴,把他们看作智慧、毅力和进取心的化身,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而文明的不平衡将逐渐泯灭。哦!我早就知道,我国已经造成了高等资产阶级,他们都出身于有教养的人,出身于商人,出身于那些经不住1861年的危机而没落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贵族;这一资产阶级构成第三等级的骨干,现在它所缺少的只是来自民间的分子,没有这些分子它就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它是喜欢他们的……”  

这里又给“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留下了一条后路:大资产阶级“缺少的只是”人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大资产阶级不是来自民间又是来自什么地方呢?作者是不是也要否认我国“商人”与农民的联系呢?  

这里看得出来是想把年轻资产阶级的成长说成是偶然的事情,是政策的结果等等。看不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只能十分详尽地罗列小资产阶级的各个代表人物,而不能理解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独立小经济本身在目前的经济制度下完全不是什么“人民”经济而是小资产阶级经济,——这种肤浅的了解正是民粹主义者极其突出的特点。  

“……我知道,许多古老世族的后代已从事酿酒业和卖酒业、铁路的承租和勘察,担任股份银行的董事,甚至已在著作界安下身来,并唱着新的歌曲。我知道,著作界的歌曲有许多非常委婉动人,它们倾诉着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但我同样知道,正派的著作界的职责是暴露那种不是送给人民面包而是送给人民石头的企图。”  

真是一种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90]还仅仅是“企图”送给?!  

既然“知道”资产阶级“早就”形成,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暴露”造成资产阶级的“企图”,这怎能协调一致呢!  

明明看到军队已经动员起来,看到“小兵”已被“早就”形成的“总参谋部”组织起来,排成队伍,人们还谈“暴露企图”,而不说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这就叫作“痴心妄想”。  

“……法国资产阶级也把自己和人民混同起来,总是以人民名义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总是欺骗人民。我们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这一句话也许是最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宣称资产阶级潮流对人民的道德与福利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可敬的道德家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民”呢?是在确保“家园”、“定居生活”和“神圣劳动义务”[注:尤沙柯夫先生语。]的农奴制度下为地主做工的人民呢,还是后来去寻求赎金的人民?您清楚地知道,缴纳赎金是获得“解放”的基本和主要条件,而农民除向库庞先生[91]寻求外,无处获得这笔款项。您自己就曾描写过:这位先生主宰一切,“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进生活中来”,歌颂资产阶级的“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的著作界已经形成。显然,整个问题在于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更替:占有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的剩余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农奴主的道德;“为别人”、为货币持有者做工的“自由劳动”的制度,则树立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取代前一种道德。  

但小资产者不敢正视真理,不敢直言不讳,他回避这些不容置辩的事实而开始幻想起来。他认为只有独立小经济(为市场生产这点却谨慎地避而不谈)才是“道德的”,而雇佣劳动是“不道德的”。他不了解前者与后者的联系(而且是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一种偶然的病症,而不是从商品经济(其实他一点也不反对商品经济)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直接产物。  

于是他开始了他那老太婆式的说教:“有害的和危险的”。  

他不拿新的剥削形式同以往的农奴制的剥削形式来对照,他不看一看这种剥削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却把它和荒诞无稽的小市民的空想即所谓的“独立小经济”相比较,好象这种经济虽是商品经济,但不会造成它现在正在造成的结果(参看前面:“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等等)。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这种抗议本身完全是正当的有理的)成为反动的抱怨。  

他不了解,“资产阶级潮流”扫除了使劳动者被束缚于一地的剥削形式,代之以使劳动者离乡背井漂泊全国的剥削形式,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不了解,前一种剥削形式使占有剩余产品的行为被剥削者与生产者的个人关系、相互的公民政治义务和“份地保证”等等包裹起来,后一种剥削形式则是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代替这一切,把劳动力同所有其他商品,其他物件相提并论,“资产阶级潮流”以后者代替前者,就是清除遮盖剥削的一切掩护和幻想,使剥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使剥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功绩。  

其次,还要请注意一下所谓我国社会“近几年来”接受了资产阶级潮流的说法。难道仅仅是“近几年来”吗?难道它在60年代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吗?难道它在整个70年代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吗?  

小资产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想轻描淡写,把自改革以来即成为我国“社会”特点的资产阶级性说成是一种暂时的迷恋,是一种时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基本特点。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只看见对农奴制的抗议和猛烈攻击,而看不见资产阶级性,因为他不敢正视在这些疯狂喊叫中建立起来的那种制度的经济基础。从整个先进的(“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第129页)著作界所主张的发放贷款、组织信贷社、减轻赋税、扩大民有土地以及诸如此类帮助“人民”的措施中,他只是看见“近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性。最后,他只看见对“反动”的埋怨,对“60年代”的哭泣,而根本看不见这一切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性,因而愈益和这个“社会”融合起来。  

其实,在改革以来的这三个时期中,我们的农民思想家始终是与“社会”靠近,与它站在一起的,他不了解,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性使他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完全失去效力,而且必然使他不是想入非非,就是实行可怜的小资产阶级的妥协。  

我国民粹主义(它是“在原则上”敌视自由主义的)亲近自由主义社会,曾使许多人受到感动,甚至现在还使瓦·沃·先生受到感动(参看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上他的一篇文章)。于是,有人就说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并说这和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正好相反,这种亲近是反对民粹主义极有力的论据,它直接证实了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在实际生活中,小生产者由于单独地为市场生产商品,由于有机会发迹和发展成为大业主,在日益同资产阶级融合起来;同样,小生产者的思想家在与自由派共同讨论有关各种信贷、劳动组合等等问题的过程中,也在逐渐与他们融合起来。小生产者无力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指望减轻赋税、扩大土地等等帮助方式;同样,民粹主义者也是信赖自由主义“社会”及其用“无尽的虚情假意”遮蔽着的关于“人民”的空谈。他有时也责骂“社会”,但立即要加上一句:它只是“近几年来”变坏了,而一般说来它是很不错的。  

“不久以前,《当代新闻》在考察改革以后在我国形成的新的经济阶级时,对它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穿着擦了油的皮靴、对小警官卑躬屈膝的旧日富翁,摇身一变而成了象欧洲人一样放荡不羁、甚至傲慢无礼、有时还挂上头等勋章和高级官衔的大老板。仔细看看这些平步青云的人物,你就会大吃一惊地发觉,今天的这些显赫人士大多是昨天的酒店老板、承包人、店员等等。这些新人物活跃了城市生活,但没有改善城市生活。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忙碌,使各种概念混乱不堪。周转的加速,对资本的需要,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这种热潮简直变成了狂热的赌博。出乎意外地造成的无数财富,使发财的欲望达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等等……  

无疑地,这种人对人民的道德起了极有害的影响〈原来不幸在于风气的败坏,而完全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克·土·〉,如果不怀疑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更堕落,那自然不能怀疑这是因为城市工人更受这种人包围,呼吸着他们的空气,过着他们建立的生活。”  

这清楚地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关于民粹主义的反动性的意见。城市工人的“堕落”吓坏了小资产者,这些小资产者喜爱“家园”(翁媳通奸和家法森严)和“定居生活”(闭塞和野蛮),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俄国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老马”[92]觉醒到自己是人的时候,——这种觉醒有极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了它一切牺牲都是正当的——这种觉醒不能不表现为狂暴的形式。  

“俄国地主以野蛮著称,只要稍微把他刮一下就能认出他是鞑靼人,而俄国资产者是连刮也不需要刮的。俄国旧时的商人曾创立一个黑暗王国,现在他们和新资产阶级一起,定将创造一个魔鬼世界,使一切思想、一切感情归于毁灭。”  

作者是大错特错了。这里应当用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在70年代就应该用过去时。  

“一群一群的新掠夺者走向四方,在各处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地主庇护他们,看见他们就笑容满面,地方自治局人员发给他们巨额保险金,国民教师替他们写诬告状子,僧侣亲自造访,乡文书则帮助他们陷害莫尔多瓦人。”  

描写得完全正确!“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得到“社会”和“国家”全体代表(作者刚才已列举其大概)的协助。因此(独特的逻辑!),要改变现状,就应建议而且正是向“社会”和“国家”建议选择另外的道路。  

“然而应当怎样来反对这种人呢?”  

“……无论从正义方面考虑,或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国家应当从后两方面考虑),都不能寄希望于剥削者智力的发展和社会舆论的改善。”  

请看,国家应当从“道德和政治方面考虑”!这纯粹是讲空话。难道上述那些“国家”的代表和代理人(从乡文书起往上数)还没有从“政治方面”[参看前面:“许多人心中高兴……认为他们是人民中最进步的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祖国文明直接的和自然的进步”]和“道德方面”[同上:“智慧、进取心和毅力”]考虑吗?两种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就和生活中的“新苗”与被“资产阶级命令去做工”的人是势不两立的一样,这一事实您为什么绝口不谈呢?这两种观念的斗争(它只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您为什么要一笔抹杀呢?  

这一切都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的必然结果。小生产者在现代制度下备受痛苦,但他避开业已暴露无遗的直接矛盾,害怕这些矛盾,以幼稚反动的空想安慰自己,说什么“国家应从道德方面考虑”,就是说,应从适合小生产者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  

不,您弄错了。您向之呼吁的国家,即现在这个国家,应当从适合高等资产阶级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现存社会阶级间的社会力量就是这样配置的。  

您很愤慨。您叫喊起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样做是“应当的”,必然的,就是在维护资产阶级。  

这话不对。您感到事实在反对您,于是就变起戏法来:谁根据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来驳斥您那选择一条不要资产阶级的道路的小市民幻想,谁根据资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有深厚的根底,根据阶级间的经济斗争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来证实您那套反对资产阶级的渺小可怜的措施的毫不中用,谁要求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完全与这些分子决裂,而只为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服务,您就硬说他们是有意维护资产者。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著作界的影响毫无作用,但它为此必须:第一,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不要仅限于〈原文如此!!!〉培养富农,还要唤起社会舆论。”  

真是十足的小资产者!如果著作界在培养富农,那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使命!!而这班先生听人说他们幼稚,听人说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还感到惊讶呢!  

恰恰相反,可敬的民粹派先生,是“富农”[注:这个词的含义太窄。本来应当明确些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著作界,是他们供给它各种观念(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祖国文明自然的进步),供给它金钱。您向著作界呼吁乃是一种可笑的举动,就好象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有人俯首请求敌方元帅的副官“要更加协同一致地行动”一样。二者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唤起社会舆论”——这种愿望也是一样。是唤起“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寻求理想”的社会的舆论吗?这是民粹派先生们习惯了的活动,他们“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地”致力于这一活动,而且有了辉煌的成绩。  

再努一把力,先生们!陶醉于午睡的美梦的社会有时发出几声喃喃的呓语,大概是说,它已准备好协同一致地反对富农。再和它谈谈吧。继续努力吧!  

“……第二,著作界应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接近人民的机会。”  

愿望是好的。“社会”同情这种“理想”。但既然它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来“寻求”这种理想,既然它最怕扰乱这种宁静,所以……所以它总是慢慢地赶,而且前进得如此聪明,以致一年比一年落后得更远了。民粹派先生们认为这是偶然现象,认为午睡的美梦就要结束,真正的前进即将开始。你们就等着那一天吧!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培养和教育的影响毫无作用,但我们首先认为:(1)应当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应当仅仅让某些个人有这个机会,使他们与众不同,变成富农……”  

“让人人都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但他们认为在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受“教育”也需要钱,而钱是那些“来自民间的人”才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就在这里,也是除“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外,别无出路。  

“……(2)国民学校不仅应为退职的教堂下级职员、官吏和各种酒徒打开大门,而且应为真正正派的和真诚地爱人民的人打开大门。”  

多么动听!但是要知道有些人虽把“来自民间的人”看作“智慧、进取心和毅力”的化身,而他们也是肯定地(而且往往也不是不真诚地)说他们是“爱人民”的,他们中间有许多无疑是“真正正派的”人。这里究竟让谁来判断呢?让有批判头脑和道德修养的人吗?但作者自己不是说过,对这些来自民间的人采取鄙视态度并不发生作用吗?[注:第151页:“……他们不是早先已经〈请特别注意“早先已经”这几个字〉对那些可能鄙视他们的人采取了鄙视态度吗?”]  

我们在快要结束述评的时候又看到我们一开始就指出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回避事实。  

每当民粹主义者描述事实的时候,他们自己总不得不承认,现实是属于资本的,我国现实的演进是资本主义的演进,力量是在资产阶级手中。譬如我们所评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承认了这一点,他确认我国造成了“小市民文化”,资产阶级在命令人民去做工,资产阶级社会只知道饱食终日,做那午睡的美梦,“小市民”甚至创立了资产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政治诡辩、资产阶级的著作界。  

虽然如此,民粹派的全部推论始终是根据相反的假设:力量不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在“人民”方面。民粹主义者总是谈论选择道路(同时承认现实道路的资本主义性质),谈论劳动(在资产阶级“支配”下的劳动)社会化,谈论国家应从道德、政治方面考虑,人民正是应当由民粹派教导等等,就好象力量已在劳动者或劳动者的思想家方面,剩下要做的,只是指出运用这一力量的“最简便”、“适当”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  

这一切都是令人厌烦的十足的谎话。半世纪以前,当一位普鲁士参政官[93]在俄国发现“村社”的时候,还能为这种空想找到存在的理由;但在“自由”劳动已有30余年历史的今天,再这样说,不是嘲弄,就是伪善,就是叫人腻味的假仁假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好心善意的谎话。想探寻“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途径”的人,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坦白承认事实的勇气。  

当劳动阶级的思想家理解到并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承认:所谓“理想”不应当去开辟最好的和最简捷的途径,而应当为我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眼前进行着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规定任务和目标;衡量自己的意图是否取得成效,不是看为“社会”和“国家”拟定的建议,而是看这些理想在一定社会阶级中传播的程度;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  

“……但这还不够,智力的发展,可惜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还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兽性的贪欲和本能。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防护农村免受掠夺的措施,首先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村社,保护这种有助于克服人性的道德缺陷的共同生活方式。应当使村社获得永久的保障。但就是这样也还不够。村社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和沉重的赋税负担下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组织人民工业。  

这就是整个正派的著作界应当同意并拥护的反对富农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新的;但问题在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而这一点还远不是每个人都信服的。”(完)  

这就是这位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的纲领!从事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处处显露出经济利益完全相矛盾。所谓“处处”,不仅指城市和农村,村社内和村社外,工厂工业和“人民”工业,而且指经济现象范围以外的地方,即著作界和“社会”,以及道德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等等的领域。而我们的小资产者骑士却哭哭啼啼地向人恳求:“立即采取防护农村的措施。”小市民的肤浅了解和妥协意图,在这里是一目了然的。我们看到,农村本身就是分裂和斗争,就是利益对立的制度。但民粹主义者认为祸根不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个制度的个别缺点,他制定自己的纲领,不是要去赋予正在进行的斗争以思想性,而是为了“防护”农村不受偶然的、不合法的、外来的“掠夺者”的侵害!最可敬的浪漫主义者先生,究竟是要谁采取防护的措施呢?是要那个依靠应被防护的人而能饱食终日的“社会”吗?是要那些靠分得的剩余价值过活,因而如我们刚才所见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出力协助的地方自治局、乡公所和所有其他机关的代理人吗?  

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可忧的偶然现象,是不“了解自己的使命”的结果;只要发出呼吁,要大家“走到一起,协同一致地行动”,所有这类分子就会“离开歧途”。他不想了解,既然在经济关系中已经形成了赚钱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金钱和时间受教育的,只是“来自民间的人”,而“群众”势必“愚昧无知和为他人劳动”,那么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只有前者的代表人物才能进入“社会”;只有从这个“社会”和“来自民间的人”当中,才能招募到乡文书、地方自治局代理人等等人物,而民粹主义者却天真地认为这些人物高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凌驾于经济关系和阶级之上。  

因此,他那乞求“防护”的呼吁也就根本找错了对象。  

他或者是满足于小市民的治标办法(同富农作斗争——见前面所说的信贷社、信贷,鼓励戒酒、勤劳和上学的法令;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见前面所说的发放农贷和购买土地;减轻赋税——见前面所说的所得税),或者是满足于“组织人民工业”这种稚气十足的美妙幻想。  

难道它还没有组织起来吗?难道上述整个年轻资产阶级还没有按自己的方式,按资产阶级的方式把这种“人民工业”组织起来吗?要不然,它怎么能“把每个村庄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它怎么能“命令人民去做工”,怎么能占有额外价值呢?  

民粹主义者义愤填膺。他叫喊说,既然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危机,是群众经常不断和日益加剧的失业以及劳动者生活的极度恶化,那么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组织”就是不道德。  

恰恰相反,故意粉饰真相,把构成改革后整个俄国特点的制度描绘成某种没有料到的偶然东西才是不道德。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摧残生产者为代价来造成技术进步和劳动社会化的,这是早已探明的事实。但如果把这一事实当作同“社会”谈论道德的资料,而闭眼不看正在进行的斗争,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喃喃地说:“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那就是浪漫主义者,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  

——  

读者或许会觉得这篇评述与分析司徒卢威先生的书毫无联系。在我看来,所缺的只是表面上的联系。  

司徒卢威先生的书根本不是开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它只不过最先把早已形成和早已阐述过的理论[注:参看瓦·沃·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257—258页。[94]]搬到我国的书刊上。在这以前,如我们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书刊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是一种搅乱和歪曲事实真相的批评。  

不回答这一批评,第一就无法估计问题的现状,第二就无法了解司徒卢威先生的这本书和它的性质与使命。  

为了回答这一批评,我们选了旧民粹派的文章,这是因为需要一篇带原则性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应多少保存着马克思主义所珍视的俄国旧民粹主义的遗训。  

我们极力通过这篇评述来说明自由主义民粹派惯用的论战方法的荒诞无稽。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有联系[注:我指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而是它现在的内容。],与信仰三段式、信仰不需要事实检验的抽象教条和公式、信仰每个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说法等等有联系,这些推断都是胡言乱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表述并从理论上说明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各社会阶级的斗争和经济利益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它也是劳动阶级的思想体系,不过它对人所共知的俄国资本主义成长和胜利的事实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对我国现实向直接生产者的思想家提出的任务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进步性的时候,他们是从大家公认的事实出发的(正由于这些事实为大家所公认,毫无新奇之处,所以并不被人经常引用);他们对民粹派著作界所叙述和反复叙述的事实作了不同的说明,如果民粹主义者对此叫嚷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愿知道事实,那么只要引证一下70年代民粹派任何一篇带原则性的文章,就足以把他们戳穿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司徒卢戚先生的书。

[注释]

[80]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305。  

[81]科斯马是基督教的圣徒,业医,为人治病不取报酬,只劝人信奉耶稣基督,因而有不重利者之称。——305。  

[82]实物工资制是盛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工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主在自己的工厂里开设店铺,用质次价高的商品和食物代替货币支付给工人,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制度在俄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曾十分流行。——308。  

[83]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牧人》。狼看见牧羊犬对牧人挑选肥羊来宰杀视若无睹,不禁感慨地说:“朋友,要是我干了这样的事,你们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呵!”  

列宁套用寓言里的这句话来讽刺民粹派一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自己又不得不重复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话。——311。  

[84]吸人血汗的人们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评论俄国自由派报刊及其代表人物时所使用的讽刺性用语。在《外省人旅京日记》第5章中,他尖刻地讥讽自由派,说他们无事可做,为了消磨时间,成立了一个“吸人血汗者自由协会”,毫无结果地谈论当代一切问题。——314。  

[85]《信息报》(《Весть》)是俄国报纸,代表反动农奴主的利益,1863—1870年在彼得堡出版。——315。  

[86]“感化专政”是人们对俄国大臣米·塔·洛里斯-梅利科夫所执行的拉拢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戏称。1880年2月,洛里斯-梅利科夫被任命为镇压“叛乱”的“最高管理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一面镇压革命运动,一面答应向自由派资产阶级“让步”。人们称他的政策为“狐狸尾巴豺狼嘴”。1879—1880年的革命浪潮被打退以后,沙皇政府迅即放弃了“感化专政”政策,于1881年4月发布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洛里斯-梅利科夫随之被罢黜。——315。  

[87]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缴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1859、188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332。  

[88]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1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333。  

[89]参看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和随笔:《乡村日记片断》、《支票簿》、《途中来信》、《割不断的联系》和《活的数字》。——339。  

[90]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比喻,含有讥讽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列宁使用此语来讽刺民粹派的描述充满着幻想和虚构。——345。  

[91]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345。  

[92]“老马”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描写了一匹拚命干活的老马的悲惨遭遇,用来比喻苦难深重的劳动农民。列宁借用老马的形象来比喻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348。  

[93]指德国经济学家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他于19世纪40年代访问俄国后写了《对低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详尽地描述了俄国的农民村社。他把农民村社看作是巩固农奴制的手段,极力赞扬沙皇尼古拉的俄国,认为它没有“无产阶级脓疮”,因而比西欧优越。——353。  

[94]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不便直接指明劳动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介绍读者参看瓦·沃·的《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彼得堡版),因为这本书的第257—258页有一大段引文摘自普列汉诺夫的《国内评论》(见1890年8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集)。——356。

责任编辑:岳丽丽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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