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巨大世界影响的客观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

自从2004年，一位叫乔舒亚·库珀·雷默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问题后，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法很快地流行起来。

近几年，大凡影响大一点的国际研讨会都涉及中国话题，都要讨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问题。

最近这一波热议“中国模式”，是伴随着各国共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而来的。目前这一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中国的实力提高得很快，令人刮目相看；二是期待中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中国经济一旦率先复苏，那么“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将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到“中国模式”、中国实力、中国成就等问题时，尽量回避或有意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说明他们很难摆脱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观点的束缚。其实他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

观察近几年国外学者和政要对“中国模式”的议论，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要作出如实的、谨慎的而又充分的估计，也就是说要全面评析。

中国发展之路的魅力

六十年来，中国发展之路的特点可以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加以概括。考察西方学者和政要近年来研究“中国模式”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三点是看好的。换言之，中国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其魅力四射。

早在上世纪末，我国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后，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敏锐地指出，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早认识到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逐步形成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且把它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2003年4月，德国《我们的时代》杂志发表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的文章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己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他例举了南北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暴力、战争等事实后得出结论：“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有的西方学者还称，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提出后，更加引起世人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和外媒也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中国发展理念的变化。2007年10月15日，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又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发展经济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六十年中国发展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对此，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看到或承认这个事实。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决不是一时应急之策。而是由中国社会制度性质和我们的对外国际战略所决定的。从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到邓小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从江泽民提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到胡锦涛倡议“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一切向世人昭示：六十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完成三个伟大历史任务相联系，其中之一是“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捍卫世界和平。

因此，被西方学者和政要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之路对于当今世界是有影响力的。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8年8月15日《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对于现代化的新兴国家，“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凝聚战略思维的谨慎评析

近十多年来，中央高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评析是谨慎的，没有讲过头话。这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冷静观察外部世界的能力。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东欧剧变后是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当时对我们党和国家造成很大压力。在顶住这罕见的压力后，中央提出要埋头苦干，要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也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告诫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没有辜负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党的十六大充分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的成就和基本经验，指出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到2001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己跃居世界第六位。

在取得这样的重大成绩面前，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依然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在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到2007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己跃居世界第三位。

在取得这样新的重大成绩面前，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郑重宣示：要始终做到政治坚定，带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不动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要始终做到审时度势，带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把握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突出地讲了忧患意识。他深刻指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并提出明确要求：对今后出现的九个方面的困难和风险，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

综上所述，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评析是谨慎的。这种谨慎的态度凝聚了我们党的战略思维。继续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是今后继续战胜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客观地、充分地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这也是全面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偏废。

六十年铸就的主心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紧密相联的。这个主心骨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原先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宏伟实践中铸就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两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渊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我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提出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十七大第一次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个理论体系既不照搬书本又不照搬外国模式，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才能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

坚定信仰和理想的要求

全面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坚定信仰和树立共同理想的要求。共产党人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祟高信仰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在当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有一个与其他“主义”、其他制度、其他道路等相比较的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

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时，邓小平就把它同我们的共同理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87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并向他们介绍“三步走”发展战略时说，到了21世纪中叶，我们人口15亿，人均达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属于世界前列，这是了不起的事。“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一时期邓小平多次讲了类似上述的话。1988年，他又讲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

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坚定指出，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只要中国还在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站得住。”这一时期邓小平仍然关注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周边国家进行比较这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重视。他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他还指出，广东提出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有力佐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指出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苏东剧变之后，还强调不扛旗、不当头，埋头苦干，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国内外也出现了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不提国际主义了。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主义有自己特有的表达语言。这就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此后的1960年代里，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国际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并不矛盾。他在1981年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邓小平还曾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他还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标志着国内进入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阶段。当时国际背景是，世界社会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后还处于低迷时期。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强调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愿与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有力佐证。它的深刻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