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哈利《幽灵》一文上作的批注(1909年12月—1910年1月)

　　在尼·哈利《幽灵》一文上作的批注(1909年12月—1910年1月)

　　[13-14]　幽灵[注：本文作者是社会民主党人，还在不久以前在《无产者报》上写过捍卫“召回派”的文章。不过我们仍然把他的文章刊登在我们的机关报上，因为作者所代表的那种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暂时还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而且也不可能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刊登。同时这一派在某些地万(特别是在对待第三届杜马的态度上)符合我们党的策略立场。关于我们对作者所涉及的问题的态度，编辑部在本期社论里发表了意见]


　　对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


　　政治原理的批评


　　建立党中央是每个有原则性的组织的生活中一件普通的事，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地方象我们这里那样，在建立党中央的同时，强行截割了不合这个中央心意的左翼……


　　[14—15]　实际上在这里论述会议上关于孟什维克取?肖派的种种议论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未必有人会“认真”对待这方面所说的一切。每个人都清楚，这只是“暂时”这样说，实际上，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在“革新”党右翼的庇护下很快就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安乐窝，这个右翼迄今一直是小心翼翼地隐蔽着的，但不久就要大显身手。砍掉左翼，暂时隐蔽右翼，——这就是《无产者报》编辑部当前的口号和真正的行动路线。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这位公认的我们的“实际政治家”的领袖，以其特有的敏感断定，“无产阶级的”风似乎想向他这方面吹来，于是他把自己右手的几个指头急忙藏进衣袋里，从另一个衣袋里抽出整个左手，“诚心诚意地”伸向目前独臂的列宁。列宁迎上前去，要知道，列宁早就尽力想脱开自己的左手，他甚至承认，他的这种意图“近来招来了那些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的不少攻击”。结果，这些同志的布尔什维主义取决于列宁的位置：布尔什维克列宁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列宁离开他们，转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而他们却不紧跟他，仍然留在原地，那他们就不再是布尔什维克了。他们离开向右转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而留在左边。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左边是什么东西呢?喏，这谁还不知道呢?当然是无政府主义了!有了名称，于是就万事大吉。反证是：比列宁左的是召回派，召回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列宁是布尔什维克。


　　列宁这样极其简单地得出答案后就心安理得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尽力证明：召回派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孟什维克。


　　我们的杜马党团注定要成为决定属于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这一问题的试金石……


　　这些关于从事杜马党团工作长期性的话，正是问题的症结。这些话的意思是，党团可以不去改进自己，但是党却始终要尽力改进它。对它要施加各种压力，然后是最后通牒，然后再施加压力，等等。这是说了又说的一套老话。但是把这种长期的白费气力叫作党对杜马党团的长期工作，党对杜马党团的教育……


　　关于教育不成器的孩子的规定的最长期限却有意避而不谈，但从这种独特的“最后通牒主义”的性质本身可以得出结论，最长期限就是杜马党团或者……就是杜马本身存在的期限。同时他们忘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无地的饥饿的农民，不论对杜马党团，还是对《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建党政治手腕，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扩大编辑部大概很快就只好自己又当作者又当读者了……


　　……决议规定：鉴于缺乏派别内部的思想一致，宣布将这类最后通牒分子其中包括马克西莫夫[注：顺便提一句，马克西奠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象列宁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十足的最后通牒主义。无论如何我不想把他同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混同起来。]开除出派别。那么，对于那些也缺乏派别内部的思想一致的工人，又该怎么办呢?请读一读这个“决议”的下面一段吧：


　　“如果地方工作人员把会议决议理解为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人员，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


　　这难道不是玩弄权术吗?要知道，工人既是需要的，又是无害的。组织(“不应解散组织!”)需要工人，而工人之所以是无害的，因为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被工人选入党的机关的代表的意见，经常会被不通过工人遴选进入这些机关的人士截然相反的意见所抵消。为此举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然后，把会上通过的决议(应该读作：“民主的”，——谁要是往坏处想这个词，那他是可耻的)，作为必须执行的命令寄给地方委员会去执行。在表现出这类“民主作风”之后，就不大好意思象从前那样，大喊大叫什么“六三政变”了，而只好自豪地转向“革命地利用议会(杜马)”。没有必要还认为第三届杜马只是内阁的办公室了，应当把它当作一个战胜专制制度的成果陈列出来，以便证实这个“胜利”果实已经收获。


　　……专制制度被叫作“代议制”，贵族黑帮杜马被叫作议会。由此就可以作出进一步结论：社会民主党是代议制的党，所以它应当参加杜马；谁不愿意参加杜马，谁就是反对议会，因此他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内就不应有他的容身之地。真是惊人的简单、明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新型的“布尔什维克”遇上了一件小小的不愉快的事：要知道，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啊，真可怕!——甚至还有十月党人……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一样，在杜马问题上完全是使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宣传材料。但是，只要我们还记得孟什维克在第一届杜马期间为反对抵制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口号是纯粹孟什维克的口号。而且，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同我们现在的《无产者报》的“布尔什维克”相比，那时的孟什维克是真诚得多的布尔什维克，因为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出版比较自由的情况下，这个口号当时[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列宁当时谈的是“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是能够实现的，而现在，由于目前的出版情况，甚至现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意识地力求赋予这个口号以革命性的那种假象，谁也不会相信了。


　　其次，在引用的摘录中谈到了使用宣传材料的问题，这些材料不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而是……第三届杜马提供的。在这里，杜马党团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定就其组成性质来说，杜马党团全由《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现有人员来代表；甚至更进一步，杜马党团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假定是这样并扪心自问：这样的杜马党团能否完成《无产者报》集团交给它的任务，即能否成为宣传不合法思想的合法基地之一呢?


　　人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不能。在目前的出版情况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半官方刊物打算教育杜马党团掌握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革命主义以及其它高尚品质，在上述出版情况下，好的话，只能留在塔夫利达宫里；坏的话——而这有更大的可能性——连塔夫利达宫也没有机会听到用《无产者报》的精神教育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声音，因为在俄国目前代议制的法律程序下，发表这样的意见，需要有十月党人霍米亚科夫或公开黑帮沃尔康斯基的恩许。[注：在报纸报道杜马中别洛乌索夫与古利金事件时，本文已经写好。还需要证据吗?]


　　合法基地在这出议会滑稽表演里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或许留下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同无产阶级的合法来往?关于这一点，早就连想都不要想了。通过报刊合法地阐明杜马的活动吗?也不可能。那么，到底留下了什么呢?用合法的手段什么也办不成!社会民主党党团本身在杜马的整个“活动”结果究竟怎样呢?往好处说，这种“活动”给秘密传播的非法读物提供最广泛的材料，这些读物的题材是占杜马多数的黑帮如何不公平地“违背宪法地”对待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第三届杜马本身能够为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宣传提供的材料，即使它内部没有工人代表也能提供出来。那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作为与非法活动相联系的合法设制，还有什么必要呢?况且还是这样一个党团，为了改变它跟在立宪民主党后面亦步亦趋的坏习惯，首先要用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来教育它呢?


　　问题就在于：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虚构的，是《无产者报》编辑部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保持它早已失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纯洁的外表。划清《无产者报》“布尔什维克”与召回派布尔什维克的根据，绝不是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而是关于第三届杜马的作用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杜马中的意义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分歧。因此马克西莫夫同志是对的，他责备(《无产者报》编辑部说得多么委婉哪!)会议背叛了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转到了孟什维克的观点。


　　曾经有个时期，不只是关于策略问题的分歧，而主要是原则性的分歧把我们同孟什维克区别开来。对力量的对比、革命的发展、农民的意义和作用等等，我们都有不同的估计。这些分歧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关于这一点只字不提。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分歧不再存在了。而且《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自己也用下面一段话证实了这一点：


　　[16]　“布尔什维克应当怎样对待这部分目前人数还不多的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该竭力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有党性的护党派。这决不是说抹杀我们同孟什维克的策略[注：即使出于礼貌，提一提原则性分歧也好!]分歧……”下面还说：“……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的那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护党派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真是一针见血。如果用普列汉诺夫不久前在日内瓦的一次会上说过的预言性的话，即“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分子”[注：真是无愧于这样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发现。我一向清楚，普列汉诺夫这类言论是有针对性的。但是听到这话时，我承认，我并没有马上猜出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想他说的是谁呀，是波格丹诺夫还是卢那察尔斯基?]，来补充这些意见，那么……一切马上就清楚了。可见，我们是处于完全妥协的前夜。


　　……所有这些都是陈词滥调，完全是从我们早已熟悉的西欧机会主义“实际”政治家那里搬来的。《无产者报》的政治家们自己也并不否认自己与这些政治家的共同性，他们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到了学习“说德语”的时候了，即到了停止给运动提出最能推动运动前进的口号，并开始放慢行动的时候了……不过，俄国的无产者估量了《无产者报》的“布尔什维克”打算同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一道推行巴黎《无产者报》新的“革命”路线这一情况以后，大概能够轻而易举地作出对这条路线的应有的评价。这不正是确凿的证据吗?同普列汉诺夫结盟的革命性本身难道不替它自己说话吗?


　　毫无疑问，在估价现代议会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上，我们同国际“正统”议会迷鼓吹者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我们仍然要使他们感到痛心，因为我们不会发表任何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厌其烦地着重指出的正是这一点：资产阶级议会几乎到处都不过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而已。有时，有些国家的议会的这一法规有部分的倒外，在那里议会里的力量分配符合于人民力量的实际分配，也就是说，在那些民主共和制的国家里，虽然议会也会变成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但那只是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小私有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此，对我们来说，议会在资产阶级制度中的作用，只能有一个定义：任何议会，作为资产阶级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敌视工人阶级的制度——的政治工具，只能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而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因而我们同议会迷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歧，完全不在议会历史使命的定义上，而是在把议会看作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上，看作全民政治革命时期人民革命斗争的工具上。正是议会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这一历史是我们的正统派分子非常喜欢引证的，它在专制的代议制舞台上的辉煌的胜利使他们振奋不已)，使我们中间许多人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18]……我的确认为：“召回主义”不是理论上清一色的派别，我认为它也包括本质上已大大超出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些派别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5卷


　　第197—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