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奥里明斯基《当前的任务》一文的意见[75](1905年1月初)

　　对米·奥里明斯基《当前的任务》一文的意见[75](1905年1月初)

　　１

　　当前的任务


　　[1]　<a—>[在革命的刊物中，曾千百次地写道，专制制度快要覆灭了。至少近30年来，我们都在预言专制制度的迅速灭亡。这样的预言令人觉得很有道理，也大约有10年之久了。<—a>


　　1896年发生了彼得堡大罢工，那样大规模的罢工是俄国空前未有的现象。于是，我们真的认为：专制制度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尔后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爆发了三月游行示威，——又是空前未有的现象，它表明了革命力量的巨大增长。接着又发生农民的骚动，南方的罢工运动，——那美好的希望每一次都在鼓舞着我们。现在俄国终于处在这洋的高潮之中，政府如此混乱，以致令人觉得<可能令人觉得，仿佛>。[注：尖括号内的话是列宁刷铅笔写在奥里明斯基的手稿上的。——俄文版编者注]下命令列队冲锋是完全适时的。[注：方括号内的话是米·奥里明斯基勾去的。——俄文版编者注]


　　[1—2]我们能否满怀信心地说，俄国正处在革命高潮的巨浪中，这种巨浪终将消灭我国万恶的亚洲式的国家制度呢?许多革命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般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民族的组织，都正在冲刷着沙皇宝座的基础。各种小组、个人聚会、宴会、群众集会、游行示威，注满了整个社会生活。数量空前的革命书刊正在唤醒人们的思想，激发、鼓舞、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行将到来的征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种种征兆的数量应该有多大，才能使我们满怀信心地说：“和专制制度最后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革命力量应该有多强大，我们才能够说：“是的，这一时刻到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无论在俄国，无论在那些不止一次发生过革命的国家里，都还没有一个圣人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无法预见革命发生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准备革命的确定时间。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原则是：时刻准备好参加革命，时刻为革命做好准备，并且，任何时候也不应因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忘记那种加深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平凡的]基本的[注：列宁用铅笔作的增补：奥里明斯基同意增补，但勾掉了“平凡的”一词，并用钢笔把列宁的增补圈起来。——俄文版编者注]日常工作。


　　比如，无论在俄国争取政治上的自由是多么重要，无论当前的政治局势是多么严重，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赢得社会主义制度。而在这一斗争中，最后决战的时刻还很遥远。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很重要，而忘记和资本家的斗争，忘记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需要，忘记这一运动的正确进程。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活动，并且毫不延误地改正一切错误<尽管纯粹是偶然的>、片面性和狂热性。顺便指出，党的活动的外部标志是党的刊物。我希望读者予以重视。


　　[2—3]　《火星报》《党内生活》栏中登载了各地方委员会印发传单的资料。这些资料很简短，有时自相矛盾。此外，也很不完整。更不必说俄国寄来的信件经常不能送到编辑部，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委员会已断绝了和《火星报》编辑部的一切同志式的联系。所以，对这一报纸提供的资料所作的详细分析，还不能充分和确切地说明地方出版物的情况。那不是统计，而是统计游戏。但是，总还可以作出某些一般的结论，而不致于太冒犯错误的危险。


　　根据《火星报》(第53—75号)的资料来看，不到一年，各地方组织，不包括大学生组织，已出版了453期[注：这个词，列宁用铅笔加上了着重标记。——俄文版编者注]传单、地方报纸和小册子。其中219期[注：在其他各期未说明份数。]合计为558525份，即每期平均发行2600份。以453乘2600份，得1177800份。根据内容，这些出版物可分为：(1)关于战争的有173期，其中96期合计为285360份；(2)其他政治题材(除战争外)198期，其中86期合计为182585份；(3)一般经济题材20期，其中12期合计为60000份；(4)地方经济题材62期，其中25期合计为29580份。根据《火星报》的资料，彼得堡委员会总计出版了40期传单，某些传单数量达10000份；敖德萨委员会出版了15期，其中11期合计为95000份；顿涅茨委员会出版28期，其中27期合计为55900份；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23期，其中12期合计为60175份；基辅委员会出版30期，其中21期合计为53700份。


　　[3—4]这些数字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整个地方出版物的分量。即使根据几乎置身党外的《火星报》的资料，总份数已超过[注：这个词，列宁用铅笔加上了着重标记。——俄文版编者注]一百万，我们有根据认为，总出版数量不是一百万份，而是几百万份。三分之一以上的传单是写战争的，但占更大数量的出版物还是一般政治题材的。无论是关于战争的传单，还是其他政治题材的传单，有时和本地区的利益有联系。但是，事实仍然是，地方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做本来中央机关应该做的工作。显然，中央的工作不能满足要求。就是一些个别的例子也可证实这个总的结论。乌拉尔委员会两个月之内总共才收到中央委员会两期传单，数量是2000份，——而且这还是给三个工业很发达的省的!(《火星报》第78号)。中央的工作做得不够，致使手工业生产在那最不适宜使用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领域中发展了起来。<6—>地方委员会翻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初版的传单，这种消息就包含着对中央委员会的直接责备：显然，这些传单送到地方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注：整个句子已勾掉了(参看下一文件《列宁的意见》)。——俄文版编者注]<—б>


　　写经济题材的传单数量是很少的。彼得堡委员会、顿河区委员会、克里木委员会、顿涅茨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比较重视经济生活的要求。还应该附带说明，凡面向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人或者一个地方的工人的传单，我都编入地方经济的传单中去，——不得不只根据传单的标题来分栏。尽管今年政治事件异常多，尽管地方委员会对于这些事件不得不担负几乎全部必要的出版宣传工作，——但仍然不能认为对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不够注意是正常的。令人担心的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的错误观点在这方面也起了某些作用。


　　[4—5]大约两三年前，在党内进行了反对所谓经济主义或者经济主义思潮的激烈斗争。这种思潮同以民主主义之名著称的组织形式密切联系着。那时，经济主义和民主主义已经根本破产，并且为党所抛弃。但是，后来我们开始逐渐忘记，所进行的斗争不是一般地反对经济斗争和反对民主主义，而只是反对这些现象的特殊形式。由此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经济的”和“民主主义的”这两个词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用作贬义词，几乎用作骂人的话。甚至党的某些领导者有时也开始混淆概念。


　　人们开始认为，不管怎样，只要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就等于流入经济主义的歪门邪道。逃避经济斗争，正意味着重蹈经济主义者的覆辙，这还需要证明吗?一位工人在给旧《火星报》的信中称经济主义者为残缺不全的人。但是，忽视经济利益、使政治脱离经济，那就是象过去的经济主义者一样的残缺不全。残缺不全正好就是一种歪门邪道，它是过去的经济主义者和现在过分着迷于政治的政治家所共有的特点。<K>


　　[5—6]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先锋部队。但是，如果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那么还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在一切政治斗争中，各阶级都明显地和尖锐地互相对立着。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样的一项政治任务，既是无产阶级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资产阶级当前的首要任务。于是，可能产生有害的错觉，似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着比实际情况还要多的共同利益。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忘记这种错觉的危险性。但是，怎样避免这种危险性呢?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能发生分歧。我们中的或多或少有点残缺不全的人可能开始忙碌地奔波，在为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的斗争中寻找一条特殊的纯无产阶级路线；他们能在这种情况下谈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迎头相撞的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要使资产阶级额头上碰出的疙瘩不致于引起资产阶级张皇失措，并且不会成为反动派的杠杆。


　　[6—7]　但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纯洁性不是靠喜剧性的额头相撞来保持的。


　　<л>保持纯洁性要靠自己的彻底性，要靠经常不断地，尽可能深刻地说明各阶级利益的矛盾。而且应该经常把本工厂的工人或者本生产部门的工人的日常利益、当前全国的政治任务同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看，——应该从阶级观点上加以阐述。这种阐述应该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应当根据工厂生活中的任何琐事就号召人们去推翻专制制度。今天党委会出一张关于个别工厂的个别人的丑恶现象的传单，明天又以同一党委会的名义印发比较一般性的经济题材的传单，后天——则是纯属政治题材的传单，接着是谈论与政府这个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的一般政策有关的经济问题的传单，——而所有这些传单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全部传单一起显而易见地说明了各阶级利益的对立。这种配合得当的鼓动的一个结果是使工人自己起来积极参加写作活动，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教育中也是很重要的。我提醒一下，在1902年列宁曾就这点写道：


　　[7—8]——“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发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们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供给他们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进行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列宁《怎么办?》第4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52—53页。——编者注]


　　用阶级观点同时深入进行政冶斗争和工会斗争，建立经济斗争的任务和政治斗争的任务之间的密切联系，指明斗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才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尽管从表面来看，对旁观者来说，它在个别情况下与居民中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先进部分的政治很少区别，但它仍然是阶级的政治。相反，即使是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候，只一味着迷于政治，倒有助于形成一种错觉，以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错觉，不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而且就在革命时期，都会极其有害地影响无产阶级的利益。


　　一年多来，《火星报》大量散布了种种毫无道理的攻击党(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而且许多人相信这些责难。布尔什维克的罪状中有一条就是片面地着迷于政治。但是，数目字表明，无论是在布尔什维克中，还是在孟什维克中，政治问题都同样占优先地位。地方传单便是一个鲜明的证据，说明这种罪名是凭空捏造的。如果去看一看孟什维克中央的出版物，那么，即使只按照表面现象来判断，可以被指责为片面地着迷于政治的恰恰正是《火星报》的编辑人员。比如：该报的“工人运动新闻和各工厂来信专栏”有时候是完全不见了，有时候则只是塞满了文不对题的报道(见《火星报》第80号)。在《火星报》的版面上几乎看不到工人。但是，我们宁愿认为，事情的原因，不是片面着迷于政治，而是绝大多数的委员会停止了和编辑部的一切同志式的联系。


　　[9—10]不过，有时编辑部人员的直接声明也可能是引起误解的原因。比如：阿克雪里罗得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说：“同志们!你们的职责是在使我们党着手动员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有组织地参与我国政治生活的进程方面起最有力的作用。只有在这条道路上……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才能够……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真正领导者。”


　　在当前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紧张时刻，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可能成为引起误解的原因。人们可以反驳说：“要使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就得要求他们不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进程，而且要全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顺便指出，阿克雪里罗得的声明忘记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必须领导工人的工会斗争的决议。为了防止别人谴责阿克雪里罗得陷入了片面性，我应该谈几句。作为一位以好作家而著称的阿克雪里罗得近来却出了点怪事。比如：他发明了俄国的工人运动是知识分子运动产物的产物。这无异于要人们相信暴动的发起人就是一切暴动的原因。同样，阿克雪里罗得指出罗斯托夫的同志和基辅的同志抱怨工作做得不好和收不到出版物后补充说：“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就在这个时期，一系列委员会”……寄来了决议，对《火星报》编辑部破坏纪律和根本动摇表示谴责。的确，令人惊奇的是：基辅和罗斯托夫的情况不妙，而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堡和特维尔的人竟敢说，《火星报》编辑部刊登了坏文章。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最近老是缠住阿克雪里罗得的写作事故，使我有理由认为，连那种专门涉及政治的威胁性言论也并不确切表达阿克雪里罗得和整个《火星报》编辑部的意见。这样，害怕任何分歧的人们就可以放心：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中，关于经济斗争的意义问题，我们和《火星报》编辑部之间不存在原则的分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责备《火星报》编辑人员<[和布尔什维克……[注：一个被勾掉的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和党以及党的中央机关>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么恐怕只能责备他们有一点点着迷……

　　２

　　列宁的意见


　　第1页。


　　a—a要改写成这样：总的预言(关于专制制度的灭亡)是正确的，然而是一般的。请看事实，请看运动的发展。


　　(否则，就会有一种这样的味道：似乎预言是随便作的。那是十分有害的。)


　　第2页。不妨补充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在加紧准备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进行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发生的决战时，我们一分钟也不会离开这个最主要的任务。”


　　第4页。б—б。最好删去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责备。


　　第5页。к。务必注明，旧《火星报》已经指出过这种在某些情况下着迷于政治的问题(第43号和第47号——作比较详细的引证)[76]，而把这种着迷(不是理论上可能发生的，而只是因犯错误才可能发生的)同多数派和少数派联系起来是荒谬的。第4页提到的五个委员会中，三个是多数派，一个是少数派，一个曾经又是多数派，又是少数派。


　　关于“着迷于政治”这一点，全部应加以改写，不让孟什维克歪曲真相!!!!


　　第6页。(л.)和第8页K。阶级斗争不只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还要发展我们开展得不够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这点必须补充。


　　用《空想的分歧和现实的需要》或类似的题目来改写这篇文章，是否更好一些?

　　３

　　列宁的系统意见


　　我看，文章还要作更全面的改写。


　　主题没有抓住，基本思想丢掉了。二者取其一：或定主题为——阿克雪里罗得和新火星派分子的胡言乱语——那就应该是另一种标题和结构。或定主题为——“略谈传单”，“地方出版工作”(就是这样的标题也可以确定文章的重心)。当前的任务——这给主题的阐述加进了不正确的调子。


　　第3页——(顺数第3行)——应该引证9月2日会议记录中唐恩的话[77]。否则，会被认为是作者说的!!


　　3——“统计游戏”——删去，否则，人们会嘲笑的。本人就在耍弄自己称做游戏的玩艺儿。


　　第4页——关于“标题”及其他等等——施瓦尔茨是对的。[78]


　　第4页——(倒数第4行)“错误的观点”，我看，应该去掉。


　　4—5。务必彻底改写。现在，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承认“着迷于同经济主义作斗争”，就简直等于自打耳光。


　　这就会给敌人奉送一千张王牌，却一点也不说明问题。


　　必须删去这一点(施瓦尔茨是非常正确的)，代之以这样的论述：


　　——对日常利益注意不够


　　——那些从不庸俗地捏造分歧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引用《火星报》第43号(和托洛茨基的分析!)和《火星报》第47号(反复说明)。这全是旧《火星报》。


　　——应该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忽视工会斗争的话(引用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一工人”的话[79])——是谎言和诽谤(马尔托夫在第77号上谈“多数派的圈子”)。


　　第5页。——关于残缺不全的话，也一定要删去。这在目前是最不策略的。


　　应该引用以前的材料作出结论，说我们(=旧《火星报》)从来主张工作要有充实的阶级内容。


　　第5—6页，我看，可保留下来，但是，要作一些修改，使之符合整个论述过程的变动。


　　第8页——用《怎么办?》一书中的话作补充，第115—116页，特别是第86页。①如果要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那么应该反复说明我们原来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只提一下是不行的。


　　第8页(在结尾上)就《火星报》的内容空洞问题作比较详细的发挥。并把这个问题与它和各委员会的脱节联系起来看。


　　设想一下：把新《火星报》和旧《火星报》作一比较!


　　第9页——您对阿克雪里罗得解释得不正确。他不是那个“只有”!!(“另一个”“只有”)[80]。请带原文来，让我们来争论一番!


　　不应该对敌人作不正确的解释从而给敌人提供武器!


　　第9页——风马牛——这很好，作为结尾。


　　第10页——“《火星报》的一点点着迷”应该删去。这是不对的。这不是着迷而是必然重复工人事业派的话。应该证实这种必然性。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第261—267、268—269页


　　注释：


　　[75]　这是列宁对米·奥里明斯基《当前的任务》一文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修改意见。奥里明斯基的文稿中的删改，可能是在列宁第一次审阅该文之后，由奥里明斯基自己作的。只有文稿第1页和第2页上的两句话是列宁亲自加进去的。手稿上的记号a—a，б—б，к和л，是列宁为表示他的修改意见中指出的文章的某些缺点在各页上的准确位置而标的。列宁修改意见中的页码是该文手稿的页码。为便于查找，在该文页边用方括号注明了手稿的原页码。奥里明斯基的文稿对《火星报》的引证没有超出第80号，而该号日期为1904年12月15日(28日)，因此它很可能是为《前进报》头几号中的某一号准备的，但是没有刊登出来。——198。


　　[76]　指1903年7月1日(14日)《火星报》第43号法因贝格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任务(给编辑部的信)》一文(附有《编辑部按语》)和1903年9月1日(14日)《火星报》第47号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不久前的罢工、社会主义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一文，两篇文章都没有署名。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出版。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前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205。


　　[77]　指费·伊·唐恩在1904年8月20日(9月2日)于日内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大会上的发言。这个会议是孟什维克召开的。会上，当一位调和派分子指出中央机关报(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对各委员会采取了不能容许的论战手法时，唐恩答道：“绝大多数委员会完全拒绝了同编辑部保持同志式的来往，这种状况不能不在该报关于委员会活动的文章的性质上有所反映。”(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4年9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的简要报告》1904年党的俱乐部出版社版第6页)。——206。


　　[78]　指瓦·瓦·沃罗夫斯基(施瓦尔茨)对米·斯·奥里明斯基这篇文稿的意见。意见中说：“指明分类是‘按标题’作的未必妥当，这使分类失去了价值。”(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第267页)——206。


　　[79]　列·达·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里(1904年日内瓦版第29页)写道：“我们根据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理由，把‘政治揭露’和经济主义对立起来，于是在同经济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根本荒疏了领导罢工的艺术，而且甚至开始从怀疑工会斗争‘政治上的可靠性’的角度来怀疑整个工会斗争。”


　　尔·马尔托夫在《当务之急》一文(载于1904年11月5日(18日)《火星报》第77号)中写道：“……所谓的‘列宁主义’给一切准备好了土壤。密谋的倾向……事先就使党根本不可能把‘地下的’秘密工作和领导广大群众的稍微公开的社会活动的复杂工作结合起来。在上述密谋倾向得到充分发展的圈子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斗争和关于工长的决议遭到严重的非议。”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关于我们的组织分歧的根源和意义问题》(载于1904年6月25日(7月8日)《火星报》第68号)一文中，责备布尔什维克“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抛弃了经济上的鼓动”。


　　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作序、署名“一工人”的小册子《我们组织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第23页上写道：“经济斗争这一吸引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被完全抛弃了。在这方面还掺和着对‘经济’的厌恶，这种对经济厌恶的风气是在我们的各委员会从‘经济主义’转向‘政治’的时候盛行起来的。”——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