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拷问金融生态（3）

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类如你刚刚提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恶化，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先说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所周知，为了解救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政府均采取了历史上少有的政府干预和参与政策：在一段时期中向“问题金融机构”敞口供应资金姑且不论，就连最犯忌讳的“国有化”或“类国有化”措施也不鲜见。在一段时期中，人们倾向于从“解救危机”的特殊性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当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危机已趋平缓时推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危机中被采用的某些政府干预乃至直接参与金融业的措施，在那里可能被制度化。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在探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的措施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简单地用政治号召和行政命令来迫使金融系统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其结果恐怕会增加金融业的风险，金融生态环境仍会恶化。这意味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去政府化”，也不能简单地“亲政府化”，我们需要积极探讨政府参与和干预金融运行的适当方式、领域、力度和时间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需要在体制、机制、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做更为深入的综合改革。

上述两方面问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关于金融生态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宏观风险加剧

CBN：当前的经济下滑，对于整体宏观金融生态，以及整体经济风险，还表现在哪些层面？

李扬：我想着重提的是，经济衰退会直接引发地区金融风险。

目前，发达国家正在金融领域中“去杠杆化”，之后才能促使信贷市场解冻，使得企业和家庭获得资金支持。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则是要实现“去存货化”，然后才能逐渐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导致的经济衰退趋势，恢复生产，重建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的“去存货化”压力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部分企业在2008年原材料价格暴涨时期吸纳的高价库存需要消化；二是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因为出口量锐减导致产品积压和经营困难；三是房地产企业在重新走上健康发展道路之前需要“去存货化”。

CBN：这种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也是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重大风险。

李扬：中国当前面临着选择，是继续进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忍受暂时的阵痛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

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计划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从目前的经济形势判断，经济增速在2009年二、三季度应该会被拉起来。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只能暂时遏止经济下滑态势，国民经济要想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还有待整个社会的投资有效恢复。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否带动和引领私人部门的投资、能否有效恢复全社会的发展信心，能否切实使投资产生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的效果，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如果因循过去的传统路径，这样的短期刺激政策充其量只能推迟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并且还会实质性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风险。

一旦未来经济失衡恶化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将可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大幅上升、银行坏账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在此，美国金融危机殷鉴不远。

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比较充分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阐述了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其后，这些计划又被不断补充。这一系列举措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认识。第一层面是短期应对，主要体现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等，为的是有效阻止经济下滑；第二层面着力于结构调整，国家已经实施了范围前所未有之大的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期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第三层面着眼于长期发展，这体现在我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为经济的未来增长寻找增长点的努力方面。第四层面体现在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措施方面。这样做，为的是给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