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转机：或成“小岗村”式改革样本（2）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土地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乌坎事件并非孤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圈地运动中，地方的土地财政和基层的土地财政，导致的和村民之间的利益纠葛。

在任剑涛看来，这正是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即发展中的问题。首先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出了严重问题；其次是公民权利的诉求已经明确化了，也就是群众的利益明晰化。但乌坎事件最初的发展态势，说明权力发展上权力主导型意识也出现了问题。

任剑涛说，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但是这个代表过程和人民群众自己愿望表达之间，“我们必须承认是有距离的。”当群众自发地表示自己的诉求时，必须从基层政权到高层政权逐级认识，形成社会问题暴露的比较性共识。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层政权的为政者却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意识。一位专家透露说，他曾听过地方官员面对农村土地纠纷时的态度——“集体的就是国家的”。这位专家认为，基层政府官员有这样的意识是可怕的，是漠视村民利益的。

正是这种认识，让基层官员在面对类似乌坎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时，将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并且很容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任剑涛认为，目前中国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但必须要分别确认，“避免以往对暴露出来问题价值的辨认当即政治化——是市场的问题我们也政治化。社会的诉求，我们就打成敌对势力，也政治化。”任剑涛说。

承认博弈

本报记者接触的专家一致认为，广东省委在处置乌坎事件时，愿意与村民谈判的态度值得肯定。这也是承认政府和群众之间事实上存在博弈的现实。“广东这一次在中国最重要的时候承认了社会市场和党政权利博弈的合理性。”任剑涛说。

而《人民日报》的时评也称：“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学者认为，中共党委机关报罕见地用了“博弈”二字，这是一种进步。时评还称：“要扫除面对群众的‘对手思维’。”

所谓“对手思维”，在过去就是一遇到类似乌坎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往往容易将群众对立起来。显然，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让矛盾更加激化。近两年内地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