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立法机关也参与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去年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进行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并提出,尽快制定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有评论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全民利益和福祉的重大事项,其改革方案理当提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就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无可动摇的法律效力。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当在程序上往前再跨一步,从获得国务院通过进而争取获得全国人大通过,从制定政策性文件的层面进入立法层面,使自己具有严格的法律效力和法律约束力,也使制定改革方案真正具有国家立法的性质。
就在方案的持续制定过程中,中国收入分配的形势已经出现变化。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指出,尽管人们对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以及改革的紧迫性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两年也出现了一些让人忧虑的新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多,经济发展出现下滑迹象,做大蛋糕的优势减少,而且通货膨胀的形势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在收入分配领域形成了较大的困难。
苏海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资源也迎来了新的挑战,这给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带来了新的难度。
在近日召开的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论坛上,一位专家直言:“这个方案以前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则是连楼梯也不响了。”
一部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事
近年来,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为工资增长和收入分配立法逐渐为舆论关注。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等专家曾经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更加重视立法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立法规划研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阶段性量化目标。
苏海南认为,不仅是工资立法,所有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各项立法,一旦定下来应该有一个长期稳定性,所以立法过程相对比较漫长。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轨过程中,而这个转轨过程中很多情况可能是以前我们不了解、不掌握的,工资条例为什么出台这么困难,是因为我们有些情况不清楚,分析判断还不够准确,这是导致工资立法出台比较难的客观原因。”苏海南说。
受访专家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律只是促进其完善的一个方面,不是一部法律可以完成,还没有制定收入分配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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