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米·斯切克洛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1828—1889)》一书批注[228]

尤·米·斯切克洛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1828—1889)》一书批注[228]


  尤·米·斯切克洛夫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1828一1889)》
  1909年圣彼得堡版
  第1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青年时代——大学——婚姻
  [第11页]  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以独特的方式融会贯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原理。他试图把这些原理同黑格尔的结论、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对现存经济关系的批判结合起来,因而独立地走上了一条使他接近于制定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能够创立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方面,他因被捕和流放而被迫中断的自己著书立说的活动,妨碍他这样做;另一方面,当时俄国不发达的社会关系象沉重的包袱一样压抑着他,使他不可能合乎逻辑地彻底发展自己的观点。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早三年(1843年)着手研究社会制度的卡尔·马克思,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中,而且能够做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注定做不到的事。被马克思称为“俄国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其聪明才智和学识渊博而论,未必逊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
  第2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述活动的概况
  [第30—35页]  ……一个温顺的诗人从来都不可能象那个人那样拥有如此狂热的崇拜者。那个人同果戈里一样,对一切低劣的、庸俗的、极其有害的行径满怀愤恨,通过对一切卑鄙勾当的无情痛斥来宣扬对善和真理的热爱。“对一切人和事都逢迎顺从的人,除了自己而外不会爱任何人和事;人人都满意的人,不会有善行,因为没有对恶行的鞭挞,就不可能有善行。谁都不憎恨的人,谁也不会对他感激备至……”
  农奴制度的废除日益迫近,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上层阶级的利益得到政府、贵族集团和大多数出版物的保护;只有农民群众的利益找不到真诚而无私的捍卫者。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奋不顾身,投入了战斗,既要同农奴主利益的公开的和伪善的捍卫者战斗,又要同新生的资产阶级思潮的代表战斗……
  为此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撰写了一系列卓越的论著,其中有《经济活动和立法》、《资本和劳动》、《七月王朝》、《卡芬雅克》等文章。就在这些文章和其他一系列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力揭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且指出它甚至没有能力把自己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残余的斗争进行到底;它同倾向于民主的劳动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因而实质上是大私有者利益的代表……
  为了给正在形成的年轻的俄国民主主义世界观奠定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了新出版的拉甫罗夫的小册子《实践哲学问题概论》,并且自己撰写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他在文章中阐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无情地批判了唯心主义世界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使俄国社会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曾以自己睿智而有权威的言论作出迅速的反应…… 鲁萨诺夫[注:尼·鲁萨诺夫——《西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286页。]中肯地称他为俄国革命的普罗米修斯,他在捍卫祖国人民的幸福和为后来的战士开辟道路时是不惜牺牲自己的……
  [第37—38页]  敌视妇女解放、同样也敌视个性解放的反动派诽谤说,似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鼓吹所谓“自由恋爱”[注:例如,参看敖德萨大学教授破·巴·齐托维奇在1879年出版的一本卑劣的小册子,标题为《<怎么办>?这部小说中是怎么办的》。——这位谤书作者所写的一套反对“虚无主义”、充满造谣中伤的小册子引起了政府对他的注意,1880年政府资助他出版反革命报纸《岸》。作为《俄国报》和《俄国旗帜报》两刊的前身的这家报纸没有获得丝毫成功,很快就因经营失败、似乎还因滥用公款而停刊。——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的摘录是很不完整的,见H.杰尼修克的著作《关于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评论文献》1908年莫斯科版。]。当然,这是一种诬蔑,或者说,是根本不理解新型的自由人的心理……
  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向往学术研究工作。但是他很快就确信,另一种事业对于俄罗斯人民更为有益。这位信念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满怀激情的战士,在生活到处已经沸腾起来,并且使人感到有必要向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阐明他们周围已经发生和正在酝酿着的各种事件的意义的时候,是不会躲到学院科学的寒冷的高峰上去的……
  [第42页]  从莱辛的活动开始到席勒去世为止这50年间,欧洲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发展,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莱茵河到奥得河一带的各国的前途,取决于文学运动。几乎所有其他社会因素都不能促进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只有文学能够在与重重困难作斗争中引导这个民族向前进。
  在这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在他身上对理性的威力和知识的力量的信念所占的比重超过社会学的唯物主义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以特别器重典型的启蒙思想家莱辛,还因为莱辛在很多方面使他想起别林斯基;而莱辛所处的时代使他想起40年代和50年代的俄国历史。这些年代都是“狂飚时期”,因而,一个启蒙思想家对另一些启蒙思想家心向神往,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注:在这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到了夸张的地步,而这不是他的一向严格的现实主义所固有的。例如,他把官吏们反对民众的清醒见识的行为解释为:“他们教育不良和很少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96页)。不过,这种论断在他那里是很少见的。]……
  [第45页]  为了弄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不得不(或许有点勉强地)把他由于种种原因而在零散的文章和评论中所表述的,因而有时是彼此矛盾的或未经严密思考的各种见解和思想加以综合。但是,认真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就能够使我们深信他具有相当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在讨论包括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切问题时,都力图贯彻这一世界观……
  第3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道德
  [第47—50页]  在西欧,黑格尔左派演变的结果是费尔巴哈的出现,他奠定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德国哲学的发展就这样完成了。它现在第一次获得了积极的成果,抛掉了自己过去的形而上学先验性具有的经院哲学形式,并承认自己的成果和自然科学学说的同一,从而同自然科学的一般理论及人本学结合起来。”[注:《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62页。]
  {参看恩格斯费尔巴哈与一般结论的关系[229]}
  这段话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明确地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靠拢。
  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心主义认为精神先于自然界,唯物主义确认自然界或物质先于精神。在这方面,费尔巴哈接受唯物主义,屏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观念[注:朗格想证明费尔巴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史》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394页及以下各页),那是经不起批评的。参看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7页及以下各页;《二十年来》1909年圣彼得堡版第3版第271页及以下各页。]……
  {不确切!注意参看费尔巴哈[230]}
  [第53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以往的道德科学理论,由于忽视人本主义原则,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人本主义原则究竟是什么呢?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人本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无论涉及到人的生命过程的哪一部分,一贯牢记整个这一过程及其每一部分都发生在人的机体之中,这个机体就是产生它所考察的现象的质料;现象的质由质料的特性所制约;而现象据以发生的规律,仅仅是自然界规律作用的特殊的局部情况……”(黑体是我们用的)
  [第58—60页]  这就是这篇著名的文章,它第一次在俄国出版物中明确地阐述了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引申出非常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是“新人”即平民知识分子的哲学宣言——革命民主派的敌人也是这样看的……
  《祖国纪事》把尤尔凯维奇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作了分类。[注:基辅神学院“温良谦恭”的教授尤尔凯维奇由于写了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而官运亨通:卡特柯夫和列昂季耶夫很快就把他调到莫斯科担任哲学教授。同时,这个倒霉的人也因此而名声不朽。这种不朽难道值得羡慕吗?]它们被归结为如下几点:(1)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懂得哲学;(2)他把自然科学方法在心理现象研究中的运用同对精神现象的解释本身混淆起来;(3)他不理解内省作为心理认识的特殊源泉所具有的重要性;(4)他“搅混了<?>关于物质统一性的形而上学的学说”;(5)他设想量的差别转化为质的差别的可能性;(6)最后,“您设想,任何观点都已经是科学事实,这样一来,就取消了人类生活和动物生活的区别。您取消了人的道德个性,只承认动物的利已动机”。[注:下面我们将看到,几乎过了40年以后,伊万诺夫先生往其《俄国批判史》中列举了类似的论据。不坏吧?]
  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尤尔凯维奇在他身上所揭示的致命的罪状,就是正教中学笔记本所揭示的亚里士多德、培根、伽桑狄、洛克等人的罪状,总之,就是一切无缘跻身于唯心主义行帮的那些哲学家的罪状……
  [第63页]  唯心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则是与社会上升的各个时期和具有革命情绪的各阶级相适应的、能动的体系。车尔尼雪夫斯基同自己的整整一代人自然地都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观点……
  [第66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哲学世界观和一定的实践追求联系起来,他懂得现代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哲学……
  [第71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与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极为相似;因此,我们讲一讲后者的伦理学。正如恩格斯[注:恩格斯:《从古典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231]第35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辛辣地嘲笑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指出,按照他的道德观,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投机得当。当然,这是辩论的手法,但他成功地揭示出费尔巴哈道德观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就形式而言是现实的,就其本质而言则完全是抽象的……
  [第74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自己的论证。一周又一周地陪伴在病友床边的人,为了自己的友情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自由;这种“自己的”感情在他身上是如此强烈,满足了这种感情,他所感到的愉快就比从任何其他娱乐,甚至从自由所感到的愉快都要大得多;而违背这种感情,不去满足这种感情,他所感到的不愉快就大于因一时束缚自己的自由而多少感到的不愉快。对于为科学事业而舍弃个人生活的科学家,或者对于“通常称为狂热分子”的政治活动家,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解释,也就是革命家,也可以这样讲……
  [第82页]  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理论不应当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乍看起来是个人主义的学说,实际上完全贯穿着社会性。重要的不是“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形式,而是它的内容;而且,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追随者是在社会意义上、在为社会的和全人类的利益服务的意义上解决有关的一切争论问题。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道德观的基础是职责的观念,而且是自由入的职责的观念,是与内在的、固有的高尚品质相适应的选择观念。“做被压迫者的保护者或者做压迫制度的捍卫者,这个选择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并不困难.”[注:《车尔尼雪夫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合乎理性的利己主义理论,这也是诚实人的道德,是60年代的革命一代的道德……
  第4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和评论
  [第93页]  开始从事历史性事业的革命民主派的充满力量和希望的代表,坚决屏弃把宇宙规律看作悲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这里,他也企图采取“人本主义的”观点……
  [第104页]  对于他来说,美学问题只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年轻的革命思想家同所仇恨的旧世界及其全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全部意识形态和道德进行了初次交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论文中,“在有些烦琐的形式下,迸发着对生活、工作、人间幸福的渴望”[注:安德列耶维奇:《俄国文学的哲学初探》1905年圣彼得堡版第249页。]。他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绪的代言人,当时(克里木战争以后)已经举着反抗的大旗勇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5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哲学
  [第135页]  如果回忆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在紧随着1848—1849年革命运动被镇压而来临的欧洲严峻的反动时期;拿破仑第三在法兰西取得胜利,奥地利恢复专制制度,普鲁士在封建反动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意大利徒劳无益地渴望得到解放,俄国刚刚考虑摆脱农奴制度;如果回忆一下,欧洲的政治气氛只是在1859年奥意战争之后才开始活跃起来,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并不相信俄国具备了巨大的革命力量,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客观主义常常使他陷入忧郁的悲观主义。尽管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认为,有人格者的天职是不要向自己和自己的读者隐瞒全部真相,不管这种真相多么令人痛苦,并且他永远不承认这样的论点:“对我们进行吹捧的谎言比许许多多卑微的真理更为珍贵……”
  [第145—147页]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根据工业趋势是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提倡对生活抱乐观主义态度……“……拿破仑在西班牙和德国的胜利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某些好处,工厂主和工程师、商人和工艺师的胜利怎能不带来某些好处呢?当工业发展时,进步就有保证。我们主要从这一点出发,对我国工业进度的增长感到高兴。”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兴奋地指出工业发展领域中的若干新事实:创办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新的轮船公司,基辅的农业展览馆等等[注:《现代评论》(1857年11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561—562页。参看《期刊评论》(1856年11月),在这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采取措拖建设庞大的铁路网”是克里木战争以后“所有改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653页。]……
  读了上面所讲的以后,当我们听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社会的不满情绪通常是政治骚动的基础[注:《七月王朝》,《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63页。]时,自然就不感到奇怪了。他那句就象是从马克思1848年至1849年的一些小册子中采用的话,并不使我们感到诧异,他说:“各种不同的因素促使拿破仑王朝、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的覆灭”’。[注:《卡芬雅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3页。]同样,我们在读到他有关罗马衰亡的原因的论断时也不感到惊讶。他继普林尼之后以十地关系的改变来解释罗马的衰亡:“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latifundia perdidere ltaliam……”[注:《瓷本与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15页。]
  {参看普列汉诺夫[232]}
  [第152页]  车尔尼雪夫所基在《资本与劳动》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构成古代历史的基础。他认为,在雅典,纯粹的政治因素在这种斗争中占优势:世袭贵族和平民几乎完全是围绕着争取或反对扩大平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注:很显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错了。但这个错误是偶然的,因为他历来证明经济利益的冲突是政治斗争的基础。——不过,我们在恩格斯那里也见到过这样的话:“至少在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因素,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领域才有决定意义。”(上引著作第57页)似乎只有“在现代历史上”情况才是如此?自然,这是失言。我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诸如此类的失言就不要太苛刻了。]在罗马,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则更突出地居于首位……
  [第154—155页]  总之,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清楚:现代社会各阶级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与生产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相适应的是现代社会三个基本阶级即土地占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穆勒著作的注释中明确地指出:总的说来,对产品按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三项来划分制约着这三个阶级的相互关系……
  [第157—160页]  的确,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碰到“无产阶级的溃疡”这个用语,但是,他只是在和资产者——崇拜西欧的人辩论时才使用这个用语,这些崇拜西欧的人倾向于把西欧几乎看成天堂,不愿意对西欧关系中消极的方面持批评的态度[注:《期刊评论》(《俄罗斯谈话》和斯拉夫主义)1857年3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1页。——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指望被当局怀疑的斯拉夫主义的“优秀代表”能够同民主党人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自由和保证人民福利问题上)携手前进。但是,在这方面,他很快就大失所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可能为了更可靠地保护村社土地占有制而向俄国社会提出威胁人民的无产阶级化的警告。然而,要知道,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法的社会民主党人也采用类似的论证(当然,不是就形式而是就实质而言)
  但是,什么是无产者?或许车尔尼雪夫斯基指的是纯粹的穷人或者“平民百姓”?还是听听车尔尼雪夫断基本人说的吧。维尔纳茨基说,在法国“许多无产者都有不动产”,车尔尼雪夫斯基嗤笑了这句话,他写道:“我们冒昧地问一下,这种怪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多次读过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们历来认为无产者指的是没有财产的人;这决不是单纯指穷人。是的,经济学家严格地区别这个概念:穷人是单纯指有微薄生活资料的人,而无产者则是没有财产的人。穷人与富人相对立,而无产者与有产者相对立。一个拥有5公顷土地的法国农民,如果他的土地贫瘠或者家庭人口特别多,他可能生活很拮据,但他毕竟不是无产者;相反,巴黎或里昂的某一个技术工人,同这个农民相比,可能住着比较温暖而舒适的居室,可能吃得比较好和穿得比较好,但只要他没有不动产,没有资本,而他的境遇全靠工资来决定,那他终究是一个无产者。”[注:《论土地占有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418页(1857年)。]这位民粹主义创始人所说的这番话表明,同民粹派的这样一些追随者,例如,同至今还不愿理解穷人和无产者之间的区别的维·切尔诺夫相比,他站得高得多。这些话还表明,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无产……比一般贫穷是更为严重的溃疡”。车尔尼雪夫斯基指的是生存毫无保障,它使无产者在失业、生病或者年老的情况下注定要饿死……他说:“我们一点也不怀疑,这种痛苦将会被治愈;这种疾病不是致命的,而是会康复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303页(1857年)。]无产者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是不会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比以前更为剧烈的新的骚乱。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另一方面,无产者的数量不断增大,而主要的是他们对于自身力量的认识在增长,对于自己的要求的理解在明确起来,”[注:《论土地占有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弟455页(1857年)。]读者,请您坦率地回答,这句话难道不能使您想起《共产党宣言》里的任何观点吗?
  [第174一176页]  我们的一部分有民粹主义情绪的读者很少关心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他的世界观;他们很可能认为,确认这种接近是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亵渎。相反地,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他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作家,是在当时有益、但离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去甚远的作家。由于历史的作弄,这位客观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成了民粹主义的鼻祖,这就强烈地影响了上述人们对他的态度。一般说来,大多数读者只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主义小说《怎么办?》的作者,似乎他幻想通过少数革命知识分子的密谋活动使俄国从村社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正科学面貌与这种臆造形象极少共同之处……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以严格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来观察人类历史的。他看出人类历史是通过矛盾、通过本身就是逐渐量变的结果的飞跃而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不停顿的辩证过程的结果就形成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历史上起作用的人物是社会各阶级,它们的斗争由经济原因制约。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以及决定着意识形态的经济因素是历史进程的基础。
  能够否认这种观点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体系的区别仅仅在于缺乏系统性和某些术语的准确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历史哲学观点上唯一严重的缺陷在于他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作为历史进程的基本因素的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第7章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
  (第275—280页]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一点的论断中,我们再次碰到天才的洞见和空想主义倾向的怪诞的混合。这种混合,也象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是由我们不止一次地讲过的他的经济体系的一般性质造成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责穆勒,是因为后者“对最主要的商品——劳动”只讲了两三点意见,可是“劳动对于极大多数人来说,是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商品”。[注:《穆勒著作评注》第436页及以下各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这样说明这种情况的:穆勒的全部分析是从资本家的观点出发的,“这种产生了生产价值观念的观点,是生产者的观点,而且只是购买雇佣劳动者的劳动的生产者的观点”[注:同上,第492页。]。如果不提出关于这个“奇特商品”的根本问题,那么也就不必单独谈论关于它的交换价值:商品之作为商品,就在于它服从于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仅此而已。“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劳动是否应该成为商品、是否应该具有交换价值?”……
  购买劳动和购买奴隶的区别仅仅在于出卖时间的长短,以及出卖者给予购买者支配自己的权力程度。这里基本特征是同样的:一个私人支配另一个人的经济力量的权力。“法律学家和行政领导人可以关心购买劳动和购买奴隶之间的区别;但政治经济学家却不必关心”……
  “劳动不是产品。它还只是生产力,它只是产品的源泉。它同产品的区别就象肌肉同靠肌肉举起的重物的区别,就象人同呢绒或面包的区别一样……”[注:同上,第493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继古典经济学之后,区分了两种价值形态:内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所说的内在价值是指使用价值。[注:“买主认为,一个物品要具有交换价值,它就必须……对他有一定的用处……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这一点是这样表述的:只有具备内在价值的那些物品才具有交换价值。”《穆勒著作评注》第420页。]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不同正在于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分析这种内在价值。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其说是从它的内部客观趋势的观点出发,还不如说是从它与社会、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观点出发……
  车尔尼雪夫斯基总结道:“我们看到,交换价值就其实质而言应当同内在价值一致,交换价值偏离内在价值只是由于错误地把劳动当成商品,劳动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成为商品。因此,区分交换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只能证明存在有二者之间差异的生活在经济上不合乎要求。理论应当象看待奴役制、垄断、保护关税政策那样来看待交换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差别。理论可以而且应当尽量详细地研究这些现象,但是不应当忘记,它在这里描述的是偏离正常秩序。它能发现,要排除经济生活的这些现象中的某一种现象,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治愈经济病症中的某一种病症无论需要多么长的时间,它都必须明白,事物的健全状态应该是怎样的。”[注:《穆勒著作评注》第440—441页。]
  事物的健全状态——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任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按照社会需求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不再是商品,而“交换价值与内在价值相一致”。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中或者为销售而生产时,生产力在各行各业之间的分配决定于社会购买力的分配;而在“直接以生产者的需求”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中,它就决定于这些需求。在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低级发展阶段上情况是这样,在以有组织的集体经济为主的高级经济发展阶段上,情况将也是这样[注:《穆勒著作评注》第449—450页。——现在已经懂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关于价值的17条提纲所作的那些补充的含义(见上面,第232页):在这些补充中,他从两种价值形态之间对立的观点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对立起来。]……
  [第282—283页]  在这种体系下,“产品的交换价值是不予注意的;产品直接从属于人们的需求,只考察它的满足人的需求的适用性——即它的内在价值;产品取得交换价值被看作是偶然的、特殊的情况,因为大量的产品不是用于出售或者交换,而是直接为生产者的需要服务;如果有一部分产品用于和另一些生产者的产品进行交换,[注:我们在这里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容许在未来的社会中也有部分交换。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关键在于他设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可能有一个过渡阶段。]那么交换价值也不是某种与内在价值不同的东西一一内在价值直接变成交换价值,没有任何增加或者减少……”[注:综观以上所述,很清楚,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价值观和蒲鲁东的价值观之间可以确定有某种最一般的相似之处,那么这种相似是纯粹形式上的。按照蒲鲁东的看法,他的“确定(或构成)价值”只能够在自由交换自己产品-商品的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中实现;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价值“标准”恰恰相反,是以建立在集体劳动和集体占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的、只准许把自己产品的极小部分投入交换的有组织的社会为前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而蒲鲁东的出发点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体的观点。在前者的“价值标准”开始起作用的地方,后者的“确定价值”是没有地盘的。]
  {“仅仅如此?”}[注:这几个字,列宁写在该页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第295—296页]  读者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体系的性质,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这个目的在于通过对现存的经济美系的批判来揭露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危害,强调它的暂时性,并阐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同时,重心自然就转移到从行将到来的新事物的观点出发批判现存事物以及描述未来制度(尽管是最一般的轮廓)。由此可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现存经济关系的分析有些逊色,并且,正象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的,从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来看,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概念所下的定义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是,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采用的方法的某些缺点有损于他的体系的一般意义,从而使这个体系缺乏持久的生命力,如果说这个体系虽然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可是现在必须认为它已经过时了,那么,这些一般的缺点和那些个别定义的不准确并不妨碍我们这位作者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表一系列深刻的批判意见。而且,在这方面,十分出色地表现出我们这位作者的才能和远见卓识……
  [第320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当然没有摆脱某些空想主义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理由就认定他只不过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处于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接近于后者……
  [第324页]  我们再重复一次,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主义,应当留有余地。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主要地是从空想主义体系中撷取它们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观点,以及关于未来制度的一般原则,例如,工业和农业的联合、结合,生产组织等等;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空想主义体系的缺陷,并对它们的许多论点作了精彩的批判……
  [第328—330页]  但是,这一切难道能够使我们有理由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归入空想主义者的行列吗?我们绝不这样认为。
  从上面整个论述中看得很清楚,不能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算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一切缺点同我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根本不相干的。他丝毫没有把宗法的野蛮状态理想化;他坚决否定了小生产的生命力;他的积极的纲领决不是归结结为恢复小手工业或小农业,而是归结为按集体主义原则建立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组织。
  但是,有没有根据杷我们的作者列为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呢?我们往下看……
  马克思对待蒲鲁东和拉萨尔(后者曾是他的学生)等欧洲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以及赫尔岑、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等俄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活动是如此严格,但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好感。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要表示赞赏是极有分寸的,而且也不轻易给予很高的评语,他却承认我们这位作者是精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显然,这个很高的评语出自严格的马克思之口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总有某些重要的理由,——如果把这个评语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重大代表人物的严格评语相比,就更其如此。这些理由无疑是存在的
  [第332—336页]  空想主义者的特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不相干,只有一点例外:他同样认为建立生产协作社是一种证明协作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优越的方式,并且是一种宣传新思想的工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和空想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别!首先,他从来没有宣称建立这种协作社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他并不试图教条式地把这一个形式强加于工人阶级,也没有把它与工人运动的其他历史形式对立起来;其次,他不仅不否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而且相反地,正如我们在前面(第5章和第6章)所看到的,他责难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实现这些任务,特别是在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的问题上所表现的胆怯和不彻底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同那些妄想以自己天才的臆想施恩于愚昧的人类、并高高在上地观望愚民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旋涡中绝望挣扎的点金术大师、书斋思想家等的政治冷淡主义、狭隘的排外性,——总之,同宗派主义的妄自尊大和学究气是绝对不相容的。[注:顺便提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指责圣西门主义者的政治冷淡主义以及朝拜新耶路撒冷的宗派主义行径:“圣西门主义者庄严地开始实施新生活秩序是在1832年6月6日,就是在这一天,由为拉马克送殡的队伍引发的共和党人起义在巴黎的几个相邻的街区爆发了。在镇压为数不多的武装起义队伍的隆隆炮声中,圣西门主义者若无其事地搞自己的内部组织,似乎表明,从事改革社会的老激进党同他们毫不相干。他们认为老激进党所走的改造社会的道路是错误的,甚至不懂得哪些改革对于社会是需要的。圣西门主义者在抛弃旧世界的同时,甚至也抛弃了旧世界中比谁都更渴望为平民百姓造福的人们”(《七月王朝》,上引著作第146页)。]
  如果说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判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的学生,那么在实践活动领域和政治斗争的方法方面,他更接近于布朗基主义者和宪章派……
  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会近期到来。在这一方面,他看问题比40年代末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现实一些。他在《经济活动和立法》(1859年)一文中说过:我们离社会主义还很遥远,“可能不是一千年,但或许比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更长”[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450页。]。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村社所抱的希望(他一时对村社还抱着这些希望)按这样的意思作解释:似乎他认为可能有一个从文盲众多、使用木轱辘车的俄国野蛮时期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世纪的突然飞跃。他认为,如果历史象“极其钟爱小孙子的奶奶”[注:同上,第329页。]那样对俄罗斯人民特别有利,那么或许会出现某种类似我们近几年称为“劳动共和国”那样的事物。而在这种情况下,村社的保存会提供逐步过渡到使用机器的真正的集体农业的可能性。
  总之,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不相信社会主义会近期来临的,但他以为目前就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理,“否则我们将会迷路”[注:《穆勒著作评注》第634页及以下各页。]。如果现在全面地、最终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可以想象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自己的纯理论著作中一心关注其体系的正确性和彻底性而阐发自己思想的思想家,能够只利用自己体系中容易在当前实现的那一部分,仅就当前的实践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难道不是有这种情况吗?”这就是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整体性时,“讲一讲当前现实中可能做到的事”,不是没有益处的。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再次谈到仿照傅立叶和路易·勃朗制定他自己的关于生产协作社的计划时,总是有保留地说:“这仅仅是一个考虑到现时代可能范围之内的设想”[注:在这一方面,傅立叶关于保障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协会制度、和谐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学说,无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影响。傅立叶的保障制度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在文明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将从属于对社会利益的保障。私有制的绝对权力将受到限制;股份公司事务所在协作原则下组织生产和贸易;将建立使公民免于各种灾祸的广泛的国家保险系统;将组织对失业者的广泛的社会援助,等等。总之,即使人类不能超越保障制度阶段而立即从文明制度过渡到和谐制度,无限制的竞争制度也将消除,而国家对经济关系的干预将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得到特别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车尔尼雪夫斯基。想一想,就连考茨基在他的《革命的翌日》这本小册子中也谈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逐步实现——当然,指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事。我们更不要忘记,在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接近的时期,在马克思本人影响之下召开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也承认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会有社会主义的这种局部实现(它们把土地国有化,铁路、运河和矿山的国有化,及其向工人团体的转让等都列为这种局部实现)。
  {哦!斯切克洛夫同志胡址了}
  第8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当时的俄国社会
  第340—354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其悲观地看待当时的俄国社会;他认为俄国社会既没有进行坚决斗争的意愿,也没有能够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力量。他的中篇小说《低低的声音》中的主人公说道:“按照我们的信念来改造俄国社会的生活!在青年时代有各种各样离奇的幻想是自然的,但在我这样的年纪还保持幼稚的想法是丢人的……我早巳进入成年,早已看出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我是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个民族的儿子。为把我的信念运用到它的生活中去而奔走,就象努力向水牛灌输我们关于牛轭的概念一样。”[注:《低低的声音》,《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63页。]他觉得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昏睡不醒的”时代里[注:同上,70页。]……
  列维茨基是这样转述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谈话的印象的。[注:《列维茨基日记》(《序幕》未完成的第2部分),《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10页及以下各页。]
  在他的话中,许多东西都显得太阴暗、太绝望。他的话激起了听者对当前的事物和当前的一切活动的极度鄙视。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不必因为我们的一切社会事务都是渺小的、荒谬的而着急。除了琐碎的小事,我们的社会没有干什么。例如现在[注:即50年代末期。],它仅仅因为农奴制的废除而着急。农奴制算什么东西?小事一桩。而奴役制在美国不是小事:南方各州的黑人劳动者和北方各州的白人劳动者之间在权利和福利方面有天壤之别;把奴隶同北方的劳动者对比一下是大有益处的。我们这里不是这么回事。自由的农民比农奴生活得更好吗?他们的社会作用又能好多少呢?差别是如此微小,以至于不值一提。既然土地仍然被贵族占有,那么农奴制的废除就是小事一桩。百分之一的农民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其他农民只会受到损失。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小事和废话。在国家制度的一般性质面前,这些都是废话。假定这种局部的改革会实现,那么下一步该是什么呢?是陪审法庭吗?“这也是重要的东西,只要不是处在这样的一般国家制度的影响之下。在这种国家制度下,任何法庭形式的作用不见得比陪审法庭的作用坏得多。”两件小事,这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俄国社会为之奔走和陶醉的整个纲领;而眼下还预见不到任何特殊情况……
  列维茨基(杜勃罗留波夫)不能赞同沃尔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阴郁的结论,尽管在谈话时受到这种渊博而透彻的思想的强烈影响。他承认沃尔根是一个全心全意忠诚于人民利益的人,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沃尔根的缺点:他不相信人民……
  我们从这本极有意思的日记(请不要忘记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写的)中再援引一段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50年代后半期)情绪的对话。住在偏僻的外省的列维茨基回忆起他同自己老师的谈话。“脑子里想着彼得堡,新闻界,我们的自由派,而沃尔根,他无精打采地嘲笑说:‘唉,您呀!得啦,同这种混蛋能搞出什么名堂?’而你反驳沃尔根说:‘社会上何处何时没有成群的混蛋?但同时,随时随地都有正派人在工作。’沃尔根继续他那无精打采的嘲讽:‘自然,这是因为愚蠢;聪明人随时随地都干蠢事,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徒劳无益的事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历史并不按照聪明人的想法和行动前进,而是按照傻子和愚人的胡闹前进。聪明人没有必要插手,插手与己无关的事是愚蠢的,真的!’对此,你也回敬他:‘问题不在于插手是否聪明,而在于是否能不插手?我的身体由于寒冷而发抖,这是否聪明?由于嗅到瓦斯而感到窒息,这是否聪明?蠢话。对我来说,情况最好不是这样;但我的本性就是如此:由于寒冷就发抖,见到卑鄙的事情就愤慨。还有,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穿令人窒息的监狱的墙壁,那么我就用额头碰。尽管墙壁纹丝不动,即使撞得头破血流,我毕竟还是赢了。’我看到他无精打采地微笑,看到他摇头说:‘唉,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你说得不错。但请相信,不值得有这些感情。’——你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值得不值得,而在于你有这些感情。”’[注:《列维茨基日记》(《序幕》未完成的第2部分),《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39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写道:为人们工作,而人们并不理解工作的人,这对于工作的人很不舒服,而且对于工作的成效也很不利。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时代人的悲剧。当时,由于社会力量的对比,事态的进程以注定失败之势径直朝着违背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
  而自由派呢?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这位革命者看来,对自由派不信任是必然的;因为自由派最不考虑人民的福利,而是追求纯粹的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倘若自由派即使在追求本阶级的目的时表现出哪怕一点点果断性和坚决性,倘若他们能理解,只要在俄国还完整地保留着旧制度的基本特征,任何改良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会宽恕他们的一半历史罪责……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俄国社会里,没有男子汉。一个男孩子不养成独立参加社会事务的习惯,不具备公民感,长大了成为中年男人而后成为老年男人,然而成不了男子汉,或者,至少不会成为有高尚性格的男子汉。短浅的眼光和狭隘的利益会反映到人的性格和意志上:“眼光有多远,决心就有多大”。这决定着俄罗斯英雄人物的性格,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这些俄罗斯英雄人物在我们所有作家的笔下的所作所为都千篇一律。“只要不谈行动,只要仅仅用空谈和幻想去充塞空闲的时光、空虚的头脑和空虚的心灵,这样的人物真是能说会道;但等事情到了要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的时候,大多数人物就开始动摇,并且觉得舌头不灵活了。很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好歹还能竭力用不听使唤的舌头表达关于他们思想的模糊概念。但是,有谁想抓住他们的愿望,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这样,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就开始行动吧,我们支持你们’。——听了这一番话,最勇敢的人有一半就会晕倒;剩下的就开始很粗暴地责备您,说您使他们陷入了窘境,说没想到您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说他们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了,因为‘怎么能这样快呢’,‘况且他们都是诚实的人’,而且不仅是诚实的人,也是很温和的人。他们不愿给您找麻烦,再说,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闲着没事才谈谈的一切而去奔走吗,最好还是什么也别干,因为一切都同奔走与不便联在一起,并且眼下任何好处也不会有,因为,已经讲过,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等等。”[注:《赴约会的俄国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0—91页(18)]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评屠格涅夫的小说《阿霞》的文章,是为了揭露“自由派的幻想”。他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一贯同这些幻想作斗争,同时揭露自由派的追求的狭隘性和阶级性。不言而喻,自由派因此报以刻骨的仇恨,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格列奇、布尔加林、先科夫斯基相提并论。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仁并不在乎自由派的诽谤,而是继续无情地揭露自由派的温情主义,揭露他们洋洋自得和目空一切地侈谈俄国的进步;他们证明,俄国进步的单桅帆船不仅没有全速前进,而是安稳舒适地停留在陈旧的历史泥潭中。在《同时代人》杂志的讽刺副刊上,即著名的《哨声》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很少投稿(该刊由杜勃罗留波夫主持),但他对该刊的方向和内容都有巨大影响,无情地嘲讽自由派的兴高采烈、温和适中、循规蹈矩以及自由派心爱的“公开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序幕》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对俄国自由派的态度。至于对自由派的官僚们就更不必说了:他对他们极其蔑视,满腔仇恨,甚至比对公开的、顽固的反动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859年《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的赫尔岑题为《Very dangerous!》(《非常危险!》)的文章,矛头直接指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仁。赫尔岑写道:“最近一个时期,在我们新闻界开始吹来一股臭气,某种思想堕落。”赫尔岑否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是社会舆论的表现,而推测他们的文章是政府授意的……
  在赫尔岑达篇声名狼藉的文章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几乎成了反动派的奸细和走狗,而斯坦尼斯拉夫则被预言为专制制度的未来牺牲品,这篇文章给《同时代人》的同仁们以极为恶劣的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1859年6月出国。在伦敦,他和赫尔岑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次对话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对话双方在当时各执一端。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是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思想流派的代表,而赫尔岑那时还持开明自由派的观点,甚至还没有摆脱对自由派官僚制度的某些幻想……
  赫尔岑在《多余的人和肝火旺的人》[注:《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241—248页。]这篇文章中把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会面叙述得非常偏颇、非常片面。照他的说法,俄国社会思想两大派别代表人物的全部谈话似乎都是围绕着对30年代和40年代历史的回顾……
  毋庸置疑,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之间的争论应该是关于对待当时俄国自由派和对待60年代改革的态度……
  赫尔岑在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话之后,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所谓按照政府旨意行动的激进派的诋毁。现在,他已经承认,他们是一些心地最善良、态度最光明磊落的人;但他又补充道,他们对话的语气足以使天使打架、使圣人咒骂。[注:大家知道,当人们无力用更重要的论据反驳对力时,就只好议论对方的语气。]而且,按照赫尔岑的说法,他们是如此自信地夸大世间的一切,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使人们不快,以致使好心的人们无法忍受。对于人们认为是“大瓶子”的东西,他们总是要阴郁地说:“不对,是能装40大桶的容器!”赫尔岑总是用这样一个希望来安慰自己:这类肝火旺的人长不了。他说,生活不能长久地容忍涅瓦河的丹尼尔之流的令人沮丧的面孔,他们总是阴郁地指责别人吃饭时为什么牙齿不出响声,为什么在欣赏图画和音乐时忘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痛苦。这些受容易激动的“浓厚”自尊心堂煎熬的无情的否定者,这些本领未能施展、天才一无成就的疑病症患者,应当由乐观和健康的新一代来取代。赫尔岑之流的老头想必会越过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健康的、肝火旺的一代人,向新一代伸出自己的手。
  我们看到,甚至象赫尔岑这样真诚而又开明的自由派代表人物,都根本不能理解第一代俄国革命民主派。[注:鲍古查尔斯基先生在《俄国社会的往事》(第250页)一书中叙述了这两个派别的冲突,他断言:“十分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问题的实质上是错误的。”诚然,他想明白后也回忆说:“关于这问题(在伦敦的交谈),我们只有单方面的佐证材料。”但是,首先,对此必须先回忆起来,然后再作如此坚决的结论;其次,两位伟大作家的全部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佐证材料。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忠于自己的观点,历史也证明了他对俄国自由派的态度是正确的;而赫尔岑不得不很快放弃自己的温情主义,并在很多问题上采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那么为什么鲍古查尔斯基先生还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问题的实质上是错误的”?是在什么样的问题的什么样的实质上?是不是指他对俄国自由派的态度?还是指对自由派官僚制度的态度?这就是所谓受过解放派一立宪民主派的熏陶!]只听语气,他就看不出他们的追求的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由派和民主派那时已经是如此互不相容。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两代人的冲突,或者更确切的说,与其说是两代人的冲突,不如说是代表根本不同的、敌对的阶级利益的两种社会潮流、两个党派的冲突。[注:典型的事例是,屠格涅夫(当然,他是40年代的人)同激进的《同时代人》决裂,投奔卡特柯夫主办的《俄罗斯通报》杂志,当时卡特柯夫已经充分暴露自己的真正倾向。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刊登在1862年的《俄罗斯通报》上,不论怎么说,这部小说旨在抨击虚无主义者(尽管由于作者的艺术上的真诚,巴扎罗夫这个虚无主义者还是比小说中其他一切人物更令人有好感)。与此同时,卡特柯夫在他的杂志上已经进行着反对民主派的告密活动。不久,又攻击赫尔岑(屠格涅夫的挚友),对他大肆污蔑。]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和进步贵族的利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仁们捍卫劳动者的,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平民的利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混合在平民中间的。同时,不应忽视农
  
  民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还达不到被革命民主派列为重要历史因素的程度而从劳动群众中分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只以为农民在起主要作用,而对无产阶级只是含糊其词和轻描淡写地提一下(例如,《怎么办?》里的缝纫工场)。
  在俄罗斯,正因为制度的基础是农奴制,一切公正的和生气勃勃的事物都由于这个制度而窒息。所以当政府通过第一批法令宣布它决心解放农民时,当时俄国的先进人士是如此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这批法令。甚至连我们的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时也被大众的热情所感染,而且同赫尔岑说的“高卢人,你胜利了!”这句话相对照,也在自己的文章《关于农村生活的新条件》(1858年(《同时代人》第2期)的篇首写了献给亚历山大二世的题词:“你喜爱正义,憎恨邪恶;因此上帝选立了你,使你饱受喜乐(《诗篇》第45篇第8节)……”[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50页及以下各页。]
  俄国生活中一切缺陷的最主要的根源是农奴制。[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结果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多少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农奴制改革的失败迫使他更深入地探求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且,他在俄国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这种原因,他也承认农奴制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随着我们生活中这一主要罪恶的消亡,其他每一种罪恶将减掉十分之九的力量。”农奴制使“政府的一切关怀、许多个人为俄国利益所作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在农奴制下,无论是公正的裁判、国家体制的正常发挥职能、井然有序的行政管理,还是合理的预算方案、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农民的强制劳动,首先对地主本身不利。废除农奴制必将给全体人民和全国带来好处,但最多、最先受益者是地主阶级,其次是商人和企业主:这就是为什么全国都应当为农奴的解放付出代价。[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62、66、67、94、99、112、387页。]但是只有在改革将深入而认真地进行,只有在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土地并且只付少量赎金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积极的方面才会表现出来。[注:实质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完全剥夺地主,不付任何赎金,把土地转交给农民;鉴于书报检查的条件,他不能在自己的论著中公开地讲这一点。参看下面从他的长篇小说《序幕》(同索柯洛夫斯基的谈话)中引述的一段话。]只要合理地解决农民问题,俄国就能大步前进,而且村社土地占有制将有助于俄国逐步地、健康地过渡到更高级的有组织的劳动形式。
  正因为这样,政府在农民改革方面迈出的最初步伐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兴奋,使他因这些美好的希望而鼓舞。也正因为这样,他大笔一挥,写出与作者的一般世界观不相称的、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溢美之辞:“答应为温顺的良民祝福,将为亚历山大二世戴上欧洲任何一国君主都不曾戴过的幸福之冕,这种幸福属于一个开始着手并终于解放自己臣民的君主”。但是不久,也就在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清政府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歪曲了这场伟大的改革时,改变了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注:在《对反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这篇著名论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嘲笑自己曾一时沉浸在乐观的希望中。该文刊登在1858年《同时代人》杂志第12期上。]
  [第356—362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怀着苦闷和无能为力的愤慨心情看到,落入官僚和农奴主手中的农民改革,遭到彻底的歪曲并危害着人民的利益。无人过问人民的意愿,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担负起表达农民观点的责任。他说,人民期望从改革中获得土地和自由,即不仅获得个人的解放,而且期望以适当的赎金获得所使用的全部土地(正如我们上面已指出的那样,在当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关于不付赎金的解放,连提一下都不行)。他提醒政府,暂时保持强制关系和繁重的赎金会使人民觉得他们受骗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面临最严重的考验。[注:《生活的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545—547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农民改革被歪曲而满怀激愤,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他开始倾向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不进行任何改革会更好些。沃尔根说:“如果没有必要的条件使改革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下去,那么我就不希望搞改革。”[注:《序幕》,上引著作第91、116、120、121页。]
  他在《序幕》的另一处还指出:“都在说我们要解放农民。于这件事情的力量在哪里呢?这样的力量还没有。没有干这件事情的力量就着手于这件事是荒谬的。你看结果怎样吧。着手做解放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判断吧,干一件干不成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自然是把事情弄坏,结果会闹出一场丑事……沃尔根沉默下去,皱起眉头,摇摇头。唉,我们的解放者老爷,所有你们的这些梁赞采夫之流!——尽是吹牛家;尽是空谈家;尽是愚蠢的家伙!——他又摇头了。”沃尔根劝革命家索柯洛夫斯基(谢拉科夫斯基)不要相信我们的自由派,应当怀疑他们关于重大改革的空话,沃尔根断言,在他看来,即使把解放农民的事情交到地主党手里,也坏不到哪里去。区别不是大得很,而是小得很。如果农民不付赎金而获得土地,那区别就大得很(就是在这里,在西伯利亚写的长篇小说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在经书报检查机关许可的论文中,关于这一点,他提都不能提)。地主党的计划不同于进步派的计划的地方,只在于简短些,因此甚至更好些。说句老实话,让农民不要土地而获得解放更好些。“问题这样摆着,我找不出原因去为农民是不是会被解放而焦急,更不会去为谁解放他们,是自由派还是地主解放他们而着急。在我看来,都一样。地主甚至还要好些。”[注:同上,第163—164页。]
  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解放农民而不给土地更好些呢?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唤醒保守的农民群众和激励他们投入彻底摧毁旧制度、使人民真正获得土地和自由的运动的唯一手段。在整个这一段时期内,对于是否即将爆发农民革命,他一直在完全不抱希望和寄予希望之间摇摆不定。沃尔根在自由派举行的宴会上用人民革命威胁反动地主;但过了一会,他又自我嘲讽一番。用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进行威吓!“这岂不是可笑?谁会相信这种事?谁听了不会哈哈大笑?而且,用自己首先比别人更不相信的东西进行威吓,是不太诚实的……”[注:《序幕》,上引著作第181页。]
  车尔尼雪夫基举出了波兰的暴乱、俄国国内的农民骚动,革命传单(《大俄罗斯人》、《致青年一代》)的出现,彼得堡青年大学生中的动荡,贵族中的立宪运动。[注:《没有地址的信》,上引著作第304页。]
  总之,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人民的觉悟和积极性抱悲观态度,看来,他在1861年底开始承认了广泛的农民运动的可能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转变是否开始了?》一文。这篇文章是为了尼·瓦·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而写的,载于1861年《同时代人》第11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尼·乌斯宾斯基毫不夸张地描写了关于人民的真实情况,他的短篇小说没有关于人民生活的令人发腻的理想化,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明这种状况是由于俄国农民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好的转变……
  “乌斯宾斯基先生毅然不用溢美之辞来描写人民,这就说明情况起了相当大的变化,说明当前时期与不久以前大不一样了,那时还没有人下决心表现人民。……”
  在触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企望的伟大历史关头,人民是会起变化的。“您找一个最普通、最平凡、最软弱、最庸俗的人来看一下,不管他的生活过得多么平淡无味、庸庸碌碌,但在他的生活里总还有另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的时刻,精神奋发、刚强果断的时刻。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遇到同样的情况。”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章的结尾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同人民接近,并不需要什么带有斯拉夫主义色彩的奇异的戏法,而只需要平易近人、毫不做作地和他们谈论他们的利益就够了。[注:《转变是否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39—359页。]
  使人民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应当是在克里木战争时期旧制度被破坏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青年一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朝气蓬勃、勇敢无畏的这一代青年身上,他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他们写文章,号召他们到民间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所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就是描绘这些新人的。他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对他们说:“善良而坚强、正直而能干的人们,你们开始出现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多久,可是你们的人数已经不少,并且很快就会越来越多了。”当这些人十分多的时候,情况就会非常好……
  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建立劳动王国的追求,是人的自然追求。他们的未婚妻,即自由和平等的女王,以具有魔力的语言提示他们,把一切心灵受创伤、被侮辱的人吸引到他们周围。他们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使他们“成熟起来,即启发他们要有人的尊严感,要爱护饱受苦难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特色在于:洛普霍夫为了使维拉·巴甫洛夫娜成熟起来,让她阅读傅立叶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他们同自由派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是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的宣传者:欧文对于他们来说,是“神圣的长者”。他们十分注重科学,对人本主义哲学、李比希的化学理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现行政策问题都很关心,他们组织有若干手工业者、小商人、若干军官、中学教师和大学生参加的小组;按共产主义原则建立缝纫工场。但是,他们的理想实质上是小市民的幸福;他们的活动主要带有文化主义的性质;他们暂时还不参加直接的政治斗争,即不参加革命行动,甚至害怕这些斗争。
  拉赫美托夫是新人的真正代表和人民战士的先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称的“特殊的人”。在拉赫美托夫身上结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严密逻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显然缺乏的真正革命鼓动家的才能。在这一点上,拉赫美托夫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著名的波兰革命家谢拉科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以索柯洛夫斯基的名字把他写进《序幕》一书中;只是拉赫美托夫不象索柯洛夫斯基那样迷恋自由派。沃尔根说:“鼓动家令我感到可笑”,但事实上,他崇拜他们,觉得他们具有真正的政治活动家的本能和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战士的实践力量。[注:谢拉科夫斯基是《同时代人》同仁们的密友。有关他的传记材料,一部分载于长篇小说《序幕》,一部分载于沙甘诺夫根据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的口述写的小册子《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苦役和流放生活》。1848年,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谢拉科夫斯基在圣诞节假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波多利斯克省。这时,由于风传加里西亚地区已经开始行动,当地的波兰小贵族就准备暴动。谢拉科夫斯基向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建议,在他本人尚未去边境而且没有打听清楚情况之前,不要急于采取决定性行动。但是在途中他就被逮捕了,并以企图偷越国境的嫌疑被发配到奥伦堡军营当兵,这主要是由于他和军事侦察员坦率而大胆的谈话。在新沙皇即位时,他被提升为军官,前往彼得堡,进入军事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政府派他出国执行某种军事技术任务。在英国,他结识了帕麦斯顿,后者推荐他谒见了维多利亚女王。1863年!他参加了波兰的起义,成为科夫诺地区革命部队的长官,以后被穆拉维约夫俘虏并被处以绞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索柯洛夫斯基的名字把这位杰出的人物写进《序幕》一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贯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在小说中略带善意地嘲笑热情的索柯洛夫斯基的乐观主义,他说:“我们同鲍列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真是可笑……指望在泥谭里掀起一场风暴。”但总的看来,他热爱和尊敬这位面色苍白、有着穿透灵魂的炽烈目光的热心人,这位无畏的和无可指责的义士,这位有实践能力的、既有火热的心又有冷静的头脑、在最危险的时刻都不惊慌失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宣传鼓动家。用于描写索柯洛夫斯基的那些篇章在这部小说中最出色,富有惊人的艺术魅力。——在小说里,沃尔根不同索柯洛夫斯基接近,理由是后者精力充沛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只会短时期陷于自由派的幻想,而且一定会卷入某些革命行动,和这样的人结识是有危险的。实际上,情况当然并非如此。但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特点,甚至在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发生后很久,他在边远流放地写这部小说时还在保守自己的秘密。]
  [第365—367页]  如果说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是新的典型,那么可以说,拉赫美托夫是最新的典型,是俄国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这种人是很少的;他迄今为止只碰到过八个这种类型的典范,其中有两名妇女。他在描写拉赫美托夫时作出这样的结论:“这类人很少,但他们使大家的生活变得丰富多采;没有他们,生活会消沉下去、腐烂下去;这类人很少,但他们给所有人带来空气,没有他们,人们将会窒息。正直而善良的人们为数众多,而这类人则很少;但他们在人们中,犹如荼中的荼碱,美酒的醇香;人们的力量和高尚品格来自他们;他们是优秀人物中的精英,是动力的动力,是地球上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注:人们以为,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塑造拉赫美托夫的形象来描写一个叫巴赫梅季耶夫的人,而赫尔岑对巴赫梅季耶夫的描述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公共基金》,《赫尔岑遗文集》1874年日内瓦版第181页及以下各页)。1858年赫尔岑在伦敦碰到了他:就是在这个时间前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拉赫美托夫到国外去了。在我们作者的笔下,拉赫美托夫出国是到费尔巴哈那里,为的是向后者提供一笔钱出版其著作(顺便说一下,这再一次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多么推崇费尔巴哈这位“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新哲学之父”。《怎么办?》,上引著作第194贾);而巴赫梅季耶夫则是到伦敦去找赫尔岑,为的是向他提供自己的部分资金,用以资助俄国宣传活动。赫尔岑是这样描写巴赫梅季耶夫的:
  “军校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腼腆而且很忧郁,外表特别,长得相当粗笨,象个草原地带地主的第七或第八个小儿子。他非常不爱讲话,几乎总是沉默,看样子,他心里有些什么话,但又没有能够说出来。我请他过两三天去吃饭,然后就走了。在这之前,我曾在街上碰到他。
  ——可以和您一块儿走吗?——他问。
  ——当然可以。和您在一起对我没危险,而和我在一起对您有危险。不过,伦敦是很大的。
  ——我不怕。——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很快地说起来:我永远也不回俄国去了。不,不,我坚决不回俄国去……
  ——别那么想!您这样年轻。
  ——我爱俄罗斯,非常爱;但那里的人……在那里我生活不下去。我想在完全的社会原则上建立移民区;我反复考虑这一切,现在就直接上那里去。
  ——究竟上哪里去?
  ——上马克萨斯群岛去。”
  巴赫梅季耶夫有5万法郎,他带3万法郎上马克萨斯群岛,用一块头巾把这些钱包起来,“就象包一磅醋栗或核桃那样”,另外2万法郎他留给赫尔岑搞宣传活动;这些钱就是后来在俄国侨民中间引起那么多纠纷的“公共基金”。巴赫梅季耶夫以后的命运就完全无人知道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赫尔岑的笔下,他被描写成一个失去自制力的、几乎是个精神错乱的怪人;这同拉赫美托夫的威严冷峻的形象很少有相似之处。而这也说明:赫尔岑根本不能理解那个时期的俄国革命者;因此就发生了折磨着他的晚年生活的一切误会。既然赫尔岑如此曲解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么他根本不理解革命青年的棱角分明而严肃的代表人物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另外两种设想中的一种:或者巴赫梅季耶夫根本不是拉赫美托夫的原型;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过份理想化了,塑造了一个与原型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形象或把杜勃罗留波夫(有严肃的公民责任感)、巴枯宁(曾走遍斯拉夫大地,凯尔西耶夫也是这样)、谢拉科夫斯基(接近一切阶级)等人的特征结合在这一个形象身上。]
  这样,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社会持否定态度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的末期却开始承认农民对1861年改革的失望可能引起广泛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他能够肯定存在着新人,即知识分子中决心领导人民同剥削和压迫的王国进行斗争的革命者……
  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来看,俄国的革命运动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呢?
  我们从上面(第6章)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般政治观点上接近布朗基主义,接近布朗基主义不是指后来以至今天在口语中所使用的布朗基主义一词[注:尼古拉耶夫先生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政治观点的论断是对布朗基主义持这种肤浅理解的典型。他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时同他的一次谈话中,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曾经说出这样的思想:如果公开的贵族农奴主党派在农民改革中获胜,让农民不要土地而获得解放,那就会好得多,因为这样就会立刻发生灾变。由此,尼古拉耶夫先生得出结论说:“你们看,这是纯粹的布朗基主义:事情越坏就越好<!>。这完全不象我们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理论(顺便说一下,尼古拉耶夫先生们正是曾经把‘事情越坏就越好’的原则强加于他们的,并且这些先生们正是把赞成剥夺农民土地的罪名强加于他们的。——尤·斯·)。不是进化,不是使农民逐步摆脱生产资料,不是让庄稼汉在工厂这个大熔炉中得到锻炼,不是使他逐步变成雇农,而是一下子完全剥夺他们的土地。我要重复一遍:不是尼·加·愤怒地<?>指责的进化,而是灾变。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布朗基主义”(《个人回忆》第21—22页)。没说的,这一大段陈述是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最好的说明!],而是指马克思昕理解的布朗基主义,即马克思认识到了布朗基主义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布朗基主义者持这样一种观点:少数人所以有力量,仅仅在于他们忠实地表达着即使不是大多数劳动者的追求,至少也是他们的利益。
  在人民群众具有消极性特征的时代,只可能有这种观点,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明确地强调,没有人民群众参加,不可能取得重大的实际成果;他说过,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才能保证某一种政治纲领获得成功;如果不激起群众的热情,革命的尝试不可避免地会一败涂地。但是我们知道,他对于群众的积极性,对于群众具有广泛政治主动精神的能力,是不大相信的。但是,他认为,在一些历史时期,当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于他们切近的、敏感的和认识到的经济利益——被触犯时,他们就能够投入运动,至少能够成为少数觉悟的、有坚决的主动精神的人们的支柱……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为捍卫村社原则而回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非难的好几篇精彩文章中[注: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是:(1)《评契切林的<俄国村社历史发展概述>》,载于1856年《同时代人》第4期;(2)《斯拉夫主义者和村社问题》,载于1857年《同时代人》第5期;(3)《哈克斯特豪森的<考察>》,载于1857年《同时代人》第7期;(4)《论土地占有制》,载于1857年《同时代人》第9期和第11期;(5)《对反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载于1858年《同时代人》第12期;(6)《迷信与逻辑规则》,载于1859年《同时代人》第10期。],发展了那些后来成为民粹派武器的所有论据,民粹派只是在字面上,而不是在精神实质上理解伟大的导师……
  在西方,由于农民的心理和习惯,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有困难的,尽管农民在一小块土地上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却紧紧抓住这点私有财产不放;在那里,为了按集体主义原则组织国民经济,必须对“各国人民进行再教育”。在我们俄国,只有十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土地为私人“全权所有”,而绝大部分土地则或者按村社原则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或者归国家即全民所有。人民群众至今把土地看成是村社的财产……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最精彩文章中的一篇,即《对反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是分析这种过渡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其实,鉴于农民改革的转折,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在实践中实现这种过渡的可能性已经大失所望了……
  但是,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深信,任何一个被他看作进一步发展村社原则的必要前提的“最低”保证都不能付诸实现,当他看到旧的政治制度仍然原封不动,农民改革的实施权落到官僚和贵族手里,人民不但没有得到全部土地,甚至失去大部分原先经营的土地,而为了获得交付他们使用的土地还得付出昂贵的赎金,一句话,当他认识到这场“伟大的改革”不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状况,而是使之恶化,不是解放,不是给予他们发挥其创造力的广阔天地,而是用更沉重的枷锁把他们锁起来的时候,他才承认他所抱的希望是没有根据的,他的理论是抽象的,至于任何有益于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萌芽的村社的运动都是纯粹的误会。他由于为人诚实很快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借助于自己“喜欢用的说明问题的方式”说道:“假定说,我愿意设法保存您用来做饭的粮食。不言而喻,如果我是出于对您的好感才这样做的,那么我的这番热心是由于料到粮食是属于您的,并且用粮食做成的饭对您身体有好处,对您有益处。可是,我一旦知道粮食根本不属于您,用粮食做成的每一餐饭都要您拿钱去买,这笔钱不仅超过一餐饭本身的价值,而且您不拼命节俭就根本拿不出来,这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感情会是怎样的呢?当我知道这样奇怪的发现时我会怎样想呢?‘人是有自尊心的’,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同我自己有关的。‘我这个人真蠢,居然为一件并没有条件来保证其好处的事情操心!除了蠢汉以外,谁会在事先还不能确信某人会得到一笔财产并且会按有利条件得到这笔财产以前,就为了使这笔财产保留在这人手里而操心呢?’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关于您,即我所关心的对象,以及关于我很关心的那些情况中的一件事:‘倒不如让这些只会使我亲爱的人受到害处的粮食完全丧失吧!倒不如让这种只会使您破产的事情完全失败吧!’为您而懊丧,为自己愚蠢而羞愧,——这就是我的感情!……”[注:这段有寓意的话含义很清楚:土地问题要得到对群众有利的解决,必须以预先实现政治变革为前提。在1861年的改革之后,这个思想为一切具有民主情绪的人们所共有。]
  俄国村社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越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而直接进入高级阶段呢?
  这是当时俄国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难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及民主主义者备加关注的难题……
  [第378—392页]  依据当时现实的材料和基础勉强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的6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追求和希望寄托于将要来临的农民起义,实质上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的模糊的追求和愿望,而提供给他们的,可以说,只是概括性的表述……
  到1861年底,农民群众的这种起义已经被认为是可能的。抱这种希望的已经不只是热情的青年。农奴解放的条件看来造成了这种自发暴动的合适基础,并且,根据同时代人的见证,当时从政府到革命者、“虚无主义者”,所有的人都认为农民反对当时的国家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总起义将要爆发。赫尔岑写道:“巴·<巴枯宁>相信在俄国可能爆发农民武装起义,我们也有点相信;连政府自己也相信,于是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的文章和官方下令的处决,人心的紧张,人心的激动是勿庸置疑的,谁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转向疯狂的爱国主义。”[注:《赫尔岑遗文集》第212页。——赫尔岑指的是在波兰起义时期,由于欧洲外交界企图干预此事而笼罩着俄国社会的沙文主义。]关于这种情绪,当时参加革命运动的见证人隆·潘捷列耶夫说:“社会上的情绪(1861年底)极为高涨;无论你走到那里,到处都是喧嚷、议论、激烈的争论,而主要的是普遍期待着某一巨大的、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事件。”[注:《往事回忆录》,1905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188、228页。]
  这里,起作用的甚至不单纯是俄国的条件。在整个欧洲,已经是一触即发之势。加里波第这位备受当时俄国激进分子崇拜的偶像,准备率领自己的十字军出征罗马。在普鲁士发生了立宪冲突,仿佛将引起革命的爆发。在奥地利,专制政体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遭到失败以后,还没有恢复元气,而革命的骚动在匈牙利又重新开始了。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欧洲火山”的法国,政府不得不放松控制,自由党力量加强,出现了鼓动共和制的新朕兆。波兰局势动荡,为了民族生存而准备再次举行起义。总而言之,在镇压1848年革命后,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反动的沉沉黑夜,开始让位给新的黎明。
  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持怀疑论,但他具有十分健全的感觉,所以他承认令人振奋的暴风雨可能降临,认为这次暴风雨也将席卷俄国。如果说欧洲所有以往的革命都在俄国边界碰壁,其结果只是加强了俄国内部的反动势力,那么现在,当俄国本土出现某些积极的革命因素的时候,而且主要是当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看来对自己的处境表示不满的时候,情况就势必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虽然不能十分有把握地说,但某种可能性是有的[注:尼古拉耶夫先生企图用下述一段话来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的心情:“灾变即将来临是不可恩议的(更确切的说法:可能性很小。——尤·斯·)。但是,善于思考的而且一贯彻底的人的职应该全力以赴,尽一切可能加速其来临。空话和理论少一些,行动多一些。”(上引著作第23页)——这里,我们只是有点怀疑关于“理论”的说法: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未必会象尼古拉耶夫先生那样,如此轻蔑地对待理论。但是他确实宣传过毅力……既然需要采取行动。]。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存在着用尼古拉时期的传统教育出来的强大的、不愿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政府,另一方面,西方出现普遍的动荡,俄国农民群众和自由派团体暗中出现的不满,最后,俄国革命政党的最初萌芽。鉴于这种情况,进行尝试是必要的。其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权力因素的各种组合”[注:沙甘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苦役和流放生活》第8页。]。如果革命政党能够利用政府的仓皇失措和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那么在整个欧洲爆发或多或少地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的条件下,在俄国存在有村社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俄国可能加速接近社会主义。如果革命政党来不及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争得政治自由,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大胜利。[注:1871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告别一起服苦役的青年难友时,向他们阐述了类似自己政治[第382页]信念的观点。沙甘诺夫是这样转述的:“他告诉我们,在法国从卢梭的时代起,随后在欧洲其他国家,民主党派习惯于把人民理想化,——在人民身上寄托这样的希望,这些希望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且还会导致痛苦的失望。人民的专制政权只能导致把这个专制政权移交给拿破仑第一,而且在没有纠正这个错误的情况下,就多次通过公民表决把它移交给拿破仑第三。任何一个拥有军事力量的政党都能垄断人民的最高权力,使之有利于自己,而且,由于玩弄巧妙的手腕,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人民的需要的唯一代表和捍卫者,——打扮成主要是民粹派的政党。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知道,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人民,在于人民的需要,忽视人民的需要,将会导致人民——作为民族或者作为国家——本身的灭亡。不过至今任何人民都没能自己拯救自己(别林斯基在逝世前不久也曾说出过这种思想。——尤.斯),甚至当人民在侥幸的时刻得到专制政权,也会把它立即转交给头号奸滑的家伙。这个专制政权是转交出去的或者不是转交而是早就夺过去的,都不会再轻易转让给别人。这个专制政权一旦成为自己人民的遗嘱执行人,就会把人民当作死人来支配,并且随意侵吞人民的财产。谁要是企图唤醒这个假死的人,干预他的经济事务,谁就会倒霉!言论和良心都同时被扼杀,因为这些事会给当局惹出各种祸害……囚犯怎样能避开狱吏?难道他不是首先只能同狱吏打交道吗?哪一个狱吏情愿让囚犯去号召毁掉监狱?当然,形式是不可靠的东西。可以用任何形式给热爱劳动的庄稼人筑起坚固的牢笼。另一方面,形式不可靠或许也是件好事。靠这些形式随时可以有党派斗争,可以有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胜利,——而在实践中,胜利总是有进步意义的。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怪物,吞噬一切的利维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先就说过,在安娜女皇掌权时期,如果最高枢密院大臣的党获胜,那么我国历史的进程就不会是这样。任何一个政党为了拯救自己,都不得不分享权力……比起缺乏任何政治形式从而缺乏任何可能性去按一定方向做点事的情况来说,在多党执政的情况下,毕竟有较多的可能性为人民利益做点事情。”(上引沙甘诺夫的著作第28—29页)。——这不完全象持政治冷淡主义和蔑视立宪形式的民粹派。]
  总之,人民运动是可能的;运动的口号——土地和自由;途径——革命者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同情下夺取政权;结果——建立劳动共和国,而在革命者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人民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会得到相当的改善。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同时代人面前展示的纲领,这就是他邀集同时代人走的途径,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以自己的论著推动他们走的途径。但是,他本人是否亲自参加过当时的革命行动?这是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假如这里有什么秘密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应该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秘密工作者。尼·鲁萨诺夫引述舍尔古诺夫的话说,经过长期动摇和仔细权衡赞成与反对的论据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历史的冲突没有别的结局,人民事业胜利的某些机会是存在的,于是他决定积极干预事件的进程。[注:《西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第294页。]然而,鲁萨诺夫除了指出《告领地农民书》这张传单可能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之外,没有明确说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革命活动的具体表现何在……
  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土地和自由”社一事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众所周知,这个社产生于1861年底或1862年初。这个社的最初发起者的成员情况,我们至今不得而知;尼·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可能是发起人之一。在1862年有几个大学生参加了这个社,其中有尼·吴亭和潘捷列耶夫,后者是撰写有关这个组织的很不全面的回忆录的作者。其实,很可能是,“土地和自由”社作为一个固定的组织,是在1862年春在吴亭家里举行的会议之后产生的,关于那次会议,潘捷列耶夫曾经谈到过[注:《往事回忆录》第1册第252页及以下各页。]。会议的发起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老熟人(“戴夹鼻眼镜的先生”),他向新同志宣布中央委员会的存在,但是很可能这不过是为了制造声势而杜撰的神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委员会。无论如何,很典型的一件事是:在会议结束时,吴亭向潘捷列耶夫提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担任委员会成员,你觉得如何?”潘捷列耶夫毫不犹豫地答道:“不予考虑,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过了些时候,两位年青的革命信徒决定试探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他们没有向他直说自己加入了该社,而是转弯抹角地谈到有必要在青年中成立一些小组,而且是代表社会潮流的小组。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表示赞同这种计划,但他仍然让人捉摸不透,当时,他对“戴夹鼻眼镜的先生”有好评,并讲了一则关于熊的伊索寓言:熊断绝了和人的友谊,因为人有一次吹火是为了使火燃旺,而另一次吹火是为了使火熄灭。[注:潘捷列耶夫没有说明当时这个寓言是什么含义。大概车尔尼雪夫斯基想使青年们懂得,如果他以前劝阻他们不要搞秘密的革命活动,那么今后他不打算这样做了。]
  虽然,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土地和自由”社可能起领导怍用的想法大大“鼓舞了”该社的青年成员,但是,无论在当时或后来,这个社最积极的成员之一潘捷列耶夫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加入了这个组织。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是立宪运动的秘密小报《大俄罗斯人》的作者之一。这张报纸在1861年7月和9月之间总共出了3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大概就是《大俄罗斯人》的编辑,赞成这种观点的人多少应该拿出一些事实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但是至今没有这样做,而他们的推论都没有超出猜测的范围[注:列姆克在《<大俄罗斯人>案件》(1906年《往事》杂志第7期)一文中引用斯塔赫维奇的见证来说明这个问题。斯塔赫维奇在60年代初由于其他政治案件被流放,并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度过若干年。他说(1905年《外里海评论》第143期):“我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那几期以《大俄罗斯人》命名的不定期出版的小报显然抱同情态度;记得小报共出了3期。听了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的谈吐,我有时发现,无论是他的思想内容还是思想表达方式都强烈地使我想到《大俄罗斯人》这些小报,于是我暗自断定,他是这几期宣扬立宪改革必要性的小报作者,或者,至少是作者之一。”潘捷列耶夫在这一点上说得相当谨慎。他提到一个叫扎哈林的人,此人“似乎按照某些指示直接参加了《大俄罗斯人》的工作”。他在注释申补充说明:“扎哈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密切关系使我有理由认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可能与《大俄罗斯人》的事情不是完全无关。况且,从与读者交谈这一方式来看,《大俄罗斯人》的笔锋很象尼·加·。已故的A.A.李希特尔在90年代对我说,据他所知,早已去世的卢吉宁曾是《大俄罗斯人》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似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尼维津的名字把他写进《序幕的序幕》中(《回忆录》第1册第327页)。因《大俄罗斯人》一案被判处服苦役的青年军官弗·奥勃鲁切夫曾同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接近;据潘捷列耶夫说,他甚至是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最喜爱的人。根据上述引证的事实,库尔奇茨基先生坚决认为:“《大俄罗斯人》的发起者、编者和领导者不是别人,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运动史》第256页)。这个说法太大胆也太冒险了……]……
  对于用“中央革命委员会”署名发表《青年俄罗斯》[注:这份传单作为第二个附件刊载于瓦·巴济列夫斯基(鲍古查尔斯基)在国外出版的文集《俄国的国事罪》一书,《6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史资料》1905年巴黎版第56—63页;部分见于列姆克的《政治诉讼案》第94—104页。]传单的扎伊奇涅夫斯基和阿尔吉罗普盗的莫斯科“雅各宾党人”小组,车尔尼雪夫斯基持直接否定态度。尽管这个在当时甚嚣尘上的传单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尽管它揭露赫尔岑和《大俄罗斯人》的自由主义幻想,绝不同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任何妥协,尽管它有着肯定的革命性质、甚至社会主义性质,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本不喜欢它。车尔尼雪夫斯基大概是由于它的不严肃的态度、装腔作势的和凶狠的腔调而不满意;尤其是这张传单的出现与彼得堡大火是同一个时候,这就给民主的敌人以口实——指责革命者为挑起动乱而纵火。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其冷淡地接待了来访的莫斯科小组的代表,并拒绝接受他们请他散发的若干份传单。可是,过后他似乎懊悔,觉得自己把一些性格外向、易于冲动,但满腔热忱地忠于人民利益的、坚定的、在思想上和自己接近的人们拒之门外。他决定发表《致我们的好朋友》这样一张传单,以便消除他和莫斯科人之间的误解;但是,他很快被逮捕了,无法实现这个想法。潘捷列耶夫是根据尼·吴亭所说的情况这样叙述的。[注:《回忆录》第1册第269—270页。]列姆克则根据谢·尤沙柯夫从莫斯科小组成员伊·哥尔茨-米勒那里听来的情况,声称车尔尼雪夫基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他把当时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土地和自由”社的创始者之一亚·亚·斯列普佐夫[注:潘捷列耶夫是不是用:“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这个绰号来描述他?参看《回忆录》第1册第24章:《土地和自由》社。]派往莫斯科,以便说服委员会设法消除《青年俄罗斯》在社会上造成的极不好的印象。这位使者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确切情况不得而知,但可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劝告对莫斯科人发生了影响。至少在搜查巴洛德住宅时找出了似乎为了满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愿望而以《警告》为题的传单的手稿。然而,这张传单是否确实出自中央革命委员会活动家的手笔,至今无法查明[注:列姆克《政治诉讼案》第109页及以下各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米·米哈伊洛夫的态变,特别是对他的革命活动,即对散布著名传单《致青年一代》一事的态度,也仍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张传单的原文是由尼·舍尔古诺夫起草的,米哈伊洛夫在侨居伦敦的赫尔岑那里印刷了这份传单,并把它粘贴在手提箱底层带回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知道舍尔古诺夫和米哈伊洛夫玩的花样,不清楚;但他来到彼得堡时就得知这件事,这是潘捷列耶夫断然肯定的……
  ……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即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没有积极参加当时已经开始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他也是非常关心这一切,知道得很多的[注:潘捷列耶夫讲的下面一件小事就足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方面消息非常灵通,“有一次,他使我大吃一惊,大概是在4月份(1862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出于什么考虑在1961年9月在大学生委员会中反对某些过分尖锐的提案?”(《回忆录》第2册第179页)],甚至在思想上指导了某些革命活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不是《告领地农民书》的作者?列姆克和鲁萨诺夫认为是的。[注:列姆克:《政治诉讼案》第194、335—336页;上引鲁萨诺夫的著作第327页。]我们说:上帝啊,你明察秋毫!潘捷列耶夫根据米哈伊洛夫从舍尔古诺夫那里听来的有关情况宣称:1861年冬,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了传单《告人民书》;舍尔古诺夫改换笔迹抄写了这份传单并把它转交给米哈伊洛夫,后者又把它转交给弗谢沃洛德·科斯托马罗夫(下面还要谈到他)去印刷[注:潘捷列耶夫《回忆录》第2册第181页。]。显然,这里谈的是传单《告领地农民书》。即使设想这张传单的前半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尽管无论列姆克或鲁萨诺夫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文笔及内容的相似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对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总之,即使设想传单的前半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那么后半部大概就不是他写的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自己向人民讲什么在法国和英国(1861年),上校和将军们在一个普通村长面前脱帽致敬,以及人民撤换了他们不喜欢的皇帝;他不会讲英国人和法国人生活得很好,那儿的法庭对一切人都是公正的、平等的,等等[注:传单原文见上引列姆克的著作第336—346页。——传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领地农民们,关怀你们的人们向你们致意!你们盼望沙皇给你们自由,这就是沙皇给你们的自由。”接着就是从农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对1861年的改革进行毁灭性的批判,逐步地使读者对专制度这个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根本因素的批判有思想准备。传单的作者运用事实,竭力破除“沙皇的神话”。阐明了政治自由的意义以及为争取政治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再往下,论证了农民各阶层(包活过去的农奴和国家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论证了人民和士兵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应当因革命而得到很大的好处。指出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全体庄稼汉彼此之间必须协同一致,以便在时机到来的时候,能够同心协力。”而这个时机尚未到来时,应该避免局部行动,以免无谓地消耗力量……]。其实,鲁萨诺夫大概也是根据这些想法推测《告领地农民书》不是全部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
  我们把所知道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性格和观点的一切情况加以对照,最后终究还是不能断然地回答关于他是否直接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更正确地说:他没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但是,他了解当时革命运动的一切重要情况;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经常和他商量问题,并且尊重他的指示;无论如何,他们从他的谈话和他的著作中汲取关于必需进行实践尝试的信念,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由于其习性优柔寡断和慢条斯理,由于他脱离实际和书生气,要进行实践尝试大概是无能为力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涅克尔所说的话可能适用于他自己:“他的目光越远大,他就表现得越优柔寡断和惶恐不安:优柔寡断是远见卓识的薄弱面”(《杜尔哥》,上引著作第231页)。],以上这些大概用不着怀疑……不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愿意,是否象潘捷列耶夫说的那样,放弃任何煽动工作,而利用每个适当时机强调革命者面临的困难以及敌人的强大和狡诈,他的著作却唤醒人们的良知,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当时革命运动的思想领袖和鼓舞者。看来,政府倒还可以给他加上知情不报的罪名。他当然知道很多情况,可能是知道一切情况。
  第9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受审和流放
  不要说:“他忘了谨慎,
  他本身将是他命运的原因。”
  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不牺牲自己,
  要做好事也不可能。
  但是他爱得更崇高,更宽阔,
  在他的心里没有世俗的心计。
  在世上可以仅仅为自己活着,
  但也可以为别人死去。
  他这样想,就觉得死神可爱可亲。
  他不会说:生命有用,
  他不会说:死亡无益,
  因为他早已清楚自己的命运……
  他暂时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时辰一到,他会在十字架上死去。
  愤怒和忧伤之神差遣他来,
  提醒世上的奴隶想起基督。
  涅克拉索夫[注:涅克拉索夫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机关,给这首诗加了《预言者》这个标题,而最初(1874年)这首诗的标题就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见上引列姆克的书第195页。]
  [第393—396页]  政府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是刚开始的革命骚乱的主要思想领袖,甚至是实际的领导者。他不小心触犯了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说从这时起他注定要遭灭顶之灾。问题只在于,政府打算在什么时候加害于这位俄国社会主义的始祖。在1861年的学潮、在波兰发生的骚乱以及轰动一时的彼得堡大火之后,政府认为是采取行动的有利时机,于是在1862年6月12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
  在这次逮捕之前,反动派的和自由派的报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恶意中伤,使政府得以放手行动,唆使政府对“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领袖采取镇压措施。卡特柯夫告发《同时代人》,说它是革命的温床,而《莫斯科新闻》在休金市场失火以后断言,这场火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指使波兰人和俄国虚无主义者干的。5月大火以后,彼得堡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昨天还赞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对农民有利的人们,都背叛了他,附和反动派共同的叫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人们都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在革命阵营中有着巨大影响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家日记》中写道:他在1862年亲自访问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并劝他对传单《致青年一代》的作者施加影响,制止他们采取极端的革命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小说《序幕的序幕》中带着善意的讽刺意味说:他最平常的行为都被自由派造谣者(梁赞采夫—卡维林)说成是重要的革命举动(所谓派遣密使去见赫尔岑)。当局也是这样看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第395—396页]  除了文坛上的告密活动之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收到一些匿名恐吓信。其中有一封寄自一个地主的信,对“肮脏的民主”和“被科学公认为精神错乱者炮制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大肆进行恶毒的辱骂和威吓。惊慌失措的农奴主的发热的头脑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想象成一个挥舞着刀、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这封信以下述值得注意的声明结尾:“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指出,我们不愿意看到安东·彼得罗夫[注:农奴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被政府处决。——编者注]这类人物登上宝座。如果真正发生了血腥的骚乱,我们会找您、伊斯坎德尔,或者您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而且,大概您还没有来得及雇用保镖吧。”[注:列姆克《政治诉讼案》第198—199页。应该指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案的原本材料,最先是曾在档案馆工作过的列姆克先生公布的。]
  不言而喻,除了文坛上的告密活动和恐吓信之外,还有许多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告密信送进了第三处。1862年6月5日送交第三处的一封匿名告密信,大概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逮捕不无影响。我们且从这个希奇的历史文献中引述几段:“你们都做了些什么?要珍惜俄罗斯,珍惜沙皇!这是昨天我在教授们集会时听到的谈话。政府禁止刊登各种胡言乱语,却没有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传播什么样的思想;此人是青年的首领;他给身强力壮的青年指引方向;此人是狡诈的社会主义者;他亲自告诉我<教授说>:‘我聪明得很,永远不会被揭穿’。你们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流放了巴甫洛夫,并干了其他许多失策的事,却容忍了这个有害的鼓动者。难道你们找不出办法把我们从这个穷凶极恶的人手中拯救出来!……所有极其自由主义的人们是如此明智,他们都意识到我们这里君主制存在的必要性,现在,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倾向已经不光在口头上,而且见诸行动,他们同他疏远了,并且坚信,如果你们不除掉他,那么将发生灾难——将要流血;在俄国没有他容身之地——他在任何地方都是危险分子,除非送到别廖佐沃或者吉日金斯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衷心盼望立宪的学者们、能人们说的[注:当然,这是卑鄙的告密者说的,不能相信这种人的报告的准确性。但是他确实看出了自由派对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敌视态度。]……而你们不去避免流血,就会害了我们大家,——这是一伙疯狂的蛊惑家、亡命之徒,——这是《青年俄罗斯》通过自己的纲领向你们说出它的全部凶恶意图;可能他们会被消灭,但是为了他们将洒下多少无辜的鲜血!在这里还听说,在沃罗涅日、萨拉托夫、坦波夫——到处都有由这类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到处煽动青年……社会正面临危险,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什么都敢做,你们不能丧失警惕;如果你们放纵他们而招致大屠杀,那将是你们的罪孽。而只要你们稍一放松警惕,或者满足于敷衍了事的办法,那么大屠杀就要临头……这一伙狂徒嗜血成性、铤而走险——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为了共同的安宁,把我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中拯救出来吧。”
  这封告密信再一次提请政府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三处早已对他另眼看待了……
  [第398—400页]  根据访问过赫尔岑的一个密探的电报告密,韦托什尼科夫在边境上被捕,而且在他那里搜出赫尔岑的全部信件。对于第三处来说,只要有了前面提到的给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信中的附言,就可以在第二天即7月7日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文稿和部分书籍被没收了,而他本人则被押送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造成极其强烈的影响……革命青年因自己的思想领袖被捕当然感到震惊。反动派则得意洋洋,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正象他们盼望的那样永远不能为害而兴高采烈。而自由派对于非常蔑视他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本来面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毁灭也是由衷的高兴。例如,当时的一位自由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老熟人卡维林,在给赫尔岑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从我的观点来看,从俄国传来的消息并不那么坏……坦白地对你说,这次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惊奇,也不觉得气愤……我非常地、非常地爱车尔尼雪夫斯基,但是象他这样的糊涂人,不知分寸的自负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是什么事值得作出牺牲!这场大火和传单有关,这一点现在毫无疑义。”[注:上引鲁萨诺夫的著作第276页。]
  至今在我们“立宪民主派的”资产者心目中仍有耀眼光环绕顶的自由派,其背叛行径就是如此。这些先生重复着警察编造的所谓彼得堡大火与革命传单有关的流言飞语,从道义上为反动派对民主主义者的疯狂镇压进行辩护。然而,即使可以把当时连连出现的火灾同什么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革命者的活动联系起来。过了两年,参议员日丹诺夫到伏尔加河流域调查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等地所发生的火灾情况,结果表明,这些火灾同当时的反动分子和农奴主的阴谋活动有关,他们企图恐吓政府,威胁社会,从而阻挠改革……
  第三处不愿意从自己的魔爪中放走猎物。8月1日,波塔波夫向委员会提出了根据警察密探提供的情报所写的报告(顺便说一下,从这个报告可以发现,从1861年秋天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处于密探的密切监视之下)……
  没有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要塞中耐心地等待着,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获释,因为他坚信,政府没有掌握他的任何重要罪证。他勤奋地工作,并和妻子通信。10月5日的一封信,委员会认为不能转交给他的妻子,而是把它存入案卷。信的结尾有一段在密探看来是可怕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人们已经忘掉几乎所有我们的同时代人,而我们的名字还会使人们感到亲切;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亿我们。因此,在那些将要研究我们的生活的人们面前,我们一定不能丧失自己的奋发的精神和品格”(下面接着是将来工作的计划,对此我们在第1章已经说过)。委员会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话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自命不凡和不能容忍的傲慢。显然,在智力和道义方面,侦查委员会的成员们都不逊于自由派卡维林……
  [第402页]  科斯托马罗夫坐下来给亲人写信。丘尔科夫见到他有一封很厚的信,就读了这封信,——多么出人意料!——原来这封信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直接关系。这封信很快被送到波塔波夫手里,波塔波夫立即电令丘尔科夫火速同科斯托马罗夫回彼得堡,一出喜剧就这样毫不费力地演出了。
  这封信相当于由一个多印张构成的一整本小册子,其中夹杂着各种文字的引文,塞满了牵强附会的笑话和讨厌的胡言乱语,这封信里包含着第三处为了置车尔尼雪夫斯基于死地所需要的一切内容。科斯托马罗夫给自己虚构的收信人写道,他有机会时要谈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述活动,“秘密的或公开的,以便向您说明,从哪里吹来的这股风,把这么多可怜的牺牲品送进俄罗斯要塞的单身囚室,经内务大臣和宪兵队长官协商后送往的好去处……那时您会看到,在神圣的自由旗帜上出现的那个可恶的口号来自何处,以这个口号的名义,我们那些不高明的鼓动家行动着,写出所有这些《大俄罗斯人》、《青年俄罗斯》,写出所有这些用红色和蓝色印刷的无用的传单”……
  [第405—406页]  但是,案卷中掌握的一切材料看来还太少,于是第三处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7月2日,司法大臣扎米亚京向参议院递交了一份显然是由密探炮制的大报告《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述活动》。在这个理应对法庭施加相当压力的报告里,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指控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宣传家,对他的著作进行有倾向性的分析,并断定他的著作和当时出现的革命传单的内容有外在的相似之处。报告最后这样说:“传单就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的结论,而他的文章则是对这些传单的详尽解说……”
  在西伯利亚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的斯塔赫维奇在回忆录中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前很久,谢拉科夫斯基把自己和当时担任陆军部办公厅主任的考夫曼将军的谈话告诉了他。这位威武的将军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对青年产生有害的影响,应该流放:后来政府就这样办了,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流放去服苦役,纯粹是由于这“有害的影响”。这同一个斯塔赫维奇还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前不久,苏沃洛夫公爵的副官曾经拜访了他并以公爵的名义劝他赶快出国。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一个问题:公爵为什么这样关心他?这位副官回答说:“如果他们把您逮捕了,那就是要把您流放,而把您流放,实质上不是由于有任何罪过,而是由于您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都经过书报检查机关认可。因而公爵希望不要让流放无辜作家这样一个污点玷污国君、他个人的朋友。”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拒绝出国,昂首迎接自己的命运。再者,他不认为由于一个作家的文章已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而做出可能把作家流放的违法行径……
  [第411页]  赫尔岑就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令人愤慨的判决而诅咒一切级别的刽子手们,鄙弃出卖灵魂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他们以告密、中伤的办法让政府野蛮地迫害进步人士和革命者。
  我们且从列姆克的书中摘录赫尔岑发表在1864年《钟声》第186期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七年苦役和终身流放。这个无法无天的暴行倒使政府、社会、卑鄙无耻的卖身投靠的报刊受到诅咒;报刊惹出这次迫害并因搞人身攻击而扩大了迫害。它唆使政府在波兰屠杀战俘,在俄国批准参议院耶帮粗野愚昧的家伙和国务会议那帮头发斑白的恶棍的训谕……而—些可鄙的人们、一文不值的人们、没有骨气的人们说:不应该谴责这帮统治我们的强盗、恶棍!……车尔尼雪夫斯基被你们绑在耻辱柱上示众一刻钟……而你们,而俄国要在耻辱柱上绑多少年!诅咒你们,诅咒——如果可能,就报仇雪恨!……”
  载于《1959年《文学遗产》第6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29卷第572——620页
  注释:
  [228]  列宁在尤·米·斯切克洛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1828—1889)》(1909年版)一书上的批注写于1909年10月—1911年4月之间,显然晚于他在格·瓦·普列汉诺夫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上作的批注(见本卷第523—559页)。列宁对这本书总的说是肯定的,他在给马·高尔基的信中曾称斯切克洛夫是“一本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好书”的作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45页)。但是从批注里可以看到,书中有些论点列宁是不同意的,这首先涉及斯切克洛夫想抹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例如,斯切克洛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体系的区别仅仅在于缺乏系统性和某些术语的准确性。”列宁在这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在“仅仅”这个词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并在页边批注:“过分”(见本卷第571页)。——560。
  [229]  看来列宁在这里把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叙述的路·费尔巴哈对哲学发展进程的看法同恩格斯的思想相比较,而恩格斯当然决不认为,从费尔巴哈起,哲学就“同自然科学的一般理论及人本学结合起来”。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564。
  [230]  显然是指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所下的定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8页)。——564。
  [231]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曾以《从古典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书名于1905年在敖德萨出版。——566。
  [232]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中也谈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罗马衰亡的原因的论述(见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集第109页和上述书1909年版第164页(本卷第537页)。——568。
  [233]  指《资本论》第3卷第7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9—1001页)。在这一篇的最后一章的开头,马克思写道:“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同上,第1000页)——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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