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897年底)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897年底)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897年底)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104]  

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  

1897年圣彼得堡版,Ⅷ页+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④  

(1897年底)  

一  

尤沙柯夫先生用这样一个标题出了一本文集,收载了他1895—1897年发表在《俄国财富》上的文章。作者认为,他的这些文章“包括了这些问题”即“教育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就是对我国智育方面十分成熟、刻不容缓、但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的一种概述”(《序言》第Ⅴ页)。第5页上再次强调,作者准备阐述的“主要是一些原则问题”。可是所有这些词句只能说明,尤沙柯夫先生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问题,甚至不是思考问题,而是舞文弄墨。文集的标题就太大:事实上,从作为文集副标题的文章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阐述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而且仅仅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问题。在这本文集的所有文章中,论述我国中学教科书的那一篇是最中肯的。作者在这里详细分析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俄语、地理和历史等教科书,证明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适用。如果作者不那么罗嗦而使人感到厌倦,这篇文章读起来会更有趣味。我们只想请读者注意这本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等教育改革的,另一篇是关于全民教育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真正的原则问题,而且最能说明《俄国财富》所酷爱的思想。格里涅维奇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为了找到一些从敌对学说中得出的异常荒唐的结论的例子,往往不得不到俄国打油诗的粪堆里去挖掘。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不必进行这样不愉快的挖掘,只要领教一下《俄国财富》杂志和这个杂志的一位毫无疑义的“台柱”就够了。  

二  

尤沙柯夫先生给《中等教育改革原则》一文的第2节加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见《目录》)。你们看,标题就很引人注目,它答应给我们解释一个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在民粹派和“学生们”之间引起最主要意见分歧之一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财富》的撰稿人对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究竟有些什么看法。  

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学校应该为生活培养人才”这个公式十分空洞,问题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谁需要”(第6页)。“谁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中等学校的学生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了谁的福利?”(第7页)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会对作者表示衷心欢迎,如果……如果这些前奏曲在以后的叙述中没有变成这样一些空话:“这可能是国家、民族、某一社会阶级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和福利。”这就开始出现了混乱,因为从这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可以同非阶级的国家、非阶级的民族以及超阶级的个人相容!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决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时失言,而正是他一贯坚持的荒谬见解。“如果制定学校大纲时考虑的是阶级的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统一类型的国立中学。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然是等级的学校,并且它不仅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是教养的机关,因为它不仅应该进行符合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务的教育,而且应该灌输等级的习惯和等级的行会精神。”(第7页)从这段话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区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从他这篇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第8页)也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的,而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已经接触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尤沙柯夫先生在第11页上说:“应当记住,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宗教团体往往(但决不是必然)时而构成特殊居民集团法律上的特权,时而构成它们事实上的特点。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等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阶级。”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区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事实上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区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抛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抛弃了封闭式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深化,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第8页)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和阶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注: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没有等级的阶级。]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能够稍微考虑一下这些区别,而不这样轻易地受自己那枝生花妙笔和那颗小资产阶级心灵的支配,那他就既不会写出上面引证的那段话,也不会写出别的废话,说什么阶级的学校大纲势必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阶级大纲在西欧没有取得成就,阶级学校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其清楚地说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尤沙柯夫先生却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相同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于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说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统一类型的国立中学”,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那它必然以统一类型的学校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们受中等教育。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不排斥任何有钱读书的人。说“这些对各居民阶层进行半教育并从德育和智育上造成阶级隔阂的危险大纲”,在西欧“没有取得成就”(第9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因为谁都知道,不论在西欧或在俄国,中等学校实质上都是阶级学校,它只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了他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作下面的补充说明并不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7—8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得起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如果尤沙柯夫先生想成为现代中学改革派的实际顾问,如果他想在当前现实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他就应该只谈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只谈这一点,或者根本不谈“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这个棘手的问题。还应该说一句:这些原则问题同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推荐的用现代语言代替古代语言并没有多大联系。如果他只是这样推荐一下,我们也不会反驳他,甚至准备宽恕他的信口雌黄。但是既然他自己提出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的问题,那就让他对自己的一切胡言乱语负责吧。  

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远不止上面引证的那些话。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尤沙柯夫先生,在涉及阶级问题之后,接着就站到“广阔的观点”(第12页,参看第15页)上来。这种观点如此广阔,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忽视阶级区别,可以不谈个别阶级(呸,这多狭窄!),而谈整个民族。这种“广阔”得出奇的观点是用所有大大小小的道德家、特别是小资产者道德家惯用的方法取得的。尤沙柯夫先生严厉地谴责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和这种现象在教育上的反映),并以他了不起的口才和无比的激情谈论这种现象的“危险性”(第9页);说“任何形式的阶级教育制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与国家、民族和受教育者个人的利益相矛盾的”[注:最可尊敬的小资产者先生,二者必居其一:您说的或者是已分裂成阶级的社会,或者是没有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民族和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没有意义,它只是反映了胆怯地闭上眼睛、不敢正视当前现实最显著特征的小资产者的天真愿望。](第8页);说学校的阶级大纲“不论从国家的观点或民族的观点看来,都是不适当的和危险的”(第9页);说历史的先例只是证明,“阶级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发展纯粹是反民族的,这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并且认为它对民族福利和国家本身都是危险的”(第11页);说“各地的阶级管理机构都被这样或那样地废除了”(第11页);说这种分裂为阶级的“危险”现象引起了“各个居民集团之间的对抗”,逐渐毁灭“民族团结和全国爱国主义的精神”(第12页);说“广义地、正确地、富有远见地理解的整个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每个公民的利益,决不应该互相对立起来(至少在现代国家中应该是这样)”(第15页),等等。这些言论都是胡诌,都是空话,都是用毫无意义的小资产者“愿望”,用这些不知不觉取代了对事实的说明的愿望,来抹杀当前现实的本质。要给产生这些言论的世界观找到一种类似的世界观,那就需要请教一下西欧“伦理”学派[105]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畏首畏尾、在政治上不知所措的自然和必然的表现。  

我们只想把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词句和慈善心肠,把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跟下面一个小小的事实作一对比。尤沙柯夫先生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的问题。关于头一个问题可以找到确切的统计材料,至少可以找到男子中学、初级中学和实科学校的确切的统计材料。下面就是我们摘自财政部的出版物《俄国的生产力》(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19编《国民教育》,第31页)的材料。  

“从下表可以看出学生的等级出身情况(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  

这个表格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尤沙柯夫先生说我们已经立即而坚决地(??)“抛弃了等级学校”的说法是多么不慎重。相反,等级制度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中学中占统治地位,即使在一般中学(更不必说特权的贵族学校等等)中也有56%的学生是贵族和官吏子弟。贵族和官吏唯一有力的竞争者是在实科学校中占优势的城市等级。农村等级的比重却微乎其微(假如注意到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余的等级,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因此这个表格清楚地表明,谁想谈论我国当前中学的性质,谁就必须牢牢记住,只能谈论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抛弃等级学校,那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阶级学校。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想说,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和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所谓的问题。相反,对这些阶级来说这不是无所谓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用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只想表明,尤沙柯夫先生怎样歪曲了事实,他的那种似乎“广阔的”观点实际上甚至远不如资产阶级对问题的看法。顺便谈一谈资产阶级性的问题。亚·曼努伊洛夫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既然彼·伯·司徒卢威这样肯定地指出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偏于一方,那他为什么还“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俄国财富》第11期第93页)。亚·曼努伊洛夫先生不能理解这一点,完全是由于他不仅不了解俄国“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所有西欧“学生”的基本观点;不仅不了解“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基本观点。也可能曼努伊洛夫先生想否认,坚决敌视那些用甜言蜜语来掩饰现代社会分裂成阶级的“广阔观点”的爱好者,是“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这些基本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理论活动、著述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可能他想否认,坚决承认公开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渴望阻碍和制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小资产者思想要进步和高明,是“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不明白这一点,那他应该去研究一下他的杂志撰稿同仁尤沙柯夫先生的著作。他应该知道,在目前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除尤沙柯夫先生而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公开、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维护的正是现代学校的阶级性质,他要证明这是最理想的东西,并且力求彻底排挤等级学校,扩大阶级学校的入学机会(上述意义上的入学机会)。的确,这样的思想会比尤沙柯夫先生的思想高明得多,而且会使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学校的实际需要,即消除现代学校的等级限制,而不是集中在模糊不清的小资产者的“广阔观点”上。公开阐明和维护现代学校属于一方的性质,就会正确说明现实,而且这种性质本身就会启发另一方的觉悟。[注:我们清楚地觉得,《俄国财富》的撰稿人要了解这种性质的论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又是由于他们不仅不了解“学生”,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缘故。  

例如,一位“导师”早在1845年就证明了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工人的好处。他写道,废除谷物法使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而一方的觉悟的这种提高必然导致另一方觉悟的同样提高。(弗·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俄国财富》的撰稿人先生们,为什么你们在“导师”面前一味奉承,而不揭发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呢?]而尤沙柯夫先生“广阔的”空谈反而只能腐蚀社会意识。最后,问题的实际方面……但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仅在这篇文章中,而且在自己的“空想”中,都丝毫没有超出阶级学校的范围,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空想”。  

三  

尤沙柯夫先生探讨“全民教育问题”(见文集的标题)的文章的题目是:《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尤沙柯夫先生的这篇极有教益的文章许诺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许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这样说:“亲爱的读者,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步,决不作任何让步或妥协……对全体男女居民实行完全的中学教育,这种教育对所有的人都是义务性质的,它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出任何费用,——这就是我的宏伟的教育空想!”(第201页)显然,善良的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费用”。他在同一页上重复说,全民初等教育需要费用,而全民中等教育按他的“计划”则不需要任何费用。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不仅不需要任何费用,而且许诺的东西远不止实行全民中等教育。为了表明这位《俄国财富》撰稿人许诺给我们的东西的全部内容,需要提前引用一下作者在叙述完了自己的整个计划而自我欣赏时所说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话。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是,把中学教育同自己养活自己的“中学生”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耕种土地……能够保证整个年轻一代从出生到中学毕业都得到丰盛的、美味的、卫生的食品,能够保证靠做工来抵偿学费的青年〈关于尤沙柯夫的这种未来国家(Zukunftsstaat)的制度,下面将要更详细地谈到〉、全体教职员和主办人员也得到食品。同时他们还能得到鞋子,还可以做衣服穿。此外,从上述那块土地还可以得到将近20000卢布的收入:15000卢布是出售剩余牛奶和春播谷物的收入……将近5000卢布是出售毛皮、鬃、羽绒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第216页)读者,请您想一想:养活整个年轻一代,直到中学毕业,也就是说,直到21—25岁(第203页)!要知道这就等于养活全国人口的一半。[注:根据布尼亚科夫斯基的材料,俄国人口的年龄构成是:1000居民中,0—20岁的有485人,0—25岁的有576人。]养活和教育几千万人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组织”!有人断言民粹派的“劳动组织”计划是空谈家的空话,尤沙柯夫先生显然对这些恶毒的人十分生气,于是决定把这种“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实现的整个“劳动组织”“计划”发表出来,彻底打垮这些恶毒的人……但是还不止这些:“……同时,我们还扩大了任务。我们要这个组织担负起养活全体儿童的任务。我们考虑到在青年人出校时给他们一份对农村说来是相当可观的结婚礼品。我们认为还可以用这些钱给每所中学即每个乡聘请一位医生、一位兽医、一位农学家、一位园艺家、一位工艺师和至少六位工匠(这些人会提高整个地方的文化水平和满足那里的适当需要)……我们的计划一经实现,所有这些任务就会在财政上和经济上得到解决……”[注:第237页。这段话中两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都是尤沙柯夫先生加的。这里我们一个字也未敢漏掉。]有人说,民粹派那个著名的“我们”是“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是头戴两顶小圆便帽的犹太人等等,现在这些嚼舌头的该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吧!这是多么卑鄙的诬蔑!今后只要引证一下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足以证明这个“我们”是万能的,“我们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也许读者会对可能实现一语发生怀疑?也许读者会说,既然尤沙柯夫先生把自己的创作叫作空想,那他就排除了可能实现的问题?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自己对“空想”一词没有作极端重要的附带说明,如果他在自己的全部阐述中没有三番五次地强调自己的计划可能实现,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但是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敢认为,这种全民中等教育只有骤然看来才是空想。”(第201页)……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更敢断言,这种全民教育比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已经实现的和在俄国某些省份就要实现的全民初等教育更加可能实现。”(第201页)尤沙柯夫先生对自己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竟相信到了这样的程度(显然是在上面说明了“计划”一词比空想更为确切之后),甚至在制定这个计划时连一些极其细小的“实际的方便”都没有忽视,譬如他由于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而特意把男女分校制保留下来,并且特别强调,他的计划“不会破坏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既定的教学计划,不过课程要多一些,因而教员的报酬也要多一些……”“如果不只是想做做试验,而是想实现真正的全民教育,那么这一切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205—206页)世界上有过很多空想家,他们较量过自己空想的引诱力和严整性,但是在他们中间未必能够找到一个人这样关心“既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员的报酬。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长期提到尤沙柯夫先生,把他当作一个真正讲求实际的、真正具有求实精神的“空想家”。  

很明显,既然作者许诺的东西这么多,那么他的全民教育计划就值得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  

四  

尤沙柯夫先生所根据的原则是,中学应该同时是农庄,应该靠本校学生的夏季劳动来维持。这就是他的计划的基本思想。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第237页)我们也同意他的说法,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不过不能把这种思想硬套在“中学”上,硬套在用学生的劳动可能“抵偿”中学的经费这一点上。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学生们”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尤沙柯夫先生的下述说法毫无道理:“我只想提出一个思想”(第237页)……这个思想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我们也不敢设想(在相反的看法没有证实以前),尤沙柯夫先生会不熟悉这个思想。《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想要提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特的实现这个思想的计划。只是在这一方面,应该承认他是富有独创精神的,不过他的独创精神在这里已经达到了……达到了极限。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其实不然。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的确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总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  

读者也许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吧?上帝作证,不是的。  

“为有钱缴纳全部学费的富人设立的纯粹城市中学,可以保持目前的形式。”(第229页)在第231页上,“富人”被直接划入不吸收到“农业中学”受义务教育的“居民类别”。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看来并不是人的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尤沙柯夫先生在他文章的开头部分就研究农业中学所必需的冬季工人问题。他觉得下面这种确保中学得到冬季工人的方式是最“合逻辑的”。低年级的学生不做工,因此他们的膳宿和学习是免费的,他们不偿付校方为此支出的任何费用。“如果是这样,那毕业之后做工抵偿这些费用不就是他们的直接义务吗?履行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对所有无力缴纳学费的人硬性规定的义务,会使农庄中学得到必要数量的冬季工人和增补的夏季工人……这在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的,容易理解的,无可争辩的。”(第20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天哪,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的呢?有钱出钱,无钱做工!任何一个小铺老板都会承认,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况且这是多么切合实际呵!不过……不过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为什么尤沙柯夫先生要用这样的计划来玷污他想作为自己空想基础的那个伟大基本思想呢?  

穷学生服工役,——这是尤沙柯夫先生整个计划的基础。不错,他认为还可以采取另一种获得冬季工人的方式——雇佣[注:“有经验有学问的主办人领导的、有一切改良设备的、拥有一定数量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农庄中学,应当成为有收益的单位,应当能收回雇用必要数量工人的开支。某些有功劳的〈原文如此!〉工人也许还可以分得一些收入。一部分人,特别是本中学毕业的无地的人,大概就不得不这样做了。”(204页)],不过他把这种方式放在次要的地位。所有不服兵役的学生,即三分之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都必须服工役3年(必要时4年)。尤沙柯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有这种制度,才是解决全民教育(甚至不是初等教育,而是中等教育)这一任务的关键。”(第207—208页)“永远留在学校和参加学校工作〈!?〉的少数固定工人,更充实了农庄中学的这些劳动力。这就是我们农业中学可能得到而绝非空想的劳动力。”(第208页)当然,其他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农庄中还会少吗?)也要他们来做:“厨夫、洗衣女工的补充人员和文书都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学毕业后做3年工的学生中间挑选出来。”(第209页)中学还会需要裁缝、鞋匠、细木工等等工匠。当然可以“挑些服满3年工役的学生给他们当助手”(第210页)。  

这些雇农(或者是农业中学的学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的劳动会得到什么报酬呢?他们会得到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会得到“丰盛的、美味的食品”。尤沙柯夫先生准确地估计了这一切,订出了“平常发给农业工人的”食物标准。诚然,他“并不打算采取这样的办法维持中学”(第210页),但他还是把这些标准保持了下来,反正中学生还可以从自己的地上收马铃薯、豌豆、扁豆,种榨植物油用的大麻和向日葵,此外,开斋的日子还可以得到半磅肉和两杯牛奶。读者,请不要以为尤沙柯夫先生只是随便提到这些,只是举举例子而已。不是的,他把所有一切,连一两岁小牛犊的头数、病人的疗养费、家禽的饲料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他连厨房的沿水、下水、菜皮都没有忘记(第212页)。他什么都没有漏掉。其次,衣服和鞋子可以由学校自己来做。“但是做衬衣、被褥、桌布、夏服用的布料,比较结实的冬装料和冬大衣毛皮(即使是羊皮),当然都需要购买。全体教职员及其家属当然应该自备衣料,虽然服装工场他们也可以享用。至于给学生和做3年工的工人购买衣料的开支,则可以毫不吝啬地规定每人每年50卢布,或者说,全校每年将近6万卢布。”(第213页)  

我们简直要被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的求实精神感动了。请想一想:“我们”,“社会”,在建立这样一个宏伟的劳动组织,使人民受到普遍的中等教育,所有这些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又能收到十分巨大的道德效果!“我们的”现在那些由于愚昧、粗鲁和野蛮而每年少于61卢布(生活费由雇主负担)就不愿做工的农业工人[注:根据农业和农村工业司的材料,欧俄每个农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为61卢布29戈比(1881—1891年10年间),生活费为46卢布。],如果看到受过中学教育的雇农每年做工将获得50卢布时,该得到一个多好的教训!可以相信,就是科罗博契卡本人[106]现在也会同意尤沙柯夫先生的说法:他的计划的理论根据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五  

中学的经济将怎样经营呢?中学将怎样管理呢?中学的经济,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将是一种混合经济:部分是自然经济,部分是货币经济。当然,尤沙柯夫先生对这个重要问题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在第216页上准确地计算了各项开支,认为每所中学需要16—17万卢布,因此15000—20000所中学大约需要30亿卢布。当然,这些中学将靠出卖农产品来赚到这笔钱。我们的作者真是富有预见,他还考虑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条件:“设在城郊或位于火车站附近即离大的中心城市不远的铁路线上的中学,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这里完全可以用蔬菜业、果园业、牛奶业和手工业来代替耕作业。”(第228页)就是说,做买卖将不是开玩笑的了。但是谁来做买卖,作者没有交代。可以设想,中学的教务处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商务处。怀疑论者大概想知道:中学一旦破产了该怎么办?它们到底会不会做生意?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吹毛求疵:既然现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就在做生意,那么我们的知识界人士来干这一行一定会大有成就,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中学要经营当然需要土地。尤沙柯夫先生写道:“我想……假使这个思想注定要得到实际试验,那么为了试验,最初成立的几所农业中学就应该得到6000—7000俄亩的土地。”(第228页)10900万人口(2万所中学)就需要将近1亿俄亩的土地,但是请不要忘记,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8000万人。“只有他们的子女才必须进入农业中学。”另外还有将近800万人应该归入各类居民中去,[注:下面就是免进农业中学的各类幸运儿的全部名单:“富人、受感化者、伊斯兰教女孩、少数民族、狂信教徒、盲人、聋哑人、白痴、精神病患者、慢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罪犯。”(第231页)我们读完这个名单,我们的心痛苦得缩成一团了:我们想,天哪,我们的亲人是否能够算作免进农业中学的幸运儿呢?算作第一类吗?钱大概不够吧!如果是女的,也许还可以耍耍花招,算作伊斯兰教女孩,但男的怎么办呢?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类上。大家知道,尤沙柯夫先生的杂志撰稿同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经把彼·伯·司徒卢威干脆算作少数民族,也许他会开开恩,把我们全都算作“少数民族”,这样我们的亲人就可以不进农业中学了!]最后还剩下7200万人。他们只要有6000—7200万俄亩的土地就够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第231页),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并不因此而惶惑不安。国家还有许多土地,只是这些土地的位置不太合适。“譬如,波列西耶北部就有12760万俄亩土地。在这里,如果在需要的地方能够采取对换土地的方式,把私人的甚至农民的土地同官地对换一下,把前一种土地拨给学校,那么,给我们农业中学无偿提供土地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东南部的“情况也一样好”。……(第231页)嗯……“好啊”!就是说,把农业中学搬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去!不错,这个省份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个流放的地方,那里的国有森林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管理起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把中学生和受过教育的教员送到那里去,他们就会把这些森林砍掉,把土地开垦出来,种上庄稼!  

中部地区则可以赎买土地,因为总共不超过8千万俄亩。发行一种“有保证的债券”,债券的还本付息当然要由“得到赐地的中学”(第232页)分担,——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尤沙柯夫先生断言,用不着害怕“财务手续的庞杂。这种手续并不是做不到的幻想和空想”(第232页)。这“实质上”是“最有保证的抵押”。还有什么没有保证呢?不过要再问一下,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难道尤沙柯夫先生真的认为我们的农民已经无知和不开化到连这样的计划都会赞同吗??请缴纳赎买土地的赎金,偿还“购买最初设备的债款”[注:第216页。每所中学1万卢布。],请供养整个中学,付给全体教员薪水,除此而外,请再为了这一切(为了出钱聘请教员吗?)服3年工役!学识渊博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您1897年重印您1895年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的杰作时考虑过没有,所有民粹主义者特有的对各种财务手续和赎买的偏爱,将使您陷入怎样的境地?请读者回忆一下,前面已经许诺过全民教育是“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人民出任何费用”的。我们这位天才的财政家的确既不要国家也不要地方自治机关一个卢布,但是否要“人民”的呢?或者确切些说,是否要贫穷农民的呢?[注:因为富人是除外的。尤沙柯夫先生自己也怀疑,“农业人口中间是否会有一部分人宁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自费的城市中学去”(第230页)。当然不会这样!]购买土地、开办中学用的正是他们的钱(因为用在这上面的资本是由他们还本付息的),付给教员薪水、供养所有中学的也正是他们。而且还要服工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铁面无情的财政家回答说:这是因为低年级的学生没有缴学费和膳宿费(第204页)。可是,第一,不到工作年龄的只有“预备班和中学最低的两个年级”(第206页),再高的年级已经是半工半读了。第二,养活这些孩子的是他们的兄长,替他们向教员交付学费的也是他们的兄长。不,尤沙柯夫先生,不仅是现在,就是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107],这样的计划也根本不能实现,因为这的确是农奴制的“空想”。  

至于中学的管理,尤沙柯夫先生谈得很少。不错,他准确地开列了教学人员,并给他们所有的人规定了“比较不高的”薪水(因为住宅是现成的,孩子由学校供养,“做衣服只付一半钱”),——也许您以为每年是50卢布吧?不,还稍微多一些:“男女校长、总农艺师2400卢布,学监”等等按职位高低,依次递减,最低的职员为200卢布。(第214页)可见,这对那些“宁愿”要自费的城市中学而不愿要农业中学的知识界人士来说,也是一个不坏的差事!请注意保证教员先生“做衣服只付一半钱”这一点,按照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的计划,教员可以享用服装工场(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就是说,他们可以让“学生”给自己缝补和做衣服。尤沙柯夫先生……对教员先生们的关心不是无微不至吗?其实他也关心“学生”,就象一个善良的主人关心牲畜一样:让它们吃饱,喝足,睡好,并且……还让它们交配。不妨再看看下面一段话:  

“如果……准许那些毕业后留校3年的青年结婚……那么留校3年会比服兵役轻松得多。”(第207页)“如果准许结婚”!!就是说,也可能不准许?但是,可敬的进步分子先生,为此就必须制定一项新法令,一项限制农民公民权利的新法令。尤沙柯夫先生在自己的全部“空想”中,在极其周密地研究教员的薪水、中学生的工役等等问题中,始终没有想起应该(至少在“空想”中应该)给那些由自己供养整个中学,而且到23—25岁才能毕业的“学生”以某些管理“中学”、经营农庄的权利,没有想起这些人不仅是“中学生”而且还是公民,既然如此,他这种一时“失言”(?)还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我们的这位民粹主义者把这些小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他却仔细地探讨了品行恶劣的“学生”的问题。“第四种〈中学〉形式应该是为那些因品行恶劣而被一般中学开除的学生设立的。既然整个年轻一代都必须受中等教育,那么因品行恶劣而免受中等教育就是不合理的。这可能会诱惑和怂恿高年级的学生养成恶劣的品行〈上帝作证,第229页就是这样写的!!〉。为那些因品行恶劣而被开除的学生设立特种中学,是整个制度的合理补充。”这种中学可以叫作“感化中学”(第230页)。  

这个富有俄国风味的、包括专给那些可能是被“免受”……教育的远景“诱惑”坏的恶人设立的感化中学在内的“教育空想”,不是无与伦比的吗!?  

六  

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一个关于领导工业的计划吧。有人已经给了公正的评语,说这个计划是重商主义[108]的复活,是“本国工业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组织”[109](第238页)的计划。评价尤沙柯夫先生的这个“计划”,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术语。应该把这个计划叫作农奴制的、官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试验。四层构成的术语太笨重了。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计划本身就是笨重的。然而这个术语确切地反映了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的一切特征。我们从第四层开始分析吧。现在提到的这位作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注:1897年4月《新言论》,国内评论栏。]这个“空想”就有这个特征,因为几千万工人的生产是预先按照一个总的计划组织的。空想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是无庸置疑的,因为,第一,按照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中等学校仍然是阶级学校。而这个计划是尤沙柯夫先生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来“反对”阶级学校以后提出的!!富人进一种学校,穷人进另一种学校。有钱就缴学费,没有钱就做工。不仅如此,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富人还有“目前形式”的学校。譬如,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目前形式的中等学校中,学费只占总开支的28.7%,40%由国库拨发,21.8%由个人、机关和团体捐助,3.1%是基金的利息,6.4%是其他收入(《生产力》第19编,第35页)。因此尤沙柯夫先生比目前更加强了中等学校的阶级性质:按照他的“计划”,富人只缴28.7%的学费,而穷人却要缴纳全部学费,另外还得服工役!这对“民粹主义的”空想来说不坏吧?第二,计划规定中学可以雇用冬季工人,特别是无地的农民。第三,城乡对立这一社会分工的基础依然保留。既然尤沙柯夫先生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劳动,既然他在草拟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空想”,那么保留这种对立就是十分荒谬的,这说明我们的作者并不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不仅现时学生的“导师们”曾经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就是老空想家们、甚至我们俄国那位伟大的空想家[110]也曾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观点。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是不管的!第四,这个空想除了试图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而外,还保留商品生产,而这是把这个“空想”称作资产阶级空想的最有力的根据。中学为市场生产产品。因此,社会生产要受市场规律支配,“中学”也要受市场规律支配!这一点尤沙柯夫先生是不管的!他可能会问,你们根据什么说支配生产的将是某些市场规律呢?这都是胡说!支配生产的将不是市场规律,而是农业中学校长先生们的指示。就是这样。关于尤沙柯夫先生空想中学的纯粹官僚主义制度,我们已经谈过了。可以相信,《教育的空想》对俄国广大读者会有很大帮助,会向他们表明,当代民粹派的“民主主义”是多么深奥。尤沙柯夫先生这个“计划”的农奴制特征就是:穷人为了抵偿学费而服工役。假使这类计划是由一个彻底的资产者拟定的,那它既不会有第一层,也不会有第二层,它会比这类民粹派空想高明得多和有用得多。工役是农奴制度的经济实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为了购买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农奴制度下,穷人为了抵偿从地主那里取得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服工役。实行工役制必然产生强迫做工、服工役者没有充分权利以及《资本论》作者称之为“超经济的强制”(第3卷第2部分第3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编者注]的现象。因此在俄国也是这样,既然这里过去和现在都保存着工役制,所以农民没有充分公民权利,被束缚在土地上,体罚,强制干活的权利,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补充。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工役制和没有充分权利之间的这种联系,但是“讲求实际的”人的敏感却使他产生一种想法:在中学生服工役的情况下,也不妨给那些胆敢逃避教育的学生设立感化中学;成年的工人“中学生”应该仍然处于小学生的地位。  

试问,为什么我们这位空想家的创作需要前三层呢?如果只留第四层,那么谁也不会反驳一句,因为人家自己就预先直截了当地说过,他拟定的是“空想”!可是他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也正表现在这里。一方面,说“空想”是好东西;另一方面,又说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教员薪水也不是坏东西。一方面,说“不需要人民出任何费用”;另一方面又说,不,老弟,利息和本金还是请你全部付清吧,另外还请服3年工役。一方面,故弄玄虚地侈谈分裂成阶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又拟定纯粹的阶级“空想”。永远在新旧之间摇摆,可笑地奢望跳过自己的头顶即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这就是一切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实质。  

读者,您读过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1894年在圣彼得堡发表的《俄国的农村业主。关于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经济结构的几点想法》(1894年《北方》杂志[111]的免费附刊)这部著作吗?我们倒很想请《俄国财富》的撰稿人,特别是尤沙柯夫先生,读一读这部作品。这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俄国经济的道德条件》。作者在这里反来复去地谈论与“民粹主义”非常接近的思想:俄国和西欧根本不同;在西欧,赤裸裸的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对于那里的业主和工人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相反,在俄国,由于农民在1861年分得了土地,“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有着与西欧截然不同的目的”(第8页)。“得到了土地的我国农民具有自立的生活目的。”总之,人民生产已获批准,——尼古拉·—逊先生的这一说法就更为明确。沙拉波夫先生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说,我国地主对农民的福利是关心的,因为地主的土地是由这些农民使用自己的农具耕种的。“他〈地主〉除了考虑企业对个人的好处而外,还考虑到道德因素,确切些说,是心理因素。”(第12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沙拉波夫先生也慷慨激昂地(其程度不会亚于尤沙柯夫先生)谈论资本主义在我国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可能的和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老爷和农夫的联合”(沙拉波夫先生这本书第2章的标题)。“经济应该建立在老爷和农夫亲密团结的基础上”(第25页):老爷应该推广农业技术,而农夫……农夫当然应该做工!请看,他,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在犯了长期的、痛苦的错误之后”,终于在自己的领地上实现了“上面所说的老爷和农夫的联合”(第26页)。他采用了合理的轮作制等等,同农民订立了这样的契约: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草地、牧场、耕地和播种若干俄亩土地所需要的种子等等;农民则必须给地主农庄做一切活计(要给每种庄稼的若干俄亩土地上粪、撒磷钙石、耕地、播种、收割、运进“我的粮仓”、脱粒等等),另外还要缴款,开头600卢布,然后800卢布、850卢布、1100卢布,最后到1200卢布(就是说,逐年增加)。这笔款子……按照向贵族银行缴付利息的时间分期缴纳(第36页及以下各页)。不言而喻,作者是一位“坚定的村社拥护者”(第37页)。我们说“不言而喻”,是因为没有关于把农民束缚在份地上、关于农民村社的等级限制的法令,这种类型的农庄是无法经营的。沙拉波夫先生保证农民缴款的办法是:“不经我的许可,不准出卖成品,这样一来,这一切就必然送来装进我自己的粮仓。”(第36页)由于向贫苦农民收款特别困难,沙拉波夫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富裕农民索取这笔款子:这些富裕农民挑选一批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自己充当这个劳动组合的头头(第38页),并且不折不扣地把钱交给地主,因为在出卖产品的时候,他们总会从贫苦农民那里取得款子(第39页)。“对于许多贫苦农民尤其是家中人口少的贫苦农民来说,给我做工是非常吃力的。他们只能拼死拼活地干,又不能逃避,农民不会接受逃避做工的户主的牲口加入自己的畜群。我也不会接受,这是农民逼我这样做的,因此贫苦农民不得不做工。这当然是一种暴力,但您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吗?租种一年或两年土地,贫苦农民就缴清了所欠的国家税款,赎回了抵押的物品,还有余钱,能翻修农舍……看!他已经摆脱了贫困。”(第39页)沙拉波夫先生“自豪地指出”:“他的”农民(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的农民”)日益富裕;他在推广农业技术,引进三叶草,施用磷钙石,等等,而“农民自己什么也做不成”(第35页)。“同时一切工作都应该依照我的命令和指示进行。我来选定播种、上粪、割草的日期。在我们这里,整个夏季几乎恢复了农奴制度,当然,打嘴巴和马棚里的肉刑除外。”(第29页)  

可见,胸无城府的庄主沙拉波夫先生要比学识渊博的政论家尤沙柯夫先生稍微坦率一些。但是前者领地上的农庄和后者空想中的农庄这两种类型是不是有很大差别呢?这两种农庄的全部实质都是工役制。这两种农庄都有强制:它或者通过管理“村社”的富人的压力表现出来,或者通过送往感化中学的威胁表现出来。读者也许会反驳说,沙拉波夫先生的经营是为了私利,而尤沙柯夫先生空想中的官吏们的经营则是热心为大家造福?对不起,沙拉波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经营是出于道德的动机,他把一半收入交给农民,等等。因此我们既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不象相信尤沙柯夫先生那样相信他,因为尤沙柯夫先生同样保证给予自己空想的教员以决非空想的“肥缺”。如果另一个地主遵照尤沙柯夫先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业中学,从“中学生”那里取得付给贵族银行的利息(照尤沙柯夫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是“最有保证的抵押”),那就几乎完全没有差别了。当然,在“教育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请问,难道谢尔盖·沙拉波夫先生不愿出50卢布雇用受过教育的雇农,而宁愿出60卢布雇用没有受过教育的雇农吗?  

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俄国的(而且不仅是俄国的)学生认为为了劳动的利益必须支持彻底的资产者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产生沙拉波夫先生之流的农庄和尤沙柯夫先生之流的“空想”的旧残余,那么我们只得承认,我们很难向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讲的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曼努伊洛夫先生大概是依据著名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著名方法进行论断的:应当东拼西凑把好东西收集起来,正象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想把一个求婚者的鼻子安在另一个求婚者的下巴上面一样[112]。我们觉得,这种论断不过是小资产者想凌驾于已经在我国现实中完全形成的、并且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完全确定地位的一定阶级之上的可笑奢望。从这种论断中自然而且必然产生出来的“空想”,已经不是可笑而是有害的了,特别当这些空想变成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臆想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在俄国特别普遍,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俄国。难怪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其名著《论唯物主义历史观》(1897年巴黎日阿尔和布里埃勒出版社版)中谈到普鲁士时说,现在除了半个世纪以前“导师们”曾经反对过的那种种有害的空想而外,又出现了一种空想:“指靠官僚和国库的空想,白痴的空想(I’utopie bureaucratique et fiscale,I’utopie des crétins.第105页脚注)。”  

七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教育问题,但不是谈尤沙柯夫先生冠以这样一个标题的那本书。前面已经指出,这个标题太大,因为教育问题决不等于学校问题,教育决不限于学校。如果尤沙柯夫先生真从原则上提出“教育问题”,并分析一下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他就不能不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劳动群众的教育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问题。《俄国财富》的另一位撰稿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7年第11期上提到了这个问题。诺武斯先生说,马克思不怕而且有充分理由不怕写出“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一语,并认为“对这种愚昧状态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功绩,对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  

“我不知道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写过这样粗鲁的〈?〉话……”这是承认自己不熟悉马克思最重要著作之一(即《宣言》)的典型供词!下面一段话则更加典型:“……但是大家早就知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个伟大的英雄,不过摔坏椅子还是用不着的。马克思根本不讲究用词,在这方面模仿他,当然至少是不聪明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确信〈请听吧!〉,这里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不过是些狂言乱语而已。如果说为复杂的农村生活问题伤过脑筋的兹拉托弗拉茨基先生一代白白吃了许多苦头,那么以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出来的一代也还是要吃苦头的(虽然是另一种苦头)……”(第13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止一次地声明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他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这个学说一窍不通,因此才这样“确信地”宣称,诺武斯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只是偏激、不讲究用词的结果,只是一些狂言乱语!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的这些话不是狂言乱语,而是他的整个世界观(理论的和实践的)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的表现。这些话明确表示,他承认,居民离开农业走向工业、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是进步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无论在西欧或俄国都可以看到。我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已经谈到,马克思的这个被所有“学生”接受了的观点,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它同所有一切浪漫主义的理论(从老头子西斯蒙第到尼·—逊先生)形成了怎样尖锐的对立。同一个地方(第39页[113])还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527—528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552页。——编者注]中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同上,第2卷第550—551页。——编者注]中也十分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此外,马克思的另一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参看第98页)[注:同上,第8卷第216—218页。——编者注]也阐述了这个观点。[注:诺武斯先生当然没有预料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不然的话,他会把马克思的整句话都摘录下来: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这两位作者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时常重述这些看法,因此只有根本不熟悉他们学说的人才会产生出一种念头,想把上述引文中的“愚昧状态”一词说成“粗鲁”和“狂言乱语”。最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可能会想起这样一件事实,就是这两位作者的所有信徒在许多实际问题上一直根据这个学说的精神发表意见,例如他们维护流动的完全自由,反对分给工人以小块土地或私有房屋等等的计划。  

其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上面所说的那段话中指责诺武斯和与他思想一致的人,说他们在用“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新的一代。这是胡说。如果“学生们”对这些备受贫困和愚昧压制的乡村居民采取“蔑视”的态度,那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指责,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能证明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抱着这种态度。学生们在谈到“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摆脱这种处境开辟了怎样的出路。现在我们把前面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重复一下:“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注: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这决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蔑视态度,而是寻求摆脱这种状态的愿望。从这些观点中只能产生对那些建议“替祖国寻找道路”,而不是建议在当前的道路和它今后的进程中去寻找出路的学说的“蔑视态度”。  

在关于居民离开农业走向工业的过程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民粹派和“学生们”的差别不仅在于原则上、理论上有分歧,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评价不同,而且对这一过程有关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有差异。“学生们”自然主张必须废除一切过时的、阻碍农民从乡村流入和迁入城市的限制,而民粹派不是直接维护这些限制,便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维护这些限制)。曼努伊洛夫先生也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弄清楚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奇怪的情况,就是“学生们”竟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意见一致。彻底的资产者将永远主张废除上述对流动的限制,对工人来说,废除这种限制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要求的。因此,他们之间的一致十分自然,必不可免。相反,居民走向工业这一过程对地主(大地主和小地主,甚至包括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在民粹派先生们的理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阻止这一过程。  

结论:在资本主义吸引居民离开农业这一十分重大的问题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表现出对马克思学说一窍不通,并且用言之无物的废话回避了俄国“学生们”同民粹派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有关分歧。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471—504页

【注释】

[104]《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是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为《新言论》杂志写的。列宁当时还不知道该杂志已于1897年1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898年,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经济评论集》。——450。

[105]指德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等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一学派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455。

[106]科罗博契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愚钝、冥顽的女地主。——464。

[107]阿拉克切耶夫时代指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阿·安·阿拉克切耶夫当政的时期。阿拉克切耶夫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任陆军大臣、国务会议军事局主席,后来实际上集国务会议、大臣委员会和御前办公厅的领导于一身。他执行极端反动的警察专制和军阀专横的政策,世称阿拉克切耶夫制度。为了降低维持军队的费用,阿拉克切耶夫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旨意建立军屯,即将某些居住着国家农民的村子拨给陆军部,强迫村里的农民一面当兵,一面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军屯中实行棍棒纪律和极为严酷的制度。——467。

[108]重商主义是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体系,15—17世纪流行于欧洲一些国家。重商主义把表现为贵金属的货币与财富等同起来,认为拥有货币的多少是一国富裕程度和实力大小的标志,而增加一国财富的主要办法是发展顺差的对外贸易,通过贱买贵卖获取利润。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干涉经济生活,用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奖励出口,限制和禁止外国商品进口,以确保本国金银货币的增加。重商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最早的理论考察。它从商业资本的表面现象出发,错误地认为利润产生于流通过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准备了条件。——469。

[109]这是彼·伯·司徒卢威在《当前国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给沙皇政府财政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亚·尼·古里耶夫的计划所下的评语(见1897年《新言论》杂志第7期第238页)。——469。

[110]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470。

[111]《北方》杂志(《Север》)是俄国的文艺刊物(周刊)。1888—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472。

[112]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指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婚事》中的人物阿加菲娅·季洪诺芙娜。她是富商之女,向她求婚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波德喀列辛、舍瓦金、钱季旦和安奴奇金四人同时去求婚。阿加菲娅见他们容貌、举止各有短长,难以决定选谁为好。最后她想,要是把安奴奇金的嘴唇搁在波德喀列辛的鼻子下,再加上舍瓦金的潇洒风度和钱季旦的魁梧身材,那就好拿定主意了。——475。

[113]指1897年6月《新言论》杂志第9期第39页。列宁提到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的那个地方(见本卷第197—198页)就在这一页上。——477。

责任编辑:岳丽丽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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