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1）

　　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118]

　　（1904年2—5月）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摆脱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1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1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人们所以对它采取那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是因为我们的争论夹杂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也许还因为这些记录中有过多的过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


　　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54页）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编者注]。“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233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35票，反对的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11票（马尔丁诺夫，5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5票：我和马尔托夫各2票，普列汉诺夫1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个崩得分子和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147页）：赞成的有44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总共是51票，除了编辑们的5票弃权以外，还有46票；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44票中是包括所有5个崩得分子在内的。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1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31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10票（第33页）。赞成的有30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30票左右。当时有11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2条时（由于这个第2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10票（记录第289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289—290页）。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2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120]，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43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42页，参看第379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7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43页，柯尔佐夫的话〉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黑体是我用的）。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57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黑体是我用的）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56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41页）。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2票（第46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2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7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44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57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44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第313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尾）。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声明，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并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申述过的那种“继承性”！叶戈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组成统一的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作为历史实体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还不显得突出，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竭力主张必须“尊重历史实体”的）。表决结果是31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其中4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1票大概是别洛夫，这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308页）。这个拥有10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维护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发言，第315页），表示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意见。“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在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保留，反而通过捷依奇表示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315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居然——真不得了！——敢于把旧编辑部问题也“直接提到”纯粹党的立场上来（第325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发言的全文，而只是最简略的要点）。叶戈罗夫同志甚至一听见有人把《工人思想报》集团”[121]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戈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37次会议上，还十分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356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问题。他说：“现在，在鲁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316页）这些话的意思无疑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被解散，而且是违反它本身的意愿，这一点是已经很清楚了。“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就是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鲁索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和自己的同道者作为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分开的。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把马霍夫？）说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一些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并想把那些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掩盖起来。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还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会外），都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由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把一个有10个人署名的相应的决议案提出来。

　　（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16—18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69、73、83、86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122]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同盟记录第58页）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171—172页）。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2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1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190—226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第196页）。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202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30票和35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208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212页，9票赞成，38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216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225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210页）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第226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代表们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以及《怎么办？》[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

　　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实际考证一下就会知道，我在这一条（即第1条）条文上陷入机会主义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认为写得太详细了，并且对我说，他只喜欢第1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去，因为他觉得我的表述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了解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增补，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成员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增补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正大”。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有关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情节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亮了出来），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本人记忆（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只好利用次品。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来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可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光明正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他都没有表示异义，没有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论戒严状态的小册子里再一次地、特别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党章草案。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年2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第Ⅳ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火星报》这个词在他看来就不是狭隘的小组习气，而是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要知道，他马尔托夫同志是要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的实际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却背离《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而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些话里的“杂音”，马尔托夫同志却听不出。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谈党章第1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第157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158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见第156页和第276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第160—161页）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158页）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九）党章第1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


　　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123]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注：同上，第108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编者注]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27]，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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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129]。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是“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候选人之一”。《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态》第69页）——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0]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注：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力争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非正式会议！当然，这种滑稽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能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嘲笑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那些伤心的抱怨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记录第64页），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的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或假设而传阅的。最后，最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拼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谣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关去，——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评价是多么不坚定啊！[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卷第416—425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即达成直接的协定”（第64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永远不会同意达成一个关于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协定（当时在马尔托夫看来这是可耻的）。当时的问题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不是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地证明，他们“委屈”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些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1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246页）。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　缓和了一些（第2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0页。——编者注]，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例如，对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95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131]，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63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的协定或间接的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坚实“紧密的”多数派（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派），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255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1895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daβ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心）[132]。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这封信表明，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拒绝同我们协商，这话说错了，——这再一次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不查对文件而企图靠记忆来重述谈话，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那样谦逊，竟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出两个人而“多数派”出一个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散布谰言，说什么“多数派”通过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的代表，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我们随后（也是在24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耶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338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在24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的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这并不使我们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那种要我们不经过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就自愿变成少数派的提议，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整个那封信，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们深信党员的义务感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代表大会第24次会议完全是讨论选派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全体火星派的共同计划的又只有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和李伯尔，第258—259页）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后者以值得称赞的坦率精神承认他在代表大会上起的作用，他说：“我每次说话都完全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不会影响同志，反而会危害我所拥护的那个条文。”（第261页）这一段中肯的意见紧接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来讲是特别恰当的；只是“反而”一词在这里用得不完全正确，因为阿基莫夫同志不仅善于危害一定的条文，还因此而善于“影响同志”……即影响某些爱好机会主义空谈的很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

　　总之，党章第3条——规定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在7票弃权的情况下由多数通过的（第263页），弃权的显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我已经说过，一贯赞成前一种意见的有帕宁同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章程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们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但是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反驳这个意见的人说：（1）当五个委员中有一个委员弃权，而其余四个委员又形成二对二时，结果也是没有出路的（叶戈罗夫语）。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定是任何一个委员会有时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组成。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问题在于无法建立一个在自身之上还有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倒还好办，因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而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两次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剖析（第267页和第26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4页。——编者注]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157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谁只要不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词句，而是想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整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提出来的，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还在第14次会议上，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同志起来反驳阿基莫夫同志的观点，说他想“在党的最高层维护‘最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第154页，黑体是我用的〉，这样的〈阿基莫夫式的〉体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波波夫同志补充说：“对于这样的集中制，我不仅不拥护，并且要大力反对，因为它是机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根源，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只好对这个问题的真实起源避而不谈。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发现阿基莫夫这些所谓中央机关报占优势的论调中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性质[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1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296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155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157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157—158页。黑体是我用的）

　　在第25次会议重新讨论总委员会组成问题时，巴甫洛维奇同志继续原先的辩论，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因为前者具有稳定性”（第264页），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则的稳定性，紧接着在巴甫洛维奇同志之后发言的马尔托夫同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规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留一个中央委员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原则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内保持下去。”（第264页）这里还丝毫没有把关于原则的稳定性以及保持这种稳定性的问题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蛊惑人心地混淆起来。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而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顽强地使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还说到“党章的阿拉克切耶夫精神”（第268页），说到“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是中央机关报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编辑部意志的执行者〈黑体是我用的〉。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无限制地〈！！〉处理全〈！！〉党工作的权利。他们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他们的权力就会是终身的。”（第268页）为了反驳这些十分荒谬的蛊惑人心的说法，这些把思想领导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给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谈所谓“神权政治”[133]），巴甫洛维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则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主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占优势，就是为了巩固这些原则”（268页）。

　　所谓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同志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词句而已，这些词句的本质，连波波夫同志也看得很清楚，当然只是在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组成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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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总结是：不管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中怎样企图证明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的说法有矛盾和不正确，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和党章第1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火星报》第53号）说当时我们争论的“几乎只是”关于党中央机关的建立问题，这完全是歪曲。这种歪曲所以更加令人不能容忍，是因为该文作者完全回避了党章第1条的争论。其次，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组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划分，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没有举行过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和帕宁的意见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叶戈罗夫和古谢夫两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等等。最后，我最近（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认为马尔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已经巩固起来，这一论断也可以由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实来证实。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谈到党章的继续讨论（代表大会第26次会议），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叶戈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力图限制集中制，而且信心更足，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转移。他们早在章程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利：解散地方委员会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并且限于特别列举出的情况（第272页，注释1）。章程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273页），并反驳叶戈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的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不加理采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戈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可惜只是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6条说：中央委员会组织各委员会等等〉。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没有想出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那个绝妙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这个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关于党章第5条至第11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273…276页），没有多大意思。第12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章程委员会提议把增补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2/3提到4/5。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需要一致通过。叶戈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戈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戈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4/5（赞诚2/3），反对“相互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不！例如，关于是否应该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4/5减到2/3的提议。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第276—27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394页第11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编者注]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说，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使他们在通过中央机关的人选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并预先提醒要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我在这里谈的正是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当时这种提醒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同志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同志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1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这样说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1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4/5代替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即请求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戈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31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26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在记录中写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337页）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听见叶戈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抱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不奇怪的。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10页，代表大会议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议程第18—19项）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如叶戈罗夫同志那样），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难怪大家都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参与这一嘲笑写入记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举出这样一件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在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写道：“在接受这样的相互增补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增补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选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当这样做），拿这些候选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增补应当按照将由党章规定的手续进行，必须在第22条[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就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在我引用过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277—280页）。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页），“把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党章第1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关于“最大的歪曲”的有趣问题吧。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的。

　　我的“最大的歪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总共是51票，除去崩得分子是46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是43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8次表决中的7次分别有43、41、39、44、40、44、44个代表参加，有一次是47个代表（确切些说，是47票）参加，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情景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述的斗争情况！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票的数字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62页），恰恰是不利于马尔托夫本人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47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出奇的不完备。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另外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4/5减为2/3的修正案。赞成的有27票，反对的有21票（第278页），就是说，有48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增补的提议。赞成的有26票，反对的有24票（第279页），就是说，有50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增补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提议（第280页）。反对的有27票，赞成的有22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些没有保存在记录中），就是说，有49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分别有48、50、49人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47人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可见我的叙述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说明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很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划分（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只是抓住只言片语，却不肯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注意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这样还是那样的解决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党章第13条再次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把我们的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的倾向。有人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迫使少数派消失，而不是迫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第281页）读者可以看出，对于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所十分珍爱的“继承性”，阿基莫夫同志也同样十分珍爱。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马尔托夫同志高声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问题提到原则的基础上，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特别是因为阿基莫夫同志说到在同两个派别斗争时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所以要认可一种方针的胜利〈请注意，这是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说的！〉并不是要向《火星报》再一次鞠躬致敬，而是要同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第282页，黑体是我用的）

　　请看这幅图画吧：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一切争论已经完结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还在继续同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直到他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为止！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就同他在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天就顺利实现的那种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了。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当时就已经比马尔托夫同志有远见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被称为委员会的一个老的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最后并以一句非常尖刻而又确有先见之明的警句作为结束：“至于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希望我们党内产生另外一种派别是白费心思，那我应当说，甚至他本人都使我抱着这种希望。”（第283页，黑体是我用的）

　　是的，应当承认，马尔托夫同志确实没有辜负阿基莫夫同志的希望！

　　当一个可以算是做过三年工作的老的党委员会的“继承性”遭到破坏时，马尔托夫同志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话正确而跟着他走了。阿基莫夫同志取得胜利没有花多大的代价。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而且一贯拥护——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马尔丁诺夫同志、布鲁凯尔同志和崩得分子（8票）。作为“中派”真正领袖的叶戈罗夫同志采取了中庸之道：请看，他赞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见，对他们表示“同情”（第282页），并且为了证明这种同情而建议（第283页）要完全回避当时已经提出的原则问题，避而不谈同盟和联合会。他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被否决了。显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外，几乎所有的“中派”分子（10票）都同叶戈罗夫同志一起投票拥护这个提议（投票总数是42票，可见有许多人是弃权的，或者是缺席的，象进行既没有意思而结果又是毫无疑义的表决时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每当要切实地实行《火星报》的原则时，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谓“同情”原来只是口头上的，而拥护我们的只有30票或者稍微多一点。对鲁索夫的提议（承认同盟为唯一的国外组织）举行的辩论和表决，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经直接采取了原则的立场，拥护这一立场的就有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他们说鲁索夫同志的提议被提付表决是不能允许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提议是要扼杀其余一切国外组织”（叶戈罗夫语）。发言人不愿意参加“扼杀这些组织”，所以他不仅拒绝表决，并且退出了会场。但是我们要替这位“中派”首领说一句公道话：他表现了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要大十倍的坚定信念（对自己的错误原则）和政治勇气，他并不只是在事关自己那个已在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小组时才维护“被扼杀的”组织。

　　鲁索夫同志的提议以27票对15票认为可以交付表决，然后又以25票对17票获得通过。如果把没有参加表决的叶戈罗夫同志加到这17票中，那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马（18票）。

　　党章第13条关于国外组织的全文，只是以31票对12票6票弃权通过的。31票这个数目表明，代表大会上大约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说大约有多少人一贯坚持并且切实执行《火星报》的观点，——这个数目，我们在分析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时已经碰到过不下6次（关于崩得问题的地位，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而马尔托夫同志却硬要我们相信，把这样一个“狭隘的”火星派集团划分出来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还要指出，在通过党章第13条时，就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声明“拒绝参加表决”进行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讨论（第288页）。当时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声明，并且完全合理地认为，即使把联合会干脆封闭也不能使联合会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拒绝参加表决是根本反常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当时整个代表大会同主席团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派少数派分子，他们在第28次会议上还激烈地抨击他们自己后来在第31次会议上所干的事情！当马尔丁诺夫同志为自己的声明辩护时（第291页），巴甫洛维奇、托洛茨基、卡尔斯基和马尔托夫全都起来反对他。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义务（在他自己还没有成为少数派以前！），并且就这个问题大有教益地讲了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高声说：“或者你们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应该参加大会的一切工作〈黑体是我用的；当时马尔托夫同志还没有觉得少数服从多数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或者你们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不能留在会场上……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声明使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第292页）

　　马尔托夫同志教训阿基莫夫同志要懂得党员的义务！可是，阿基莫夫同志说他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着希望，这也没有白说……不过这种希望只能是在马尔托夫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得以实现。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别人时，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对马尔丁诺夫同志首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使用的“非常法”这一吓唬人的字眼，是根本充耳不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回答那些劝他收回本人声明的人说：“我们听到的解释并没有说清楚，究竟这是个原则的决定呢，还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一种非常办法。如果是一种非常办法，我们就认为这是对联合会的一种侮辱。叶戈罗夫同志也同我们一样感到这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非常法〈黑体是我用的〉，所以甚至退出了会场。”（第295页）当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都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看作一种侮辱的荒谬思想，反对这种确实荒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维护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说：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十分满意）时说，“这个决议是原则性的而不是庸俗的，至于有谁因为这个决议而感到委屈，那不关我们的事。”（第296页）但是，事实很快就说明，小组习气和庸俗观念在我们党内还非常厉害，而我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话而已。

　　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拒绝收回自己的声明，并退出了代表大会，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大会代表们喊道：“真是莫明其妙！”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组织的决议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组织的决议，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讨论以后，跟着就讨论党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火星报》组织作出权威性的推荐，但是《火星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想试验一下，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能否取得多数。同时我们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有一个革新编辑部的计划，即准备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为了阐明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下面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计划。

　　我在代表大会议程草案说明中讲述了这个计划，原文如下[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和同盟记录第53页。]：“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这里十分肯定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革新编辑部。我所指出的这个计划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说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要革新编辑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缩减编辑部成员人数，而是加以革新，因为可能增加或可能缩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增补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人们对革新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的预计可以把编辑部成员人数缩减，有的则主张增加到7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11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个最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将来的增补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说明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三个成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增补，必须六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4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当选的委员提出“异议”，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相反，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个成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增补，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委员都同意，增补还是可以进行。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表决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成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辑部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火星报》组织的一个老成员兼组委会委员被提名为第七个委员。[134]

　　可见，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革新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的机关不相称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著作家小组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辑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的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这从《火星报》的一贯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弄清楚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怀疑代表大会将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绝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将是意见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领导机关报的决议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正是因为“两个三人小组”计划是理所当然的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较了解问题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赞同，而没有人提出任何别的计划同它抗衡。

　　所以，鲁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议选出两个三人小组。虽然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们，说这个计划同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的争论转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勇气多少谈一谈同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则区别。他们宁愿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求助于抱怨，说什么可能受到委屈，借口编辑部问题已经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这后一个由柯尔佐夫同志为反对鲁索夫同志而提出的论据，简直是瞎说。在代表大会议程上规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规定的——两个单独项目（见记录第10页）：第4项是“党中央机关报”，第18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说这不是批准编辑部而只是批准方针[注：见记录第140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141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142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142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143页）]，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编辑部这一说法，即少数派方面（柯尔佐夫，第321页，波萨多夫斯基，同上页，波波夫，第322页，以及其他许多人）重复过许多次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把他们背弃大家在还能真正公正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这种行为掩盖起来。这种背弃行为决不能用原则性理由来辩护（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问题对少数派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有关六人小组或三人小组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证据）。所以他们只好用所谓“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搪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抱怨的话”（第328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们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说话不慎和考虑不周的结果：见第321页和第325页，他说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词），穆拉维约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现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已经十分明白，这样的[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322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353页）。]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321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327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324页）[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第325页）

　　我们建议每一个愿意独立研究党内分裂的原因并探讨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鲁索夫同志的发言反复读上几遍；对于鲁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数派不仅没有推翻，而且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码的道理本来是提不出异议的；鲁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们忘记了这个道理只是由于“神经过敏”。这样来说明少数派怎样从党性观点滚到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观点，使少数派感到的不愉快确实是最少的了[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维约夫同志“不要接受棘手的委托”（第322页），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吗？这不正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是“笼络人心”吗？（第328页）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吗？索罗金同志所说“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语，说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给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吗？”[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看第324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351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351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第328页）

　　现在我们把编辑部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没有驳倒（而且也没有反驳过）多数派再三指出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组计划是代表们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了的，因此这个计划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争论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组时采取了原则上错误的和不可容许的庸人立场。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记选举负责人员问题上的党的观点，甚至根本没有评价每个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终回避讨论实质问题，却一味谈论所谓协调性，“流眼泪”和“激动”（第327页，朗格的发言），说什么“有人想要谋害”某某人。少数派“神经过敏”，他们甚至不惜采取“笼络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诸如此类不能容许的手段。（第325页）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31次会议上，当代表大会已经以19票对17票3票弃权的多数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提议（见第330页和勘误表），而当原来的编辑们也已经回到会场上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编辑部多数提出的声明”（第330—331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让我们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332—333页）逐条详细地分析一下吧。

　　马尔托夫同志在旧编辑部未被批准以后说：“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许更彻底。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决议大大限制了在大会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注意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教益的政治彻底性问题。我已经援引过大家在批准《火星报》时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了这一点（记录第349页，参看前面第82页）[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46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53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说：“既然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举三个人组成的编辑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个同志的名义声明，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参加这样一个新编辑部。至于我个人，我要补充说：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候选人列入这个‘三人小组’，那我只能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我的无端侮辱〈原文如此！〉。我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那些促使人们决定改变编辑部的情况。据说这样决定是因为存在某种‘摩擦’[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让读者看看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如新《火星报》编辑部所推论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说从这一团糟的言论中可以提取什么原则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势必得出一个结论：“实行选举是同损害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对负责人员作某种变动，有权改组由它授予全权的委员会”，那就会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而“马尔托夫同志在是否可以从原先的编委会中选举一部分成员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政治概念的极大的混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说的话，第33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现在我不谈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谁提出三人小组计划这一问题所作的“个人”评论，而只谈一下他对于旧编辑部没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评价：“……现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啊！但这后半期是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被阿基莫夫同志紧紧控制的时候开始的。〉谁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涉及的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争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谁都知道，当时既涉及工作能力，又涉及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计划时还根本谈不上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我们和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委员会第七个成员呢！第二，我们已经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编辑部的多数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开始唱起阿基莫夫的调子来了。任何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任何一个多数派在任何时候都会努力争取影响，以便借助于多数把这种影响在中央机关中巩固起来，但是人们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机会主义的诽谤方面去，说什么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变成编辑部的“简单附属品”，象同一个马尔托夫同志在晚些时候说的那样，第334页。〉因此才认为有必要减少编辑部成员人数〈！！〉。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编辑部。〈请注意一下“因此”二字。编辑部怎样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属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拥有三票并且滥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同样，当选为第三个成员的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且单单用自己的一票就能消灭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是很明显的吗？所以问题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谓变成工具和附属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诽谤而已。〉我和旧编辑部的多数本来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结束党内的‘戒严状态’而奠定党内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戒严状态以及用来对付独立团体的非常法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时，我们才能担保编辑部根据党章享有的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第一次抛出“戒严状态”这个著名口号的那段言论的全文。现在请看我对他的答复：

　　“……不过，在纠正马尔托夫所谓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一声明时，我并不想因此否认同一个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不批准旧编辑部这个步骤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说法。恰恰相反，我完全无条件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即这个步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说，这是为争取影响国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行动。我比马尔托夫还更进一步。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通过组织途径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深刻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是各说各的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么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完全对：业已采取的步骤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步骤，说明我们选定了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方向。‘党内戒严状态’、‘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这些可怕的字眼，是一点也吓唬不了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实行‘戒严’，而我们的整个党章、我们现在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对政治上模糊不清的许多来源实行‘戒严’。为了对付这种模糊不清，我们正需要有特别的、哪怕是非常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骤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给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措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90—291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的提要，我在这个提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一句话，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第16页）中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语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题大做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简单事实，即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的影响，方法就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同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东西作斗争[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吗？那么他不妨告诉我们，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否可以设想会有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在中央机关中也取得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以此巩固已经赢得的影响呢？

　　在选举之前，我们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三分之一的票数给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给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组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一的票数，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二的票数。选举中央机关报三人小组和通过我们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二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一的票数。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作出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哭泣和抱怨起“戒严状态”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从社会和心理特征角度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脆弱性所作的精辟的论述。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病症，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评述，只是从表面上看才能说是离开本题。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l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

　　马尔托夫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及其他各页。]（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戈罗夫们、马霍夫们、布鲁凯尔们），却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正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而有一部分还是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少数派，极力支持机关中的小组习气，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如何解释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决议案（第336页），我把这个决议案的三个基本点有时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点就是：（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读名单以后，放过两次会议（大概是为了讨论）；（3）在没有绝对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决议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策略（对于对手也要说句公道话呀！），这个策略是叶戈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337页），可是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七个人不退出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策略是肯定可以保证马尔托夫取得完全胜利的。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火星派少数派方面不仅同崩得以及布鲁凯尔，而且同叶戈罗夫们以及马霍夫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协定”（而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是有这种协定的）。

　　你们想必记得，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诉苦说，“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订立直接协定为前提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马尔托夫同志因害怕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叶戈罗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单进行表决（叶戈罗夫同志“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计民主保证的绝对价值时同戈尔德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则），明显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当时甚至同叶戈罗夫也谈不上什么“直接协定”。但是同叶戈罗夫以及同布鲁凯尔的联盟在当时是可能有而且确实有过的，这里所谓联盟，就是说每当马尔托夫分子同我们发生严重冲突时，每当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须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时，马尔托夫分子总是保证能得到叶戈罗夫和布鲁凯尔两个人的支持。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两位同志一定会选择中央机关报六人小组，选择马尔托夫所提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为害处较少的办法，作为使火星派的目的最难达到的办法（见阿基莫夫关于党章第1条的发言以及他对马尔托夫所抱的“希望”），这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名单进行表决，放过两次会议，以及重新进行表决，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为了不用任何直接协定而又能以几乎是机械的准确性达到这种结果。

　　但是，我们的紧密的多数派仍然是紧密的多数派，所以马尔托夫同志的迂回办法也就不过是一种拖延手段，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办法。少数派曾用书面形式（在声明书中，第341页）抱怨这一点，“鉴于当时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按照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绝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抱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话（见《戒严状态》第31页）在党内数以百计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到处宣扬。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采取了由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事先规定的（第6条，记录第11页）而被可笑地说成是“虚伪”或“不公平”的秘密投票吗？是形成了被怯懦的知识分子看作“怪物”的紧密的多数派吗？或者是这帮高贵的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合常态的愿望，想要违背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许下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380页，代表大会章程第18条）的诺言吗？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愿望，他在进行选举的那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绝投票，主席团是否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注：见第342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24张选票（总共有44票），其中2张是空白票。]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343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20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　　　　　　　　　　　　　　*　　　　　　　　　　　　　　*

　　著名的“戒严状态”一词现在已经永远具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曾经是一个何等“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极力宣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态”，煞有介事地自欺欺人，硬说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了某种不正常的压迫、攻击和驱策。下面我们就会让大家看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但是，即使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说，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的多数派”不但没有压迫这些不幸的、被驱策的、被侮辱的、任人宰割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通过利亚多夫之口）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分给他们两个（第354页）。拿策略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案（第355页及以下各页）来说，也可以看出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提出决议案的同志的署名往往表明，可怕的紧密的“多数派”和“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少数派”是互相交替提出决议案的（记录第355、357、363、365、367页）。这难道象是“解除工作”以及别的什么“驱策”吗？

　　在讨论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时发生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但可惜太简短的实质性争论。这个决议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根据它的署名情况来看（第357页和第358页），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布劳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既赞成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又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规定总的原则，是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示一定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态度，而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是企图规定容许同“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订立“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两个决议案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恰恰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因而是一个琐碎的决议案。它没有规定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它没有指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的一定的政治派别，它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对待这些一定派别的基本宣传鼓动任务，它把学生运动和《解放》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因为它患有态度模糊的毛病），它过分琐碎地烦琐地规定了容许订立“暂时协定”的三个具体条件。政治态度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导致了过分的烦琐。不谈总的原则而只是列举“条件”，结果就把这种条件规定得很琐碎，严格说来，是规定错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斯塔罗韦尔提出的三个条件吧：（1）“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明确而肯定地声明，他们在同专制政府斗争时将坚决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区别在哪里呢？决议案并没有提供任何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区别不就在于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主义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斯塔罗韦尔同志认为资产阶级中进步性最小的（但终究是有进步性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主义）阶层“将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是可能的吗？？这是荒谬的，即使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这一点”（这种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当相信他们的声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两者是彼此不相容的。

　　其次，我们假定“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会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时将坚决站在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这种假定远不象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假定那样不可思议（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派别）。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内容烦琐的决议案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许同这类自由派缔结暂时协定的。可是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决议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本不正确的。暂时的协定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缔结（见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问题的决议），因而也可以同可能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缔结。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别“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和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我国自由主义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纲领（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纲领一样混乱）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实，“解放派”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总之，斯塔罗韦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赞成的决议案，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案，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撤销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过分烦琐的毛病。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1）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应当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规定这种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可能缔结这种协定的对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应当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缔结暂时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派别”问题时所做的那样（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决议案中由普列汉诺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载于记录第362页和第15页），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对普列汉诺夫决议案提出的异议，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以必须揭露一个著作家这种浅薄的结论作结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苍蝇’吗？”（第358页）这个理由是用“浅薄的结论”这种尖刻的字眼掩盖思想的贫乏，是夸夸其谈的又一个实例。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说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现”。所以，马尔托夫同志所谓“全部注意力都要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论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断，记录第88页），纯粹是一句废话。第二，在说到同俄国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的可能性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苍蝇”，就是为了使用尖刻的字眼而忽略一件基本的和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代表多少有点活动能力和组织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谈论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们党对待他们的态度而不明确提到司徒卢威先生，不明确提到《解放》，那就等于是说废话。也许，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们指出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目前能多少同“解放”派相提并论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吧？人们倒是很希望他能这样做！[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88页）

　　这几句话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妙语”集锦。（1）所谓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这完全是把概念搞混乱了。马尔托夫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要结成联盟，而只是说要缔结暂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诺夫在决议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议的“联盟”而只一般说到“支持”，那么这不是该决议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费点力气给我们解释一下“马尔丁诺夫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些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倾向同党章第1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尔托夫同志，请你赶快说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科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是（请科斯特罗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不要生气）阿基莫夫式的理由。这很象是关于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有格问题的议论[135]。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并提的《解放》这个名称）对什么样的工人是“毫无意义的”呢？对那些很少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工人。试问，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责成党员向这些工人说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不了解政治而不了解的名字隐讳不谈？如果科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愿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字样，要比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字样能给工人多好多倍的东西。

　　现在俄国工人只有通过《解放》才能切实了解我国自由派比较坦率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在这方面，合法的自由主义出版物因为它的态度模糊而毫无用处。我们应当尽可能努力（并在尽可能多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武器的批判来制止解放派先生们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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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戈罗夫同志对于我们“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问题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决议案的讨论并没有提供什么值得注意的材料，甚至可以说没有进行什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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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大会结束时，主席简短地提醒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