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娃娅《现在需要什么?》一文上作的批注[159]。(不早于1909年3月)

　　在阿—娃娅《现在需要什么?》一文上作的批注[159]。(不早于1909年3月)

　　[11]现在需要什么?[注：[《国外组织地区委员会通报》编者按：]编辑部虽然在自己的讨论性刊物上为这篇涉及许多有意思的问题的文章提供了篇幅，但必须指出，编辑部根本不同意作者的基本论点和结论。]


　　[13]群众的组织性吗?难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还去幻想负有战斗任务的广泛的组织，去重复说了又说的一套老话吗?况且，只是沃罗涅日省的经验就已经表明，建立这样的组织以防万一，就意味着或者激发群众中最优秀的分子去进行毫无目的的冒险，或者因阻止他们行动而使他们士气沮丧，最后使他们感到失望而削弱了他们……


　　特别抱怨群众组织建立不起来吗?我们在1905年已经看到，当运动的浪潮高涨起来的时候，群众组织形成得多么快呀。


　　如果谈的只是党的干部组织，那么必须指出，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这事当前在各政党内都经历着严重的危机。


　　还有一个关于经济组织的问题。但是，因为谈的是革命的破坏作用方面，这些组织没有多大的意义，关于这些组织我们下面再谈。


　　[14—15]……………………………………………………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究竟什么东西能唤起这种英雄狂呢?


　　各民族对激发的反应能力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有一条所有民族都最敏感的心弦。这就是民族感。这里不是谈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评价它的地方。只是必须承认：最容易收效的任务之一，就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宣传工作——不论是好战的沙文主义也好，或者是以文化进行自卫的民族主义也好……


　　[15]或许有人会反对我说，我们不应该热中于这样半自觉地传播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在打算获得更大的成就。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把我们的希望搁置到全体群众达到自己先进部队的觉悟水平的时候了……


　　……难道不是保卫民族的要求把法国大革命推到白热化的程度吗?在我们这里，不也是非俄罗斯民族走在革命的前列(他们强烈的民族反抗情绪使政治口号和社会口号更加炽烈)有时甚至于令人痛心地远远地脱离革命吗?那还有说!只要回忆一下对日战争(不是战争中的困难，而正是战争中的民族失败)的革命化的影响就够了。


　　[16]……宗教教派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探索着。外界使他们接受异端思想的一切尝试，最后都是毫无结果的。


　　我们顺便说一下，宗教意识比宗教教徒差一些的、但仍受教堂影响的小市民、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工人中的一些分子，在自己的生活中仍旧给予宗教以比我们习惯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的地位。


　　这里，在群众心灵深处响着的仍然是强烈振动的心弦，这里是最易受到激发的所在。我并不想评价这一事实，只是要正规它，而不要用教条主义的公式去回避它。


　　该是承认这一事实的时候了：有一条下层人民生活的广阔的巨流，它的边缘触及我们的细流，它从我们旁边奔腾向前。


　　须知宗教不仅局限于本身的内容，它也可以包括、吸收社会政治的理想，它可以用社会政治理想来革新自己，并把这些理想推向它们的顶峰。当然，我说的不是“模仿宗教”来炮制某种党的纲领，因为对党来说，谎言是一个极不适当的基础；对先进工人阶层来说，这样的党纲可能会不必要地破坏了思想习惯；对广大的、无组织的群众来说，这样的党纲可能会成为知识分子思想产物中最矫揉造作、最难理解的东西。


　　不，宗教能够造成广泛的运动；宗教能够成为引力中心，成为俄国各种教派的汇合中心；宗教对百孔千疮的整个俄罗斯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宗教通过情感影响人心，从而具有广泛的感染力——这样的宗教应当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根子上有机地发展起来；它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与这些信仰有共同基础和共同语言；无论从纯宗教方面看，还是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它都应当是革命的、革新的；最后，它应当由具有真正狂热信仰的人来传播。


　　现在俄国是否有这样的宗教学说的种子，这些种子能否发出茁壮的幼芽，我不想加以判断。一部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真诚是无庸置疑的)断言，这样的种子是有的，——他们在人民中间看到了，在自己身上也觉察到了这些种子。无论如何新的宗教宣传的尝试，大概是要进行的。


　　这类运动同党的活动属于完全不同的范围，实际上，我们社会革命党人用不着对此发表意见。但必须事先弄清楚，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它。


　　正统思想的传统要求反对人民意识这样偏离“直路”。但直路总是生疏的、狭窄的、严峻的。全体劳动人民走直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劳动人民现在恐怕就要涌向自己曲折的、坎坷不平的，但却宽大的轧实了的道路。他们急着要走。


　　难道我们要拦住他们，挥手喊叫：“回去，回去!尽管你们是去那个方向，但走的不是那条路!我们已经完全按科学道理给你们辅好了一条新路。”如果群众只是把我们踏倒，朝某个方向继续前世——，逃出这个地狱，那就更好了。不过要快一点，快一点!否则就晚了……


　　[17]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自由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珍贵的，或者我们迷恋于自己的“为时代所推崇的”道路。难道我们害怕宗教社会高潮，更甚于陈腐不堪、根深蒂固的奴隶地位吗?这只是因为我们当中多数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　于是，有的庄稼汉便骂诗人、画家是懒汉和疯子。


　　大概有人会反驳我说，道路不是无关紧要的：宗教狂热的道路，也会部分地预先决定未来的文化内容。那又怎么样?我们同它没有什么要争的，我们不是竞争者。社会主义并没有，不可能也不应当用自己的内容去充实团结一致的社会的新的、自由的形式。毫无疑问它会对人们的心理施加健康的影响，但它不能向人们提供新的精神珍品，即新的要求和新的目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只是人的保护者和仆人，但不是他的先知者：我们要帮助他打碎身上的锁链，穿上舒适、美丽的服装，要把鲜花和武器交到他手里，至于他要到哪里去，参加什么庆贺，投入什么战斗，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当发生这类宗教运动时，我们不要和它竞争，不要阻止它，而要公开承认它的积极意义，尽量使我们的行动同它协调起来，而且必要时给它提供技术援助。


　　现在我们谈谈可以想象到的、能够摆脱反动绝境的最后一条出路。


　　有一种东西.它能够鼓舞群众，使群众充满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念和对敌人的蔑视，从而推动群众去进行斗争。这就是成功。这时不是刺激因素增大，不是理想变得更活跃、更亲近。这时是关于阻力的概念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吸引力在降低。已经使人民意志麻木的敌人大炮的炯炯目光现在开始暗淡下去，仿佛愈来愈远了。


　　但是，如果不想同上面讲的一切相矛盾，那我们就不能指望群众运动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这里说的只能是人数不多的孤立的小组或个人成功的战斗行动。即使这些小组和个人的胜利只能说明他们本身的力量，而这种胜利本身并不增加群众胜利的机会；即使这种胜利甚至于只是一种侥幸；反正一样——成功就具有感召力，成功会不由自主地扩展开来，每个人都感到这个成功就象是他自己的成功一样。而遭到准确打击的敌方，也会感到这种成功的心理作用，这种心理作用同真正给予敌方的损害远远不成比例，因为失败麻痹了敌方的意志，使它脱离了常轨。


　　只有打击是指向聚集人民无数联想和感情的焦点，只有这种打击不需任何解释就对所有的人来说都立即具有象征意义，并象不胫而走的传说那样深入人民生活——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上述这些情况才能发生。那时群众就能进入高度敏感状态，就象在暴风雨前大气中军队和人民中间产生了无可代彗的社会心理感染的电流一样。那时人民意识的训练就会发挥作用，从而使各阶层人民易于相互了解。


　　对中央进行冲击可能具有的意义就是这样。我说可能，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一切希望都建立在社会心理性的看法上，而在这个诱人但阴暗的森林中，只能摸索前进……


　　[18]　……我再说一点，最好不要过多地期望冲击会造成政府的直接瓦解。在目前政府对冲击有防备的情况下，应该对这种行动产生深刻的怀疑。


　　……秘密的战斗活动，自然仅占用党的一小部分力量。那么全党究竟该做什么呢?


　　首先，不是做党至今所做的事：不是一下子什么都做。须知现在每一个委员会的活动都试图包揽一切：如工人工作，想尽可能包括工会斗争机构；农民工作，某些地方想包括合作社领导机构；知识分子工作，军事工作和出版工作……如果从使人昏迷的滚轮旋转的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从旁观察一下这些工作结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些活动——请同志们原谅我——就象杯中风浪。在党的现有力量的情况下、在地下工作的情况下，在缺少革命高涨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要想把历史进程导入理想方向，只了解生活的复杂性是多么不够，只尊重人民是多么不够。因为，假如不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为的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习惯和不适于干其他事情……


　　……在宣传我们的集中全力来创造和保存好的书刊这种观点方面，最好我们也不要孤芳自赏。我只讲创造和保存，因为我认为群众自己寻求并找到传播书刊途径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说实在的，无组织的群众将很少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触，甚至群众疏远了我们，即疏远了党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高涨时刻能轻而易举的赢得群众的信任。最后，只要我们的思想深入群众，我们那个“商号”就可以倒闭……


　　但是，很显然，秘密组织容纳不下群众。而且群众在其中也无事可做：在集中制的组织中(在目前条件和党的任务目前这种安排下，组织形式只能是这样)我们学不会自我管理，在这种组织中，群众的主动性也许只有在防范警察方面能够部分地得到发挥。在地下工作的冒险主义、浅尝辄止和奸细活动的有害影响只能毒害而不能振奋意志薄弱者的地方，是谈不上道德和智力教育的。即使党从前是纯粹献身者的团体，即使这些献身者现在在党内仍然发光，但在目前总的形势下，这什么也改变不了。


　　至于说到党的组织吸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这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那些目前同党保持正式联系的工人和农民，远非始终是最革命的、最有觉悟的、最为群众所爱戴的、最基本的社会革命党人。渴望一贯积极地、创造性地干预周围生活的优秀人物，在这个政治上死气沉沉的时代往往被排除在党的异国天地之外，不过，实在说，由于这些人时常被卷入我们虚构的综合性工作的旋涡里，我们只能对以下现象表示遗憾，他们被引离开生机勃勃的细流，而人民生活正是靠着这些细流前进的——一直向前进，几乎自发地前进，


　　人民生活在前进。尽管有各种迫害，但仍存在许多经济组织：工会、消费合作社、购销协作社以及生产劳动组合……


　　诚然，它们的任务是有限的。但它们对劳动人民各个阶层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可贵的，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诚然，这些组织成员的工作不是英雄事业。但这种工作同平素日常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同这种生活结成一体，并把新的社会心理的习惯、新的文化上的需求，灌输到这种生活中去，改造着这种生活范围内的人们，而党的政治活动，对多数非职业革命家来说，尽管它高于生活，却仍然是或多或少位于生活之外的，常驻的政治活动是类似星期日做礼拜一样的东西，对传统的教徒来说是类似星期五斋戒一样的东西。


　　诚然，经济组织遭到政府的种种迫害。但这些迫害部分地似乎是经济运动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为了体面而招来的，他们发表各种声时，叫嚷一些早已成为一般人的常识而完全不需要他们捍卫的原则。


　　[20]不管革命能否达到我们最低纲领所规定的限度，或者将飞快地进人最高纲领派分子的“劳动共和国”，——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要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进行改建，而在经济生活的新的大厦里，劳动者的经济组织将起巨大作用。


　　顺便提醒一句，在我们队伍中有人反对最高纲领派分子，与其说是反对强占工厂的可能性，不如说是反对强占工厂的愿望。但运动的逻辑并不总是遵循思想逻辑给它规定的连贯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世界的竞争拖延愈久，就愈是这样……


　　[21]　我们与其把自己组织的套环碰运气地投入无组织群众的汪洋大海里，不如在群众自发地集中的那些集结点上巩固下来，这些集结点将有可能成为群众结晶的中心……


　　我们应当用经济组织方面的理论知识为经济组织服务，向它们介绍尚未试验过的一些协会形式[注：作为一个例子，我想提一下以确立城乡互助为宗旨的同乡会组织；关于这种组织的想法曾提出过，但在我们当中似乎丝毫没有引起重视。]。


　　我们应当在工会中同社会民主党人想给工会贴上党的标签和原则上缩小工会任务的倾向作斗争。


　　我们应当观察、努力认清运动的全部微妙之处，应当在运动的洪流中学习求实精神，而主要的是培养自身对生活的敏感。哎，对生活的敏感——这是一种难得的才能。但在我们大家身上，这种才能即使没有消失，也因长期过地下生活而变得大为迟钝了……


　　[22]……当然，有人会对我说，不能在无所事事中积聚力量。那么绕着空地打转转——就行吗?……


　　这种由于策略改变而引起的自然的撤销组织，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干脆而彻底地肃清我们队伍里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奸细的极好的机会。


　　附带说明一下，这里并不是对秘密政党及其各方面的任务的原则上的否定。这里只是认为，它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时刻是不适宜的……


　　[23]……下列摆脱当前状况的出路在客观上是可能的，


　　(1)暂时退出斗争而相对地变强了的政府，在欧洲社会动荡的影响下，可能因失去国际支援而动摇起来，那时劳动人民将会把它打垮。


　　(2)退出斗争而相对地变弱了的劳动人民，在同他们的情感联系更密切的新的刺激因素——民族的或宗教的——影响下，可能在自发的热潮中吸引了军队，象暴风雨般地突然袭来，把专制政体这棵害树连根拔去。


　　(3)对中典成功的打击，可以破除恐惧这个妖术而在沙皇制度这堵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而人民大海的巨浪将意外轻易地冲进这个缺口，淹没惊慌失措的沙皇制度。


　　我们应当抛弃一切教条主义而支持一切有利予这些机会的东西。


　　为了最有效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不大的力量，我们在目前时期应当仅限于用书籍报刊同无组织的群众进行联系；而把主要力量用于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已经为经济斗争而组织起来的分子中间进行工作。


　　……毫无疑问，会有相当多的爱叫喊的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十分诚实、正直的人，他们会指责我们背叛自己和自己的事业。那有什么，总有一天会表明，我们是否忘记了自己的目的，是否不再会战斗了。就让党的声望也暂时下降吧。难道这比党一贯为之服务盼那个事业的利益更重要吗?


　　……我不追求观点上的标新立异，因为我提出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路线。不过我不否认各种影响。我尽可能公正地研究了自己思想过程之后，我认为，近几年来这些巨大思潮没有一个对我没有影响。但我并不以此来责备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学习、没有什么可以充实自己世界观的人是不好的；觉得自己不够坚强、因而把自己的信奉者同整个文化思想的巨流隔开的世界观也是不好的……


　　关于宗教——第16页。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第186—193页


　　注释“


　　[159]　阿—娃娅《现在需要什么?》一文载于1909年3月《国外组织地区委员会通报》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