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转机：或成“小岗村”式改革样本（3）

根据马立诚的观察，事实上，在乌坎事件处理过程的早期，地方政府是有缺陷的，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用刚性的措施来封堵、来压制，这个结果就刺激了民众方面反弹，使得这个事情矛盾不断地激化，导致海内外都很关注这个事件。

在马立诚看来，肯定利益就是实事求是。在后期处理乌坎事件时，广东省委工作组并没有任意上纲上线，扣上“境外操纵，媒体煽动，敌对势力”这些帽子。“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就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马立诚说。

任剑涛认为，这一次从《人民日报》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都承认了利益博弈。这意味着广东省委乃至中央领导已经把政府和社会摆到了同等位置。而这个博弈最大的用处，是为三方博弈找到自己的边界提供了契机。“我们国家权力有没有边界？我们的公益诉求有没有边界？村民要求的赔偿有没有边界？”在任剑涛看来，过去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缺乏边界意识，习惯性思维是摆平。以钉子户为例，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惜高价了事，起了不好的示范。

但是，当政府承认利益博弈之后，情况就会大不同。在学者、《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作者吴思看来，在肯定民众的利益是基本合理的，是公民权利之后，博弈的三方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讨论合理不合理。“合理就有标准，就可以讨价还价。”

任剑涛称，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愿意在制度上进行谈判，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谈判这个概念就跟博弈在逻辑上是对应的。”任剑涛说，这并非说政府就丧失了配置资源的权力，相反是真正解决公民诉求的制度安排。

“不是说给群众无限度让步，就尊重了群众的愿望，不是说对市场的一个非制度性的钉子户的利益要求的满足，就表明了党关怀人民群众。”任剑涛称，这些正是乌坎的转机，除了事态发展的转机，它还是理念转机、制度转机。

广东先行

过去的经济发展当中，中国有多个特区进行试验，唯独在社会管理方面缺乏这样的试验区。专家认为，不妨借乌坎事件建立这样的试验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建议说：“中纪委把乌坎村作为政策特区，都到那儿试验去。”

任剑涛说，不要用对欠发展地区的矛盾的压制，掩盖中国发展中矛盾必然暴露的问题。“我觉得这（指乌坎处理模式）是充分肯定广东暴露问题的价值，具有国家意义。只有东南沿海发达省份暴露的问题才是中国的主流问题，才是有价值的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