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转机：或成“小岗村”式改革样本（4）

专家认为，乌坎事件的标本意义在于，它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广东也同样是转型社会的一个代表，其处理社会问题的模式理应成为研究的范本，其主政者的处理方式，同样值得研究。

在马立诚看来，广东省委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依然是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所作所为。“中央和广东省对待这一类的群体性事件，能够采取目前的这样一个疏解方针——实事求是的方针，以人为本的方针，为今后中国解决群体性事件做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首先，广东省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任剑涛说，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做出新的探索要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上看待——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承认利益博弈，以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注重革命党的简单的暴力手段，这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须要承诺的问题。

还有广东省政府在对待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对事件的传播上，以及政府在面对民间组织或中间组织的态度上，都是值得探索的课题。在马立诚看来，乌坎事件的最终处理，摒弃了过去的压制措施和刚性处理的旧的思维模式。

其次，广东省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措施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任剑涛建议，广东省要把处理这个事件的具体举措程序性地描述出来，使得以后处理这些基层社会事件时有程序上的依托，形成一个权利本地化的处置办法，比如说一二三、ABC一步一步怎么做，发展到哪一步谁出声，谁显身，谁处理，谁负责。“在操作技巧和制度配置上，要让乌坎事件成为一个真正的转机。”任剑涛说。

宪政学者姜晓星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往往在底层实践，因此乌坎事件的示范效应值得观察，“整整闹了三个月，所有人都在看。如果这个事处理好了，别以为土地问题解决不了，还真能解决了，当时小岗村的事儿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做成。”姜晓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