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拷问金融生态

金融体系并不是独立的，它的运行广泛地涉及到更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环境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是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系统地将仿生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金融体系，系统阐发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并运用它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性矛盾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中国金融界的广泛共识。从2005年起，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和协助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开始实施了对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跟踪研究。在今年7月4日即将召开的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和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主办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讨会上，将发布第三份金融生态研究报告。

在2005年的研究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带领的团队，立足于地区层面，对我国不同地区之间金融业健康程度巨大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体系，并据此对50个城市的地区金融生态进行了测评，最后提出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加强金融法治和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三大政策建议。2006年，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地域范围大幅扩展，包含了31个省、市、自治区和90个重点城市。

今年发布的第三次研究报告，则将专注于探讨地区金融风险差异对信贷资金流向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生态。报告将对31个省、市、自治区和100个核心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和338个地区的信贷资产质量等级进行评估。

第一财经（CBN）将协办此次会议。会议前，CBN专访了李扬。

银行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刚刚开始

CBN：自2003年以来，各方都非常注重金融生态建设，怎样整体评估最近几年金融生态建设的进展？

李扬：综合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正在稳步改善。

这种改善，与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

从直接融资方面来看，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各地区的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我们的研究显示，虽然正规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停滞，但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的直接融资却有较大发展，总的结果是，各省区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逐年提高。

就传统的银行信贷领域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财务重组、再资本化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之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逐步得到强化。其主要表现是：各银行总行均强化了集中管理，并主要依据地区间风险收益的差异进行跨地区资金配置；各类银行之间及银行的各地区分行之间亦积极开展了以贷款交易等市场化的方式调配信贷头寸的活动；新建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区域布局上也相对集中等等。

以上趋势的发展，形成了信贷资金依凭地区金融风险差异而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的趋势。这不仅整体提高了银行信贷的效率，降低了风险，而且客观上对某些地区形成压力，迫使其着力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以便吸纳更多的信贷资金。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压力，堪称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这种良性互动下，中国各地区信贷资产质量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银行体系的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显著下降。2003～2007年，中国各省区信贷资产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的平均水平已经分别从21.04%和12.41%降低至9.88%和6.51%。这中间，各地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努力功不可没。

CBN：银行体系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金融生态的重要内容。你提到了这种“良性的互动”，但目前依然有声音认为，“政府依然是银行部门的主要股东”，这导致“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尤其是在危机之下，银行体系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又重现了改革前的很多模式。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种银行与政府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