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拷问金融生态（2）

李扬：我们研究中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认识到现实中的金融业是依托一定的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来运行的。中国的金融风险固然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缺陷方面的原因，更有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不良的深刻根源。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累积的集中表现。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银行微观治理结构层面的改良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业发挥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金融风险同样也会发生并积累成灾。

也就是说，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中，银行即便能够从内部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不当干预挡在门外，但是迫于经营乃至生存的压力，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的体制框架。这意味着，要想廓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当银行体系的内部改造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还需要通过加快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法治环境建设等，进一步巩固和深化金融改革的成果。

我们并不是在倡导一种机械式的阶段论，也不认为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之前，金融改革应该停顿。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任何单项的制度都只是整个制度环境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要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应的制度来协调和配套。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某些体制的改革“超前”或“滞后”都可能造成无效率的结果，这是转轨经济体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单纯地沿着诸如股权结构分散化等微观层面的改革来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问题，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但是，坦率地讲，银行体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跟踪监测、研究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地区普遍面临经济衰退、财政吃紧、企业盈利下滑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几年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趋势未来能否维持，这个问题可能不容乐观。

警惕新增信贷“亲政府化”

CBN：2008年11月以来，在政策的指引下，银行体系投放了巨额信贷。很多声音担忧这些信贷的决策，更担心在未来会不会产生巨额的不良资产。

李扬：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银行信贷大幅增长。现在看来，这些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于扭转经济持续加速下滑的趋势，对于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从去年11月份以来新增信贷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在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新增信贷“亲政府化”风险；二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同时也关系到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复苏进程，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是息息相关。

CBN：当前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中主要靠政府主导项目投资，而政府主导项目离不开信贷的支持。这是不是就是你提及的“信贷的亲政府化”？

李扬：是的。毫无疑问，当前各地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投资计划，以及新增信贷剧增并且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基建工程项目的现象，依然是这个体制背景下的产物。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央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对地方投资冲动的监管力度必定会大大低于经济繁荣时期。这就使地方政府比较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然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行政影响力，吸纳金融资源。

问题在于，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央和地方之间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但是可以预计，一旦经济复苏的进程开始明朗化，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和中央宏观调控的压力仍将逐步显现。

应当看到，这种“银政合作”模式与当前经济衰退和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然而，一旦经济有效复苏且进入正常增长的路径，这种在经济衰退时期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短暂“和谐”关系可能遇到新的挑战，未来新一轮方向相反的宏观调控，可能再次将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银行呆坏账风险提到我们面前。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启，可谓前车之鉴。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体制症结

CBN：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小企业贷款难。这是个老问题，而在危机之下显得更为突出。

李扬：应当承认，在经济下滑过程中，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粗略估计，今年1~4月累计新增的5.17亿元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的增加额度约占5%，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10%。

这种状况，仍然可以归因于贷款的“亲政府化”。尽管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实行“政企分开”、“减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等等，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近年来似乎有愈益增强之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资源等要素的分配及其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政府事实上就掌握了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

在这样的体制下，金融必然要依附行政权力，金融资源的配置必然要服从于政府行政的导向。但是，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另一面。客观地说，在现有体制、机制和融资技术下，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要高于对大企业和大项目的风险。因此，如果我们听任市场机制来左右信贷资源的配置，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为困难，金融生态环境可能更为恶化。因此，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我们可能还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关注。

CBN：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排除政府对金融运行的干预，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政府对诸如中小企业融资之类的问题给予某些支持，这不是矛盾吗？

李扬：是存在矛盾，而这正是问题的复杂之处。

过去我们研究中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关注的重点确实在于如何让金融业的运行摆脱政府的不当干预。应当说，近年来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与这种努力密切相关。